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末，日本自己承认，它在工业技术上比世界先进水平落后大约二十年。今天，它已基本赶上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美欧国家。日本为什么能如此迅速地赶超欧美国家呢？这是因为它积极地大量地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日本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上采取了一项根本性的正确的方针，这就是把引进技术尽快地“国产化”，用日本人常说的口号是“一号机引进，二号机国产，三号机出口”。
把新产品和新的生产技术“国产化”，是日本政府和民间企业至今还在执行的一项根本方针和战略。
日本在引进技术的类型上，五十年代多是成套设备或现成的机器，如原子能发电设备、热（冷）轧带钢机，大容量发电机等。六十年代以后，则偏重于技术专利、技术情报乃至基础性的科研成果。但是，不管那种技术的引进，其主要目的都是要掌握自力制造新产品、新设备的技术能力，而不是单纯靠引进设备来增强生产能力和产量。这样做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引进的设备多么先进，寿命终究有限，如果不能掌握制造新产品、新设备的技术，那么若干年之后，必须重新引进，到头来还是无法自立，摆脱不了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日本为实现引进技术的“国产化”而采取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在这方面，各企业有着充分的“自主权”。佳能、旭光学、欧林巴斯等几家照相机厂，以“莱卡”等世界名牌产品为楷模，进行分解、分析、研究、仿制、改进，最后赶超了先进水平。这类企业不在少数。还有许多企业抱着明确的目的，选择世界上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作为合作对象，建立合资经营企业，在合办企业的过程中，不仅学到对方的先进技术，最后还把合办企业“日本化”。更多的企业当然还是通过引进技术专利或进行技术合作把外国的先进工业技术学到手。
各企业分头引进国外技术，容易被外商高价勒索。这在日本也是有过教训的。六十年代初，东丽、三菱人造丝和东洋纺织三家公司竞相从意大利的蒙特卡其尼公司引进聚丙烯生产技术，另有两个厂家从美国引进这项技术专利。结果都被迫付出了高价。
因此，日本后来便出现了一种“联合研究开发”方式。早的如一九五五年日本广播协会和东京电气化学工业公司联合研制国产广播用磁带，一九六二年富士通、日本电气和冲电气三家公司组成“电子计算机技术研究组合”，近的如一九七五年新日本制铁公司和三井造船公司联合研制从美国引进的“烧结机冷凝器余热回收发电设备”等，都取得了又快又好的经济效果。目前不仅企业间的“联合研究开发”盛行，而且政府推进的大型工业技术研究项目也采取了“官民合作”或“官民学合作”的形式。
不少事例说明，在进行联合研究开发的“研究组合”中，参加企业要做到“同心协力”是不容易的。因为平时各企业之间在技术上是互相保密和封锁的，“同行是冤家”。但是，面临着强大的海外竞争对手，日本各企业产生了“吴越同舟”的共同意识，加之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在内部实行分工合作，即根据各自的特长，较公平地分担不同的研究开发课题，或者只就共同性的技术难关进行联合研究。因此，这种方式在日本基本上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初期的“国产化”产品，在质量和价格上都不如外国产品。这就需要不断地改进，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日本在实现“国产化”、掌握了新技术之后，总是力争生产出比国外同类产品更廉价、性能更好的东西来。六十年代以来在日本同美欧国家之间相继发生的造船、钢铁、化纤、彩色电视机、汽车和半导体等“贸易战争”便是很好的说明。
日本政府在促进国外技术的“国产化”方面采取的措施，除组织、资助企业的联合研究开发外，还有大力保护国内市场和鼓励使用“国产品”等。一九五○年制定的“外资法”，确有促进民间企业有效地引进、利用外资和技术的一面，但同时也有阻止外资无节制地涌进日本国内，挤垮民族工业的作用。毋宁说它的保护民族工业和国内市场的作用更大一些。当时，民间企业要从国外引进技术或搞合办企业，一律要报经通产省的主管局或日本银行审批，然后才能领取一定限额的外汇，对外汇的使用，控制很严。这种作法，避免了分散主义，也防止了项目重复和外汇的浪费，更主要地还是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在鼓励提倡使用“国产化”产品方面，有一个政府官员率先垂范的典型事例，这就是一九五四年十二月，鸠山内阁的通商产业相石桥湛三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了“今后各省（中央各部）买汽车，一律不买外国产品，要买国产车”的建议，得到了全体阁僚的赞同。在第一批国产“丰田牌”小轿车问世时，石桥购买了二十辆作为通产省的公用车。土光敏夫在就任东芝公司的总经理时，用国产的小轿车更换了前任乘坐的进口专车，也曾在日本传为美谈。
战后，在那大量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向外国学习的时代，日本国内同样存在着迷信外国、看不起自己的思潮。日本的实践证明，“国产化”政策可以振奋本国科技人员的精神，激化他们的积极性，充分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对于科学技术人员来说，“国产化”也就是一个刻苦钻研、反复进行试验的过程。只有不怕挫折和失败，付出巨大劳动，才能取得成功。
（张可喜）
【日本《产经新闻》七月二十二日报道】题：基本米价提高百分之一点一
围绕着迟迟难以解决的一九八二年米价问题，政府和自民党进行的政治交涉，终于在二十二日清晨取得了这样的结果：将政府收购价格的基本米价提高百分之一点一。这样一来，每六十公斤粳米合一万七千九百五十一日元，比去年提高了一百九十五日元。
提高基本米价将会对销售米价产生连锁反应。
昨日本版竖题“《亚洲华侨日报》”报道，应为“《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
五、《华北的恐怖 》
千万别以为南京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是例外的。自从去年夏季华北战事爆发以来，日军象在南京那样侵害平民的暴行，就普遍在许多地方发生了。
下面一封信是一个中立的外国人写的，叙述九月上旬到十一月中旬在山西境内的情形：
“我于九月初离开保定，赴山西的平定。保定已经遭受轰炸，两星期后日军占领了该城。
“十月下旬，我们这里和太原的交通已经断绝。二十五日，日本轰炸机从清晨到下午，一直在天空盘旋、轰炸，有的炸弹投到离城两英里的营房里，有许多炸弹落在火车站，车站已被炸毁。第二天，还没有破晓，四周响起枪炮声；早晨，我们看到尘土飞扬，硝烟弥漫。从窗口遥望，城墙上已插起太阳旗，接着日军蜂拥入城。从此以后，我们便在日军统治下生活了。
“二千多名中国难民麕集到我们的院子来，难民中有许多老弱妇孺。日军占领平定后，犯下了难以形容的罪行。日军穷凶极恶地搜索妇女。有一个人家，母亲病在炕上，不能动弹，把女儿藏在一个狭窄的木柜内。日军不仅白天到处寻找年轻姑娘，夜晚也要闯入平民家宅。那个姑娘在木柜内呼吸困难，饮食也成问题，就这样躲了两天两夜，才设法送到一个教会的收容所藏起来。我们得知有几百个妇女藏匿在附近的矿山里，其中一部分因走漏风声，便被日军拖走了。
“大队日军过境后，这里便成为日军的粮站和兵站，常有许多军队来来往往。从前线回来的军队在这里休整，便大肆奸淫掳掠。房子里只要有他们喜欢的东西，便随意拿走。我曾经看过几家民房，除了砖墙和弄得龌龊不堪的地面外，已一无所有。店铺和住宅一样，几经搜刮，已经空空如也。
“日本兵想要杀害什么人，就杀害什么人。任何人的衣服如果与军服有相似之处，就立遭枪杀。我知道有一个人因穿着灰色的内裤，便给日军杀死了。
“我在这个人间地狱里呆了几个星期，日军的暴行何止限于这个小县城内，同样的事情遍于中国其他广大地区，真令人不敢设想。……”
下面一封信叙述保定一带所发生的事情：
“最近几个星期，驻守此间的日军逐渐减少，大约不满两千人，但是城里一样不安宁。听说前两天有三个日本兵闯入一家民宅，把这家主人收藏的古玩和各种字画掠去。类似的事情，时有所闻。
“本星期初，我们派一个职员到附近的村庄办事。日本兵侵占了村庄上的几家民房。晚上他们常常去骚扰百姓，敲不开门就破门而入。那天，有一个老百姓因为交不出女人，触怒了日本兵，被活活打死。
“普通老百姓冬天用的燃料多半是树叶、谷秆等。日本兵却到处找木柴烧，散木用完了，便把门、窗、家具、农具乃至房屋的梁柱，都拆去当柴烧。收容所里的一妇女边讲边哭，她的一架织布机，也给日本兵拿去当柴烧了。她说：我是靠这架织布机谋生的啊！本地教会有一所三十年前修建的半西式房子，窗门精致，也被日军破坏了。门窗、镶板都被敲去当柴烧了。……”
一位美国教士向上海教会提出一个报告，名为《一九三八年二月的华北现状》，其中写道：
“二月十六日平津泰晤士报，刊登该报主笔潘纳尔写的《空前的混乱和无政府》一文，具体地叙述了平津一带的现状。凡是中国政府机关撤离的地方，已经有若干起而代之的新势力，这些势力大大加强了占领区内日军的困难。民间流传着许多故事，其中若干部分大可保存下来，成为新三国演义的材料。平汉路沿线的日军确已感到恐惧；保定的日本兵黄昏以后就不敢远离他们的营房。某县的驻军据说有三次被突击队所消灭。日军遭到打击，采取残暴的报复手段，用煤油或汽油烧死了许多老百姓。
“据一报告者称，他乘坐平汉路北行，看见铁路旁的一个村子，正烈焰沸腾。日本兵把村子团团围住，一见村子里有人逃出，就开枪射击。某国使馆人员也接到一个报告，据说，在那一带铁路附近的所有村庄，统统给日本兵焚毁了……。”
哥伦比亚广播网作了专题报道；专栏作家古德曼对日本改写教科书提出批评
【日本《朝日新闻》八月九日文章】题：教科书问题在美国也引起很大反响（特派记者小川发自华盛顿）
日本审定历史教科书的问题也引起了美国宣传界的极大关注。哥伦比亚广播网在八日下午六时的新闻节目中，播放了日本在中国的残暴行为的照片，进行了专题报道。
哥伦比亚广播网的星期日专题以《日本篡改历史》为题，报道了（日本）根据文部省的指示修改教科书，遭到中国和韩国的严重抗议的情况。电视报道了当年拍下的黑白照片：日本兵活埋中国人和中国小孩；日本兵用枪对准坐在土坑前面的中国人的后脑勺进行射击，尸体随着枪声滚进坑里。
这个专题报道也介绍了对韩国和中国普通市民的采访。一位中国人向观众说：“日本企图复活军国主义。”
对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美国主要报纸派驻东京的特派记者早就进行过报道。不过，自从因中国和韩国提出抗议而发展为外交问题以来，报道越来越频繁，而且，最近，专栏作家对这一问题也开始表示关心。比如同《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五百家报纸订了特别合同的埃伦·古德曼女士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日本教育它的孩子们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帝国航空队“前进到”珍珠港，那么，美国人会如何考虑呢？这位专栏女作家对中国和韩国的反应表示同情。
她的结论是：“并不是要后代继承其父母或祖父母的罪孽。但是，其后代必须了解这些罪孽。这是永久的唯一的赎罪方式。”她对日本改写教科书进行了批评。
美国没有全国性报纸，电视和专栏作家的报道对一般市民所产生的影响比报纸的影响要大得多。电视和专栏作家开始从正面报道教科书问题，意味着修改教科书的问题已成为美国家庭议论的话题。
【埃菲社马德里八月五日电】题：日本激怒了它的邻国
目前，日本、中国和南朝鲜就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展开的一场争论，正变得更为激烈和成为一种外交上的敏感问题。
这件事，不仅激起了中国和南朝鲜的抗议，而且也引起北朝鲜、台湾、香港和菲律宾的强烈反响。
中国和南朝鲜政府均以外交途径提出正式抗议，要求日本当局修改目前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以便使现在的提法符合历史事实。象菲律宾这样的一些国家，都已表示它们担心日本在美国的促动下加强其国防能力。“历史教科书”事件可能扩大它们的这种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