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有两种缓和概念，即精明强硬的缓和和愚蠢软弱的缓和；精明强硬的缓和建立在军备力量和意志力量的基础上，足以削弱苏联讹诈的威胁
【美国《纽约时报》八月十八日文章】题：精明强硬的缓和（作者：尼克松）
（原编者按：前总统尼克松最近完成了《领导人》一书，这是一部人物素描和回忆录。）
在西方应该怎样对付苏联的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真正的分歧由于人们对美国人借用的一个法国词“缓和”的理解大不相同而变得模糊起来。
关于缓和的争论已变得充满感情，以至于实质问题让位于词义的探究。
许多美国人认为，缓和已成为一个肮脏的词，几乎和姑息同义。而在大多数欧洲人看来，缓和是个褒义词。在他们看来，这个词描绘了七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的一个阶段，那时，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缓和了，贸易和联系都有增加，东欧的限制有所放宽，而最重要的是，核战争的危险减少了。
与此成对照的是，美国批评缓和的人对苏联最近十年里取得的所有进展感到十分恐惧。他们看到苏联取得了陆基核武器的优势，看到苏联扩大了对东南亚、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也门的控制、打入拉丁美洲，野蛮镇压阿富汗，残酷扑灭了波兰闪现的自由之光。他们说，这证明缓和失败了，而且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们说，苏联领导人撒谎、欺诈、巧取，并且一心想把他们的压迫制度强加于全世界。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说，唯一保险的办法是恢复美国的核优势，减少联系，设法从经济上扼住苏联的脖子。
这种论点没有抓住缓和的要点，错误地理解了历史，并将使西方在东西方斗争中丧失一些我们最有力的武器。
这个失败不是缓和的失败，而是美国政策制定人对缓和的处理失败了。
首先让我们弄清楚，什么是缓和，什么不是缓和。有两种缓和概念，我把它们叫作精明强硬的缓和，和愚蠢软弱的缓和。
从政策是使用实力的一个方式这个角度来说，愚蠢软弱的缓和——无可奈何地忧心如焚，软绵绵的，以仁爱求和平那种缓和——根本不是一种政策。我说的缓和，是指精明强硬的缓和：具有威慑作用的缓和。
这种缓和建立在军备力量和意志力量的基础上，足以减弱苏联讹诈的威胁，同时向苏联展示一种前景：表现好就奖赏，行为不端就惩罚，以此刺激苏联有所节制。愚蠢软弱的缓和——变相的姑息——由于使苏联扩张的代价减少，招引苏联进行扩张。而精明强硬的缓和提高了冒险行动的代价，从而促使俄国人进行谈判。
正如我们在七十年代初所做的那样，这种精明强硬的缓和是起作用的。在那一段期间，没有一个国家投入苏联阵营。在我们的压力下，苏联不再设法在古巴的西恩富戈斯建立核潜艇基地。一九七二年五月八日，在我与当时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进行第一次最高级会谈的前夕，我下令轰炸北越的海防并在那里布雷。那些不理解这种精明强硬的缓和的人认为，这会破坏最高级会谈。
他们错了。这加强了我的力量，并有助于为广泛地达成一致意见铺平道路。
这种精明强硬的缓和不是谈恋爱。它并不意味着我们和苏联意见一致。它反而意味着我们的意见有很大的分歧。它所提供的是一种手段，以便和平解决那些能够解决的分歧，并保留那些不能够解决的分歧。
我与苏联高级领导人的个人交往比任何其他一个美国总统都更广泛。我与勃列日涅夫举行了三次最高级会谈。
我们在公开场合彼此以笑脸相迎。我们有时在私下里亲亲热热。但是我们也激烈地讨价还价，我们谁也不期望对方完全出自善意放弃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我们认识到，我们两个国家陷入竞争之中，而我们两个人都决心保护他本国的利益。但是我们也认识到，我们两个国家享有某些共同的利益，这些共同的利益使得我们采取妥协的态度或者在越来越广泛的范围内解决我们互相争夺的利益，对我们双方都有利。
我们主要的共同利益是确保我们的分歧不把我们引入一场热战。
许多批评缓和的人往往认为在美国与苏联的关系中，一方获益会引起另一方相应的损失。认为一方只能在另一方付出代价的情况下获益。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考虑周到的对等的限制核武器的作法可以使双方获益。在严禁补贴、正常的做交易的基础上扩大贸易可以使双方获益。防止由于估计错误引起战争可以使双方获益。
从美国的观点看来，缓和还有一个好处：它不但是避免武装冲突的一种手段，而且还是使苏联在我们占压倒优势的领域里与我们较量的一种手段。
不管我们是否同意克劳斯威茨关于战争是政治关系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的论点，反正，在核时代，两个相互竞争的主要强国必须通过战争以外的手段进行竞争。这场竞争会继续下去。
我们越是退缩进行一种愤怒的冷战对峙，就越是使竞争下降到苏联力量最强的那些方面。克里姆林宫擅长的一件事是通过军事力量和恐怖策略运用野蛮的权力。
凡是在这种场地上进行的竞争，莫斯科总占优势。我们把竞争转移到其他场地，我们就占优势。
缓和是扩大竞争范围的一种手段：扩大接触，打开通向西方思想和西方影响的道路，编织在经济上互相依靠的网，从而提高苏联在越过可以接受的行为界线时所要付出的代价。那些要我们放弃缓和，恢复狭窄的对峙的批评者们所主张的是一种单方面解除武装：他们想要剥夺我们手中的许多效力最大的外交武器。
苏联有着严重的经济问题。看到这些问题，有些分析家认为我们只需在经济方面对俄国人施加压力，那个政权就会垮台，就会被一个不那么强暴的政权所取代。这是对历史的误解，也是对苏联独裁政权的性质的误解。
从缓和的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在既有积极的又有消极的刺激因素的复杂的情况下，苏联是会作出反应的。象它在七十年代早期所做的那样，它将节制它的行为。
西方必须恢复核军事均势，这样才不会受到苏联的核讹诈。
我们必须在苏联想要得到的商品的贸易与苏联的总的行为格局之间建立一种可靠的联系。
美苏每年举行最高级会议的做法也应该恢复。这可以增加对较低级别官员的压力，使他们每年在一定期限之前缩小分歧，从而增加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即使不达成任何重要的协议，定期召开最高级会议也有两个可贵的好处。第一，当两个主要国家的领导人相识的时候，由于估计错误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将减少。第二，举行最高级会议的时间的临近，这个事实的本身就有助于把苏联的冒险行动制止于未然。
我们可以把这称为和平的竞争。我们可以把这称为通过非军事的手段进行斗争。我们可以把这称为缓和。不管我们怎样称呼它，它比毫无结果的对抗或核冲突这两种选择都要好一些。
【法新社贝鲁特八月二十七日电】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珀西今天在这里与黎巴嫩当选总统杰马耶勒和即将离职的总统萨尔基斯举行了会谈。
这位共和党参议员是今天早晨抵达这里的。他在离开这里前往塞浦路斯之前说，他们讨论了杰马耶勒九月下旬接任总统时将会面临的“三个挑战性的任务”。珀西说，这三个任务是：“一，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二，使这个国家里的各政治派别实现和解；三，使黎巴嫩及早摆脱外国的军队”
【日本《读卖新闻》八月二十七日社论】题：教科书问题说明的政治素质
外交问题也许将因此而基本上得到解决，但不可设想，以这次问题为导火线而燃烧起来的对日本的不信任会简单地消除。
使教科书问题复杂化、给人以由于“外压”而修改记述内容的印象的首要责任，在于铃木首相。
第二个要负责的是文部省。把已成为国际常识的我国的“侵略”行为改成“侵入”、“进入”等，这不仅违反了作为政府之一员而应恪守日中、日韩两个联合声明的精神，而且掀起了亚洲的反对情绪。
我们也应该自戒。、不仅是教科书问题，在各个领域里，不是不知不觉地忘掉了因战争而给予别人的痛苦，装出了一幅经济大国的样子吗？不是有点者不起经济发展中国家的人吗？
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自己看不起自己。但是，不是应该不断地以对战争的反省为动力，重新认识建立了和平国家的“出发点”吗？
这次的事件给教育行政留下一个课题，这就是：现行的教科书审定制度及其运用方法正是引起这个事件的最大原因。
为了编写更公正更好的教科书，维护审定制度，使之充分地发挥作用，有必要重新研究这一制度及其运用办法。
要纠偏的审定的想法太过分了，文部省自己出了偏差，而且糟糕的是没有阻止这种偏差的机能，无视国内出现的批判，缺乏国际感觉，其结果不就发展成为重大的国际问题了吗？
【西德《法兰克福评论报》八月二十三日文章】题：改写日本的历史；副题：在教科书的争吵中爱国者将取胜，新右派预感到新时代的来临（克罗梅发自东京）
日本的爱国者总机构全日本爱国者团体会议，在它今年的政治原则纲领中说，“只有日本的天皇思想，即整个世界统一在一个屋顶之下，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幸福”。一九三一年，皇军就是在这个口号下进入满洲的，目的是实现其在日本武力统治下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的爱国者今天可以不加批判地又让过去的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重新抬头。但是，如果日本的历史书和社会学书籍把日本对亚洲的进攻写作入侵的话，爱国者要大发雷霆。文部省不久前也让人用象“向前推进”和“驻扎”来代替“入侵”和“军队结集”这些不体面的字眼。这件事现在使东京卷入了一场与其邻国的“激烈争执”之中，也卷入了一个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的危机之中。
几个星期来，这个题目成了日本报纸每天的头条新闻。这是浇在日本右派磨盘上的水。在十二个主要的右派组织中，有十一家主张教科书采用这种民族主义的新提法。它们都主张修改宪法，目的是使天皇这个现今的“民族的象征”重新成为传统的国家元首。他们主张扩军备战，原子武装和反对和平运动。
“教科书争端”出现的时间同新右派的破坏活动几乎一样长。在两年前议会中的左派党遭到毁灭性的失败之后，新右派预感到了新时代的来临。他们有八百四十九个组织，总共有十二万名登记在册的积极分子。今年上半年，他们的犯罪率比去年同期高一倍。
【共同社东京八月二十七日电】题：文部省局长答辩说，九月中旬召开审议会
文部省的初等中等教育局局长二十七日在众院文教委员会会议上就审定教科书问题说，接受政府在二十六日发表的见解后，将于九月中旬召开教学用图书调查审议会会议，以求为提前修改审定日期和纠正教科书的记述而修改审定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