【英国《泰晤士报》四月二十二日文章】题：中国：人口副题：是结束婴儿出生率猛增的时候了（作者：墨尔本拉特罗布大学教授斯·弗雷泽）
中国于一九八○年十二月四日公布的新宪法明确宣布，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新宪法还指出：“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中国是在国家宪法中如此明确地强调和推行节制生育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从中国刚公布的最新的一次人口调查结果来看，它这样做是不奇怪的。
这次人口调查的数字表明，如果每个农民家庭仍然想生三个孩子，那么到本世纪末，中国大陆上目前的十亿零八百多万人口将会增加到十四亿。
根据最新的人口统计资料，预计在九十年代之前每年都有多达一千三百多万对青年男女结婚。现在中国人口的近百分之六十五都是在三十岁以下的进入婚龄的青年男女。
除非说服大部分年轻的育龄妇女，让她们只生一个孩子，否则在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还可能出现一次婴儿出生率猛增的情况。
估计中国在一九八三年以及此后几年中，每年增加的人口都将为一千五百万。但计划人员认为，要达到到二○○○年使人口控制在十二亿这个目标，在今后十七年中每年
增加的人口必须保持在一一千万到一千一百万左右或低于此数目。
迄今为止，全中国有大约一千六百万对夫妇保证只生一个孩子，据报道有大约一亿对育龄夫妇积极地采用避孕措施。但是中国负责计划生育的官员及人口统计学家认为，如果要达到政府为二○○○年所制定的目标的话，至少需要有五千万对年轻的育龄夫妇保证只生一个孩子，二亿对夫妇采取避孕措施。中国已宣布了短期目标：到一九八五年，人口的年增长率将从目前的百分之一点四降低到大约百分之一点二，到一九九○年将降低到不到百分之一。
一些农民显然不准备从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可得到奖励这种把握性不大的一套金钱刺激办法中得到好处。
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如果它要促进农业上的生产责任制并达到使家庭人口大为减少的目的，政府就需要采取大量的积极措施，而不是实行大规模干预的惩罚性措施。据估计，农村大多数家庭仍然要三个孩子。直到最近，由于中国还没有一批能够进行调查并能在研究计划、通盘考虑及进行估价方面搞试验的人口统计人员，所以在人口统计方面没有人能提出可靠和准确的建议。
中国一九八二年人口调查结果的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中国将制定较健全、较可靠和较切合实际的社会与人口统计政策。
如果原先在国家人口方面制定的目标过高，不合理，那当然有必要降低。
【英国《经济学家》四月二十三日文章】题：复苏经济游戏
三年多来，人们一直预测经济会复苏，但是三年多过去了，始终没有出现他们预测的那种情况，现在，经济复苏已经开始到来了。人们对此感到大为宽慰，以致某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说这一功劳该归他们了。他们这样说是不明智的，因为尽管美国在猛力发展，英国也是如此，但是日本和欧洲大陆还根本没有起色。更重要的是，在较长的时期持乐观态度的理由还仍然是不充分的。政治领导人应该看得更远一些，不要只看到周期性的复苏，而应该看到保持稳定的、持久的经济复苏需要做些什么。下个月在威廉斯堡举行的自由世界七个最重要国家领导人的首脑会议，看来也不大可能把他们的视野放远。有三件事妨碍了长期的复苏。实际利率太高，尤其是在美国，这使企业界对投资失去了兴趣。一个结果是，美元太坚挺了，这促使美国人采取保护主义态度并限制外国廉价商品的进口。第三，银行家和企业界人士担心，象巴西这样的借债过多的国家。如果发现自己很难从实行保护主义的国家搞到足够多的外汇的话，他们是无法还本付息的。美国降低利率也许并不能保证会有长时期的复苏，然而不实行低利率，复苏则根本不可能。
由于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所以任何旨在实现经济复苏的国际政策都只有在说服人民相信通货膨胀不会再来从而使利率下降的情况下才会奏效。
【日本《朝日新闻》四月二十八日报道】题：八年来设备投资首次出现负增长。
四月二十七日，通产省汇总并向产业结构审议会产业资金部会报告了对主要民办企业一九八三年度设备投资计划调查的结果。根据这份报告，一九八三年度的计划投资总额，按施工标准计算为十
一万二千八百五十七亿日元。与一九八二年度的实际投资估计额相比，减少百分之一点二。这是自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的一九七五年以来，八年来设备投资首次低于上一年度的水平。
【合众国际社盐湖城四月二十三日电】（记者：拉·韦克利）一位犹他大学政治学教授说，向他提供富布赖特奖学金到中国从事两年的教学和研究，实现了他一生的宿愿。
肯特·莫里森说：“三十年来，到中国去就好象是到月球上去一样。派到那里去两年就好象是生命熄灭而升入天堂一样。”
莫里森现年四十二岁，他是根据富布赖特奖学金被选中第一批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教学与研究的两名美国政治学家中的一位。然而，他将是自四十年代以来第一位在中国的大学里教授政治学课程的人。
他说：“起初，人们对两国间暂停文化交流将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存在着一些担心和混乱。”
但是莫里森说：“最近澄清了这项禁令只限于文化和体育交流，不包括专业和学术交流。我们被告知，说我们将不受影响。”
莫里森按他所得到的富布赖特奖学金，将在中国南部的中山大学讲授一年时间的美国对外政策和比较政治学及国际政治课程。莫里森在中山大学的教学工作从今年八月开始，任期十二个月，任满后将到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并游览中国。
莫里森几年前在中国逗留了两周。他说，在这个国家整整呆两年的前景“使我登上了九重天。我是个中国迷。出于求知欲，我要作艰苦努力才会对这个制度有所了解。”
富布赖特奖学金是授予研究生和教师，资助他们到国外从事研究、学习和教学的。
（五月四日）
一七○六年英国、荷兰和神圣罗马帝国向法国宣战。
一八一四年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
一八六一年新西兰毛利族人再次起义。
一九三九年日本轰炸机轰炸中国重庆，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
一九四五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随着日本人的退却，缅甸的仰光被收复；在丹麦的德军投降。
一九七五年五十国代表在瑞士日内瓦开会，研究限制核武器扩散条约。
一九八二年阿根廷喷气战斗机发射导弹，在南大西洋的英国驱逐舰“谢菲尔德号”被击中起火，英国宣布，有三十名船员死亡。
（美联社）
【日本《读卖新闻》四月二十七日报道】题：台湾向“蒋以后”摇摆（记者：户张发自香港）
蒋经国总统健康情况恶化的消息正广为流传，在这种形势下，台湾国民党内的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对立重新激化起来。《龙旗》、《扫荡》等代表国民党领导机构内部保守派意向的政治评论杂志，一齐对党内改革派展开了批判。
保守派杂志点名批判的对象是总统府国策顾问、前监察委员陶百川和党中央常务委员、号称台湾发行量最大的《中国时报》的社长余纪忠两人。陶百川虽然是国民党元老，但他是积极地从事批判党的言论活动的改革派。余纪忠是长有反骨的新闻界人士，他具有强烈的反政权倾向。总之，他们都被以军、警为后盾的党内保守派视为眼中钉。
特别是余纪忠，由于他坚持独立自主的态度，批判国民党当局的政策，支持民主化和实行政治改革，受到台湾内外的高度评价。他无视当局的意向，报道反国民党势力的谈话和活动，得到好评。
当然，保守派企图打倒的人并不只是他们两人。
他们有这样一种策略：通过排除他们两人，向最近势力有明显增强的党内改革派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以有利于争夺接班人。譬如，《龙旗》四月号在刊头位置刊登了一篇社论，严厉批判了行政部门和国民党内的“美国式民主主义的信奉者”。
看来，这篇社论无疑是针对以国民党副秘书长陈履安、外交部副部长钱复、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主任魏镛、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任关中、交通部长连战、经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孙震和行政院新闻局长宋楚瑜等留学美国的人为中心的党内改革派的。
香港有这样一种看法：预定上月底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大会至今尚未举行，其最大原因是由于存在着这种党内的保革对立。改革派虽然对保守派的批判攻势保持沉默，但是，正在美国治病的核心人物余纪忠十一日突然从美国回到台湾。改革派今后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这个问题将作为台湾政局一个新的焦点突出起来。
【本刊讯】据香港报刊报道，近数月来，台湾军警特势力支持的《龙旗》杂志猛烈攻击《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骂他是“报霸”、“五脚怪兽”，脚踏“党内”、“党外”、“台独”、“中共”及“自由派”五条船，和中共“隔海唱和”，扯国民党后腿，等等。
台湾“国策顾问”陶百川二月十九日在台湾《自立晚报》撰文说：“我想到在纽约治疗眼疾的余纪忠先生。他近来碰到一些困扰，我是过来人，所以不胜悬念……我希望那些不太民主的行动能够结束”。
台湾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余纪忠，现年七十三岁，江苏武进人。他到台湾后，于一九五○年创办《征信新闻报》，一九六八年改名《中国时报》，自任董事长兼发行人。“一般传说是，余纪忠是蒋经国的朋友，以前没有人敢动余纪忠”。去年四、五月间，余纪忠搞到台湾“警总”决定围剿陶百川的计划，“因为余纪忠与陶百川有深厚的友谊，他决定不顾一切公布这个文件”。余纪忠的这一举动，“迫使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和其他党政军负责人向陶百川道歉”。因此，“台湾政界当时就传闻余纪忠遇到麻烦，中央常务委员保不住了等”。
去年十月十七日，《中国时报》因独家率先报道反动作家索尔仁尼琴到台湾活动的消息。被台湾中央社、《中央日报》等十六家报纸发表联合声明进行围攻。同年十一月五日，台湾《龙旗》杂志发表题为《这位中常委——从围剿报霸说起》的文章说：“我们希望国民党的中央评议委员们、中央委员们……郑重地研究一下余纪忠这位中常委……是否可以考虑罢免他？”该杂志还以《我所知道的余纪忠》为题开展特别征文活动，“把余纪忠个人和时报三十年历史上龌龊事儿，抖出了不少”。该刊今年二月号又发表文章，大骂余纪忠是“害群之马”，“公然违背”蒋经国的讲话，和中共“隔海唱和”，并“建议党中央，对于那些首尾两端、傲岸不驯，时而反党误国的不肖党员，应当作严肃处理。”
目前这场斗争尚在发展中。港刊认为台湾当局此举“是国民党整肃斗争的一个信号。”（刘茂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