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报》九月十一日文章】昨天，中国共产党十二大选举了中央委员会。正象所预料的，人们谴责了文化革命，并继续奉行务实的政策。大会修改了党章，确认了现行路线。
文化革命只重视思想建设，邓体制则注重国家的发展。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中国要拥有现代化的有效的经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采取过去被排斥的办法：利用外资、同资本主义国家往来、合理地管理企业。因此在经济方面，可以说中国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邓为中国提出了新的方针，在这种新的方针下，意识形态已不占绝对地位了。
在邓的领导下，中国现在呈现出一片平静而安定的景象。毛以后的中国已确定了宏伟的目标。未来将会告诉我们它是否能达到这些目标。
【比利时《自由比利时报》九月十一日文章】题：中国：周恩来的真正遗产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结束了。实际上，这是邓小平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力进行的长期政治战役的令人满意的结果。邓小平的主张最终占了优势。但也应该把代表大会取得的成果看成是前总理周恩来遗产的成果。
在狂风席卷整个中国大地时，周恩来岿然不动。他在晚年时，仍保持着清醒头脑，努力使一些本不应该离开政治舞台第一线的人回到了第一线。由于组成了以他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企图动摇党的领导的极“左派”分子的最后几跳才被制服。今天，看来事情已正式走上了正轨。
此外，人们有充分理由认为，邓小平的主要政治功业已经完成。他在维护政权的基础的同时，使政权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纠缠。他继承周恩来作法，打开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大门，使中国同西欧、美国和日本进行正常的对话。他现在领导着“贤人委员会”，可以从容不迫地考虑未来的事情了。
【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九月十三日社论】题：中国的新道路
邓先生实现了他所希望的东西，通过了一个新党章，建立了一个集体领导班子。
大体上说，看来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大概都会欢迎邓先生的成就，因为一个有十亿人民的国家的和平和稳定必然到处都是重要的。在中国本身，现在有了为提高经济效率发动统一的、坚定不移的运动的前景，目的是要满足人民的需要，人民忍受的困苦太多，时间也太长了。而且还出现了这样一个前景，那就是：法律将会更加重要。
党进行了改组，新党章规定了党的结构，进行了认真的尝试来把党政分开，并使人民相信党政确实分开了。
毛所鼓动的革命动乱确实是过去了，但是自然界的压力将足以使中国受到十分严峻的考验。因此，这个国家最大的实力大概还在于它的人民自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所得到的经验——期望、失望、受苦受难。
现在终于使他们的希望有了坚实的基础，即使只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制度和他们的领导人变成较为现实主义这一点。例如，胡耀邦上周对党代会说，“生活水平的提高只能靠努力发展生产。”对于一个有耐心的人民来说这是真诚的忠告。
【土耳其《自由报》九月六日文章】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努力为这个国家制定了建立一种崭新的领导体制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主席胡耀邦反对个人领导和“个人崇拜”的作法，他在会上强调党的领导应实行“集体领导”制，并宣布说将取消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
他长时间以来反对在国内挂自己的像和把自己抬高为领袖。他说，“我并不是超人一等的一个人，像每个人一样我也是由骨头和肉组成的一个人”。
胡指出，为了能够建成年轻班子，在中央和地方将成立顾问委员会。他说，由于成立了顾问委员会，党将由较年轻和受过较高等教育的领导人领导，党将进一步年轻化。
【法国《晨报》九月十日文章】题：法国在亚洲的愿望（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多米尼克·比尔）
路易·梅尔马兹感到满意：他刚刚结束的对中国的访问使人推测到法国要和这个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人们当时认为，这次访问主要是礼节性的，但却完全是政治性的。
中国人接待的不仅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法国国民议会议长，他们接待的是法国第三号人物，一位密特朗的忠实朋友。
在中国，举动和讲话都是重要的，但最不能使人弄错的迹象是：路易·梅尔马兹受到了被所有的观察家认为是“异乎寻常”的接待。由于对外关系部长谢松七月份的访问，法国同中国的关系大大改善了。
路易·梅尔马兹的访问证实了这样一种倾向，这不是偶然的。似乎愿意选择一种开放政策的中国人认为法国是能使中国的对外关系多样化的对话者。他们在经济方面也对法国有所求：高级工艺设备、核电站、直升飞机，特别是幻影二○○○型飞机（虽然双方还没有正式讨论购买幻影飞机的问题），法国是不大容易满足这些希望的，因为向中国提供武器会引起国际性的问题。
路易·梅尔马兹充当了信使。法国政府打算适当地重新采取戴高乐将军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时采取的步骤：同不依附于两个集团的潜在大国建立联系，介入北京、华盛顿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在法国看来，这是参与梅尔马兹称之为的有利于和平、独立、力量平衡和南—北对话的“全球政策”的一种方式。
梅尔马兹对新华社发表了一次谈话，他说：“法国对世界的这一地区（印度支那）没有任何企图。但一旦人们需要我们，我们也不会推辞。”这再次表明，法国梦想在微妙的外交形势中起积极的作用，就象它在黎巴嫩所作的那样。
【英国《新社会主义者》双月刊九、十月份一期文章】题：中国：走向未来的长征（作者：杰弗里·古德曼）
我这次再去中国，简直认不出我十年前所见的中国了。
变化是令人吃惊的，而且变化仍在进行之中。中国仍然是一个处在巨大变革中的国家。
诚然，任务是巨大的。
中国政府和党的领导人也没有低估这一点。他们的坦率是令人吃惊的。他们请“外国朋友”对中国目前的生活进行分析、提出意见。
现在，工会再次作为正式机构开始活动了。
工会是以行业为单位组织起来的，但是，真正的权力看来掌握在省级工会的手中。
中国为了解决严重的青年待业问题，正在鼓励青年人自谋职业，开办小型企业或合作社，这是一种自己动手创造就业机会的计划。
中国无意掩盖或缩小存在于“待业”这一问题之中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事实上，我们由此看到共产党社会公开而老老实实地承认存在着这种问题，而且没有什么迅速、简单和立竿见影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还有一些其它的事例来说明这种坦率态度。
经济改革是头等重要的主题，其中包括克服官僚主义，实行物质刺激和大力消除过去喊口号的做法。
不论在中国什么地方，人们都可以感觉到一种努力求上进的新精神。
同时，生活水平在逐渐提高，到处是一派进行紧张建设的景象，修起了公寓、工厂、公路、医院、学校。
气氛是热烈的，但是人们的要求也提高了。十年前，每个家庭优先考虑的三大件是缝纫机、自行车和半导体收音机。今天，优先考虑的东西是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甚至是盒式录音机。
电视文化生活已开始在中国普及——但仍是黑白电视，然而从大城市的商店橱窗中的陈列品来判断，用彩色电视机的日子已不太远了。广告在每天晚上的电视节目中占有固定的时间，在边远地区现在也能看到小型电视机Ｊ。
中国城市中的高层公寓取代老式的共同生活住宅的做法是成问题的。尽管物质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有了改善，但是，现代化的高层住房所带来的大家庭的解体终将带来一大堆新的社会问题。
人们还普遍地认识不到，中国的国土虽然广阔，但相对地说却仍然是未开垦的。中国土地的五分之四是山区、开阔草原和沙漠。中国政府的任务是确保用占世界上可耕地的百分之七的土地来供养占人类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
今天，中国继续同坏的传统观念作斗争，同几百年来遗留的玩忽职守与落后现象作斗争。目前领导层的雄心是使中国摆脱落后，使这个国家走上以现代化技术为基础的道路，而不牺牲中国人的独特性。
【香港《大公报》八月二十四日报道】题：中英合作电视片《中国人》在加紧拍摄
据悉由香港天龙影业公司、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社及两家英资公司合作拍摄的《中国人》剧集，如今已拍了四集（全剧共十集）。外景队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这个剧将于一九八三年拍竣，八四年在全世界播出。目前英国一家电视台已获得在英的播映权，日本方面亦极力争取播映权，香港两家电视台——「丽的」和「无线」也有此要求。该剧制作费是四百万英镑。导演和摄影均是英国人，冲印及剪接工作亦在英国进行。
《中国人》并非像一般描述中国山河景色之类的纪录片，它讲述中国文化、法制、民生等问题，例如他们就曾在南京拍摄到一桩民事案审讯过程，资料颇为珍贵。
【智利《信使报》九月十三日评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表明，中国政府将按照以前确定的方针加紧该国的现代化建设，对外保持开放，但是提防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
在过去五年中，人民共和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在政治上恢复了名誉。他加强了对国家事务进行集体领导的思想。
邓实行了“实事求是”的论点。这意味着摒弃一切无用的教条主义。
在经济方面，邓对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军队——给以强有力的推动，使中国向外国的投资、技术和市场打开大门。
中国共产党今后将实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党章，还通过任命新的最高领导机构对共产党进行彻底的改革。
【日本《朝日新闻》九月十三日社论】题：中国向“工作的党”转变
从“战斗的党”向“工作的党”大转变——如果要评论相隔五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话，是否可以这样说呢？
尤其是，新党章指出，阶级斗争今后即使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它也已不是中国的主要矛盾，毋宁说落后的生产力是主要的矛盾。
近几年来，农业政策发生变化，奖励因地制宜地种植农作物等，大幅度承认自主性。结果，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因为只要劳动就能致富。
致力于现代化建设，是与提高十亿人民的生活紧密相联的。从我们邻国来看，这一方向是极好的。
可是，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人口问题，比较富裕的沿海地区和穷乡僻壤地区不平衡，技术人员和专家的不足，这些必须解决的课题却堆积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