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料书籍并未化灰
关怀先父柳亚子的朋友，与研究南明史的学人，都知道他在九龙羿楼（用后羿射日典故）所收藏的好几百种南明史料，以及他所撰的南明史稿，都已在一九四一年底日军占领香港时遗失，像他自己所说的，成为“劫灰”。他在桂林时（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曾写了两篇文章：《还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与《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在《文学创作》（熊佛西编）上陆续发表，后来收入他的《怀旧集》。在第一篇文章内，他写道：“太平洋战事爆发，我仓皇渡海，一本书都没有带走。后来，港九沦陷，听说敌人占领了我的羿楼，作为他们什么报道部之类。又听说，把我的一切书籍和文件都烧掉了。”因此，他感慨地引了龚定庵的两句诗：“吴回一怒知天意，无复龙威禹穴心。”
其实，柳亚子所听到的消息，并不正确。在一九四二年香港被日军占领期间，他的南明书籍，非但未成灰烬，而且大部分还好好的保藏着，甚至美观地装潢在几套夹板中间，上面分别摩刻着他自己所题的书名。这可说是奇闻！却千真万确，有文章为证。九龙柯士甸道的住屋
事情是这样的：据王瑞丰撰《柳亚子南明史稿收藏记》所云，这一批文书在战争中“屡易藏主之后，仍安然无恙，更在一个故事化的经过中重整卷帙，妥为收藏起来”。原来，柳亚子在九龙柯士甸道租住的房子（一○七号二楼，王文作一一一号），在战争进行时曾住过几次日本军队，战事结束后，作为日本民政部情报班班长黑木清行的“官邸”。
此时，山东人王瑞丰，与说中国话带天津口音、从前是华北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的黑木，交了朋友。王瑞丰大概是新闻界人，因为黑木去找他，是为打听《大公报》张季鸾的消息，不知张氏已先一年作古。有一次，王瑞丰被邀去黑木的官邸（即当时为日本情报窝窟的羿楼）去吃晚饭，发现在客厅旁一间小室内，有一个满装书籍的玻璃书橱，上有双清馆主（何香凝）为柳非杞画的一幅梅花，下面有柳亚子题诗，因此，“意味”到这原是柳亚子的书斋。我想，这是睡房兼书室；柳非杞（并非本家）此时在重庆侨务委员会工作，这幅画可能是家父请廖夫人绘成后而尚未有便人带渝，因此与书橱内的南明史料一同沦陷在九龙。交际花将书籍随便送人
为了这个发现，据王瑞丰自己的叙述，他心头焦急万分，“坐卧不安，甚至形之梦寐”，专心设法，要把这一批珍贵的文稿拿出去收藏起来。某天，有一位辛子女士，先从黑木那里拿给他一份稿件，却是柳亚子自撰年谱。这更增强了他向黑木提出这个请求的决心。机会来到了，黑木当然不在乎这些中国人的东西，一口答应，让他先“拿一部分看看”。这一部分就是柳亚子所著的南明史稿，包括以文言及白话写的南明人物传，如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吴易（日生）传，吴志葵传，杨娥传等。此后，事情变得更为传奇化了。黑木在昔日的羿楼住不多久，在冥冥中中了后羿的神箭（这神话是我加上去的），忽然发起神经病来，离开港地，房子由他的至亲八木田代为管理。可是，这时候，羿楼中还住着一位香港著名的交际花、与黑木有“交往”的张莉莉；黑木走后，她那里热闹得“门庭如市”。那位交际花颇慷慨，把她认为不值钱的东西，如书籍字画，随便送人。这样，八木着急了，走去告诉王瑞丰，叫他把那里的书籍一并搬去。对于王瑞丰，这当然是求之不得。在八木的协助，与张莉莉“怒目之下”，王氏把羿楼中与南明史料有关的书籍，悉数“捆载而归”。存放在知已朋友处
王瑞丰在文内列举了好几种书稿，内有柳亚子以二十日抄写，十四日校勘完毕，有十数万言的清初温睿临著的《南疆逸史》（足本，五十六卷）。关于此书，柳亚子在《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文中，这样写着：“五十六卷本则是我离开上海以前从西谛先生（郑振铎）那儿借来亲自抄写的，还费了我二十天废寝忘餐的代价呢。现在，这两个本子（另一部为上海国光书局排印的四十四卷本）当然都毁灭了。”那里知道，当柳亚子在桂林写这篇文章时（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这些书都尚安全地存在香港呢！南明史料以外，王瑞丰还获得残余的半本“随笔”（另一半被“应急需”时撕去），不知是否即是曾在《笔谈》半月刊（茅盾主编，香港出版）上发表的《羿楼日扎》？那是一九四二年春天的事情。
王瑞丰把柳亚子所藏的这些南明书籍捆载回家后，如前面所说的，还花了几十元的日本军票，购制夹板，把它们整理装潢起来。
此后，他离开香港，无法带走这些沉重的书，临行时把它们存在一位“知己的朋友”家里。
隔了一、二年，在写这篇文章前，他曾从这位友人处得知这一批书籍仍安全在港的消息。乐观期待书稿可能出现
王瑞丰这篇文章，刊于上海出版的《古今半月刊》第五十五期，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六日，正值汪伪政权时代，未为学者注意，此后亦无人提及。所以，关于这件事情，家父及他的友人都不知悉，总以为他旧藏的南明史料，早在日军占领港九时成为劫灰。现在，根据王氏所述，至少在一九四四年时，这些书稿尚大部分安全无恙。至于以后的情形如何，有无特殊的事情发生，却无从知道。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绝望。我写本文的动机，旧事重提就是想借助于畅销各地的《大公报》盼它的读者，不论在香港、上海、山东，能指示我一条寻书的线索。
我更大的希望，当然是当事者如王瑞丰本人——那位妥为收藏史料，并盼望“原壁归赵”的热心人——他在港的知己朋友，或他们的家属，会看到这篇文字，并告诉我这些南明史稿仍完整保存的大好消息！虽然世变沧桑，但自一九四二至一九八二，亦不过四十个年头，谁知道这些宝贵的书稿——在政府与学人正从事整理文史古籍的时候——不会重新出现？我乐观地期待着。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美国加州孟乐公寓
（原载五月九日香港《大公报》）
【日《世界周报》八二年新年特大号文章】题：危机意识——日本发展的契机（作者：日兴调查中心社长：渡边省吾）
日本已成为一个很富裕的国家了。可以说无论从哪方面都不低于欧美的水平。眼下政治上安定，物价稳定，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百分之四至五（在先进国家中遥遥领先），国际收支方面出现大幅度的黑字，失业率不超过百分之二。
这种物质丰富和经济繁荣的局面能持久吗？据说，物质丰富能使人骄躁。难道日本的将来也不能一帆风顺么？
现在日本的情况良好，这多亏石油危机。第一次石油危机带来了物价的暴涨暴跌，用了三年的时间经济才从不景气状态恢复过来。但是，在渡过这次危机后的第二次石油冲击中，鉴于第一次危机的经验和教训，企业实现了合理化并加强了自身的力量，家庭开支也由于消费合理化而适应形势，劳资关系也由于工资有节制的增加而获协调。日本现在还存在的问题只是重建财政和行政改革了。
其他先进国家的情况都不理想，唯独日本的情况比较好，这是什么原因？在石油危机中最脆弱的日本，却拿出了最出色的对付危机的措施，这又是什么缘故？我认为，日本就是把危机化为转机，富于打开这种危机的能力。日本是单一的民族，人民的教育水平很高，言论自由，因之它容易形成一个意见统一的有组织的社会，成功地对付了危机。但象日本这样没有殖民地资源的小国，将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吗？物质丰富了，日本人的长处和优点会不会反而失掉呢？
我在前面说过，石油危机是现在繁荣的原因，这似乎是一种反论。可是想想看，第二次大战的失败给日本带来了一次很大的危机，之后，危机又多次袭击日本。我们每次都努力克服困难，创造出更好的局面。危机意识对日本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条件，难道不可以这样认识么？前途中的五个危机对于今后的日本，有发生危机的可能吗？有。第一，国防危机。自卫队的防卫力量肯定要随着经济成长而逐渐充实。但是，正象瑞士那样，专守防卫的军事力量永远存在着危机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现在日本的和平宪法具有使日本人永远存在危机意识的作用。第二，资源危机。能源、粮食等的大部分必须依靠海外进口的日本，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将不断遭遇危机。但是，这些危机将给日本的技术开发和技术援助等国际合作的进展起很大的触媒作用。第三
，贸易危机。目前日本同欧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相当深刻，可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日本既以贸易立国，遂永久具有跟外国摩擦的可能。而且，不仅同先进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也有摩擦。日本既然主张自由贸易，开放市场，这样，没有竞争能力的产业就不免遭到严重危机，为了对付危机，就必须进一步发展日本产业。第四，文化危机。这样说也可能不合适，这主要是指日本人在国际上的形象有日趋不佳的可能。有的曾公开地说，即使日本人成了难民，我们一个人也不救；有的讽刺日本人是挤在兔笼里拼命干的人；有的以关税壁垒为例，谴责日本人度量狭小、态度狡猾等等。日本象一名学习成绩好、可又人缘极差的学生，讨人厌恶，这也是一种危机。
最后是灾害危机。这种危机在整个日本都有发生的可能。其中最大的是地震。而且据说地震是一定会发生的，日本将遭受很大的损失。可是也可能以此为转机，将重建新体制、新城市吧。象日本这样拥有一亿多人口、土地狭小、资源贫乏、自然条件不好的国家，如果想达到物质极大丰富，又能不断发展，那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就是：要不断地面临危机，而不失掉坚强的克服危机的智慧和活力。为此，在国内，保持高的教育水平和维持开放的竞争社会是必要的。
【美联社罗马五月一日电】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批准了用于十八个国家二十一项发展计划的二亿八千六百五十万美元的粮食援助。
这二十一项发展计划包括：改善菲律宾的卫生和农村饮水状况，安排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的农村居民点。其他计划包括：中国的渔业发展和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农村发展。
世界粮食计划署拨出一亿一千七百二十万美元用于埃塞俄比亚、叙利亚和中国的造林和水土保持。该计划署将支出三千四百七十万美元来援助摩洛哥、莫桑比克和尼泊尔的三项发展制酪业计划。
【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四月二十日文章】题：日本时装工业前景光明
当前日本时装工业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维持地位于不坠。对大公司而言，虽然消费支出增加的可能很渺茫，但大公司在融资、行销和设计上都高人一等，仍可保持坚强的地位。而且多数成衣业分析家认为，今后大公司会越变越大，销售额、利润率和市场占有率会稳定上升。若干分析家认为，日本成衣厂商有意在世界时装市场上，争取一席之地。
当然这种境界还算言之过早，除了三阳商会之外，日本时装出口的数量仍属有限。
日本不重视东南亚市场，也不打算在外国设厂，为的是有汇率波动、劳工成本上升和品质控制的问题，日本最大的时装公司名望会社预测说，该会社主要的力量会留在日本本土。
根据野村证券公司估计，以批发价计算，日本时装市场年销售高达二百一十亿美元，即使是最大的名望会社，占有率也不到百分之五。所以业者大有开拓余地。野村综合研究所也预测，四月一日起的本会计年度里，十一家“时装”厂商的利润会增加百分之十一，而成衣整体销售成长率为百分之五出头。对名望、樫山、东京时装、三阳等大公司而言，情势发展相当有利，一般说来，大公司在服装制作上，都依赖卫星工厂和子公司，而在财务和产量上予以严格控制，近年来，大公司越来越善于发展畅销的新产品，在全国性销售网和广告的利用上，也越来越有技巧。
大公司跟零售商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他们跟百货公司有合约关系，所以指派专人，驻在百货公司，担任促销、评估消费者反应和控制存货的工作。
在所有时装厂商中，以进步牌著称的樫山会社的业绩最为平衡，在二月底截止的一年内，该会社销售额为一千七百二十亿日圆，比上年度增加百分之十五，利润增为六十七亿日圆，比上年度成长百分之十一，樫山的业绩半数来自男装，半数来自女装和童装。樫山在日益衰退的和服销售上，也有相当良好的成绩。近年来，业者都认为，最有成长潜力的部门是运动服饰，根据电通会社的估计，去年服装广告费用激增百分之二十三，是各行各业广告支出中，增幅最大的，而其中大多数都用在促销新品牌运动服饰。
多数分析家预测，今年业者的业绩仍将相当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