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朝日新闻》八月十日报道】题：中国再次重视第三世界，也有牵制日美的目的（记者：田所发自北京）
继由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冷却了美中关系之后，由于教科书问题，日中政治关系也产生了摩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方面表示继续推行意味着接受日美对现代化建设合作的对外开放政策，另一方面提出重视同日美以外的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这是立足于保持发达国家集团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均衡上争取开展自主外交。
在九月举行党代会之前，中国将开展活跃的招待外交。
中国领导人在对外国首脑的发言中再次强调重视第三世界。
在一个时期内，令人感到中国把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选择为现代化的伙伴。经过去年坎昆首脑会议和联合国秘书长选举之后，中国似乎又重新认识了作为第三世界的主要成员活动的份量和好处。
另一方面，邓小平会见弗雷泽总理时说：“我国打算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但是，也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同外国之间进行互利的经济技术合作。”表示，总管和日美多少有些摩擦，将继续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中国在最警惕苏联这一点上，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已不是象一段时间内那样，专门批判苏联。中国从置身于第三世界的立场出发，表示了不仅同苏联，而且也要同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进行较量的态度。
【法新社麦纳麦八月十日电】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今晚正式地、毫不含糊地证实，伊拉克放弃原定九月六日在巴格达举行不结盟国家第七次最高级会议
据在麦纳麦抄收到的伊拉克通讯社报道，伊拉克国家元首说，他建议在新德里举行这次会议，以维护不结盟运动的团结。由于伊朗—伊拉克战争，某些不结盟国家不同意选择巴格达举行会议。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会见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成员米亚托维奇时说，伊拉克准备参加最高级会议，“那怕会议在伊朗举行”。
他还说，伊拉克“拒绝成为不结盟运动分裂的原因”，因此“不再坚持在巴格达举行会议”。
伊拉克总统对他的南斯拉夫对话者说：“对伊拉克来说，重要的是会议能够在保证会议成功的条件下进行。”他还说，他准备到“不结盟国家选择的其他任何首都”去参加会议。
据伊拉克通讯社报道，萨达姆总统对米亚托维奇说，“尽管伊朗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但是如果不结盟国家作出决定，即使在伊朗举行这次最高级会议，伊拉克也将参加”。
他邀请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携带他们的国家元首的委托书，九月二日前来巴格达举行会议，以便作出最后决定。伊拉克国家元首指出，他的政府“将真诚地同他们合作和支持他们的决定”。
萨达姆总统强调指出，自一九七九年哈瓦那最高级会议选定巴格达以来，伊拉克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并且通过削减国家防御伊朗侵略者的费用，“承担了（筹备这次会议的）费用”。他说，无论选择哪个首都举行会议，伊拉克“首先坚持使这次最高级会议获得成功”。
伊拉克通讯社指出，总统和米亚托维奇同意继续同不结盟国家磋商，谋求一项能够保证最高级会议成功的“适当的方案”。
【日本《每日新闻》八月十一日报道】题：政府和自民党人士为打开局面确定基本方针，发表政府声明谈「战争责任」
据政府、自民党人士十日晚透露，在教科书审定问题的对中国和对韩国谈判中，政府将以如下的基本方针去对待，求得两国的同意；这个基本方针是：（一）以政府声明的方式表明我国对于两国的战争责任．；（二）至于历史记述的具体处理，交由日本政府办，留有将来再订正的余地。
避免同两国的关系恶化的同时，谋求在不对我国的教科书审定制度作变更的范围内了结这个问题。
关于如何具体处理历史记述这一点，打算要坚决避而不作因为外国抗议而改变记述的事情。作为争取做到这一点的妥协方案，正在研究这样的方法，譬如到三年后的修订期补写对两国的战争责任等内容。
【路透社联合国七月二十七日电】据本社记者得到的一封信的副本说，孟加拉国呼吁不结盟运动领导人重新研究关于九月初在巴格达举行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计划。
这封由孟加拉国部长会议主席艾尔沙德中将签署的信提到了“由于伊朗—伊拉克冲突升级而日益加剧的危机”，说这场冲突不仅对和平构成威胁，而且危及这次首脑会议的召开。
这封措辞谨慎的信没有明确地说是推迟召开这次会议呢，还是改换地点。还向伊朗国家元首送了这封信的副本。
孟加拉国的一位高级外交官证实这封信是真的。他对本社记者说，这封信的目的是使会议延期举行，“直到局势比较有利时再召开”。
攻击巴解组织要对贝鲁特的违反停火事件负责声称他怀疑巴解组织是否真正代表巴勒斯坦人民
【法新社巴黎八月十日电】美国总统里根在《费加罗报》今天刊出的一篇对记者的谈话中，指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部队应该对贝鲁特的大部分违反停火的事件负责。
里根怀疑巴解组织在所谓破坏那么多次停火的时候是不是在故意挑衅。
他还怀疑巴解组织是否真正代表巴勒斯坦人。他说，迄今为止没有作任何努力去了解巴勒斯坦人的真正要求是什么。
里根提到，中东谈判中应该考虑巴勒斯坦人的真正愿望。他表示怀疑，建立国家的要求到底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要求，还是仅仅是巴解组织的要求。
【美联社波恩八月十日电】美国总统里根在这里刊出的一次接见记者的谈话中说，美国不打算同欧洲进行贸易战。
里根在对法国报纸《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中说，“所谓‘贸易战’的这一套说法完全是不真实的。”
里根说：“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丝毫也不打算中断或损坏我们同欧洲的极其重要的经济关系。”
在记者问到以色列出兵黎巴嫩的时候，里根说：“毫无疑问，以色列的这种报复”与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游击队所构成的威胁“是不相称的”。
里根说，即使游击队走了，“最大的问题”仍然存在，那就是：“分成不同集团，这在八年多以前把黎巴嫩搞得四分五裂必须促使它们重新联合起来。”
【共同社东京八月十日电】在北京举行的关于教科书问题的日中会谈，据文部省作为从外务省得到的联系而发表的情况说：
一、日本方面说明了审定制度，对此，中国方面重申了它的立场和要求；
二、会谈气氛是友好、认真、严肃的；
三、出席者是司长和局长。
【本刊讯】新加坡《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八月五日发表社论和评论，评日本篡改侵略史，分别摘要如下：
《星洲日报》：江崎特使的意外收获
江崎真澄及其一行人，这次是奉日本首相铃木善幸之命，向东盟国家解释日本的经济和贸易政策，而不是来解释教科书引起的问题。江崎率团此次南来，最大的“收获”不是在日本的对外经济和贸易政策方面取得有关国家的谅解，而是亲身体会到了各国人民对日本的疑惑和不信任程度。
问题似乎错综复杂，但实际上又很简单。错综复杂，原因是日本与亚洲国家不仅地理位置靠近，而且有过紧密繁杂的历史关系，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亚洲国家看着它富强，又身受它的欺凌、掠夺和侵略。亚洲人心目中，明治维新既是国家发奋图强的代义词，也是明抢暗夺、奸淫杀戮、殖民侵略的代名词。
七七卢沟桥事变、偷袭珍珠港事件、南京大屠杀惨案、昭南岛大检证等等，本来都是人证物证依然在的现代史的事实，当时或者后世的日本人，只要真心诚意表示悔过，保证洗心革面不跑回老路，而且以实际行动证明，没有人愿意在三十年后再追究既往。所以说，问题本来很简单，只要展示自己的真心诚意，既往可以一笔勾消。
不幸，日本人并非如此，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倾向显现于六十年代，三岛由纪夫的切腹“死谏”便是一个高潮。教科书问题其实也在那个时候显现，著名历史学家永三郎编撰的历史教科书不被文部省批准。他便援引宪法保护言论自由的条文指控政府，成为十年的教科书诉讼案。其实篡改历史教科书，只是长期国策的一部分，保守政权更大的目标还是和平宪法的废除。因为在军国和保守分子看来，和平宪法，自由民主思想，以及开明历史现都是被接受的外来产物，一旦时机成熟，就非加以抹去不可。
教科书的修改，固然是文部省对亚洲人民判断错误的结果，但显然也是旧势力在投石问路。
《南洋商报》：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为何阴魂不散日本文部省小川曾说，日本修改历史，是民间课本编写员的责任，而不是文部省的责任。这话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但是，要对日本的政治特征有所了解，才能清楚这句话的真正涵义。
战后始终掌握政权的是自民党。自民党有两个特征，一是它的财政是依靠大财团的支持，二是它的内部有很多派系。因为要靠大财团捐钱来从事政治活动，自民党就要听从大财团的话，在制定政策时，也要考虑大财团的利益。因为自民党内部有好多派系，而每一个派系的领袖都想当首相，因此就常常会争论不休，相持不下，于是只好推出一位各派系都能接受的领袖来当首相。自民党的这两大特征，就决定了日本政府的政策，有很大部分是根据财团的利益来制定的，也造成了日本首相只是个有名无实的人物，这是日本民主政治的一大特征。
日本国内，还有不少右翼组织，这些组织的人数并不太多，但是，他们提倡拥护天皇，提倡恢复军国主义的治国方式，他们还很巧妙地把索求北方领土和他们的政治主张结合起来。这些组织的领袖，有好多是大商人、大企业家，他们对自民党的派系领袖，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也是日本政治的另一特征。由于日本政治有上述的这两大特征，对日本政策的制定有很大影响力的，往往是大财团的首脑人物，而不是政权的掌握者，而军国主义思想既然还有人在传播，它是不容易在日本消散的。这么一看，我们应该可以了解，小川说日本修改历史不是教育部的责任，就不是胡说八道的。也因此，我们可以说，即使铃木善幸因修改历史事件而下台，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并不会从此就烟消云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