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穆斯林报》三月十九日文章】题：来自中国的文化使者（作者：哈桑·哈比卜）
中国负有盛名的歌舞团之一——中国东方歌舞团，即将结束它在巴基斯坦为期三周的精采演出。这个由四十位技艺超群的艺术家组成的文艺团体，在卡拉奇、拉合尔、白沙瓦和伊斯兰堡的演出，使观众叹为观止。来访的这个艺术团，作为他们伟大国家的文化使者，在扣动我国人民的心弦和建立新的友谊纽带方面，是其他官方的、非官方的或外交团体所无法比拟的。
该团在拉合尔时，我两次观看了他们的演出。第二天演出前，我很荣幸地有机会到后台拜访了团长王昆女士，并同她交谈了约四十五分钟。
在与王女士的交谈中，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中国高度重视文化活动，并大力组织和开展这些活动。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文化对发展和表现中国的国格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与其他国家增进友谊的一种手段。
第二个印象是中国严肃认真地对待其文化事务。在中国，从事文艺工作的人都有高度的专业思想和经过严格训练。决策者，组织者和表演者都是能够胜任工作的专业人员。
该团是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于一九六二年成立的。周总理希望它学习亚非拉的歌舞并介绍给中国人民。这是增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同情的独到方式。
目前，该团拥有约二百五十名团员，他们丰富多采的剧目，包括三大洲的二十几个国家（从亚洲、非洲到拉丁美洲）的歌舞。这些节目有的是在国外演出时学到的，有的是在外国文艺团体访华时学到的。这种友好的交往传播了各国人民的歌舞。
该团还组织一些专门小组到其他国家去研究那儿的歌舞。他们的精湛技艺和维妙维肖的表演，在这次访问巴基斯坦时演出的巴基斯坦歌舞中得到了证实。
中国人在舞蹈、音乐方面的才能并非局限在只向亚非拉学习，他们在学习西方音乐和舞蹈方面也具有同样的天才。
总之，中国是文化活动的理想之地，它所取得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
【美联社北京三月二十五日电】（记者：菲尔
·布朗）美国乐队指挥戴维·吉尔伯特，为了帮助中央乐团管弦乐队增加演奏曲目和提高演奏水平，在中国度过了为期两年工作的一半时间。
他认为，总的看来中国对西方的音乐并不缺乏了解。
他还发现，中国经过众所周知的长期可怕的动乱之后，听众的欣赏能力正在提高。
他对记者说，他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之一是管弦乐队在牡丹江市为几百个农民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乐。这些农民过去从未听过交响乐队的演奏。他说，“受教育最少的听众是最安静的听众。乐队作了一次最出色的演出，受到农民的喜爱。”
吉尔伯特在北京指挥的许多作品对中国来说都是初次演出，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数十年来第一次演出。
吉尔伯特说，“一个经常面临着比赛的乐队才能相当迅速提高。问题是他们长期以来没有遇到任何比赛。”
他说，虽然他们演奏技巧很不错，但是还必须学习新的风格和诸如转调、协同和集体演奏等管弦乐的特点。
他给中国乐队传授的很少是他所喜爱的海顿和莫扎特的作品，而多半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作曲家的作品。
他说：
“不仅音乐家，还有广大公众也都渴望活跃他们的生活。这里的听众是非常热情和活泼的，谁都不厌倦音乐。”
他认为，弥补中国音乐工作者经验方面的不足将要花费时间，但是人才是有的。
他说，乐器的质量有时是成问题的。不过有些新的乐器正在生产，而且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位学生是个“卓越的小提琴制造者”。
吉尔伯特说，“在北京和上海的音乐学院里都有乐器制造系，这是我在西方闻所未闻的奇异的做法。”
【香港《大公报》四月一日文章】题：我看北京（作者：阚家蓂）
北京，这六代名都，我已去过六次了，每次都给我进一步的认识，每次也都给我不同的感受。
北京，到处都是古迹，到处都是历史掌故。大处如昆明湖，小处如珍妃井，都可使你徘徊留恋，感叹再三。加上中国历史久，记载多，你的脑子可随着每一平方米的土地瞬息千转，世界上只有几个极少的城市可同它相比。
名胜古迹之中，我最喜欢的是故宫，和故宫南面的天安门广场。每到这两处，我便心潮汹涌，难以自持。故宫，我是百去不厌，我喜欢站在太和殿，看那层层叠叠的黄瓦绿檐；尤其是傍晚时分，夕阳西照，乱鸦成行，使人有一种凄迷怅惘之感。这时脑子里一幕一幕的历史都闪印而过，令你神驰梦想，也好像身在其中。
天安门广场，代表的是另一面，是现代中国新兴的一面。每次我路过那儿，精神就为之一振，那恢弘壮阔的气派，动人心魄。阳光照在广场上，照在那红墙上，闪闪生光，人群熙来攘往，一批批嘻嘻哈哈的游客出出进进，他们几曾想到七八十年前，这儿还是警卫森严令人生畏的场所！
在北京，有两条大街我常喜欢去逛：一是长安大街，一是前门大街。长安大街是解放后新开辟的，宽广、整齐，够威武，够神气，有点像巴黎凯旋门前的大道。前门大街还保留着旧日风情——旧日的店铺门面，旧日的小食摊，旧日的张大爷李大娘拱着手，说着道地的北京腔调，慢条斯理地跟你闲话“‘天宝遗事”。
当然，北京的美并不在此。北京有城市山林之胜；西山、北海、十三陵、颐和园……以及举世闻名的长城，都足以代表中国壮丽的河山，和几千年来的文化背景。这些都是历史和人类智慧在地表上所造成的一种特殊的地面景观，这种景观揉和了天、地、人的哲学思维。
因此，北京便成为人文荟萃之所，各行各业人才备出。所以，北京又是个藏龙卧虎之区。
北京，由国际标准来看，绝不逊于世界任何其他名都。它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物，伟大的建筑，宽广的亭园。其古迹之多，赛过罗马；气魄之大，胜过巴黎；而亭台楼阁山川湖泊之美，更是举世无双。它是今日世界中一个新兴独特的都市，也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个标志。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六日于美国匹茨堡）
【日《产经新闻》三月三十日文章】题：摆脱“吉田茂体制”！（作者：上智大学教授高根正昭）
不久前举行的美国议会的公证听取会表明，日美间的经济摩擦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它表明，经济摩擦是同防卫摩擦分不开的。
这明白地说明，统治战后日本的“吉田茂体制”已在国际社会中行不通了。
换言之，今天在美国对日本采取以牙还牙的情况下，单靠在个别的进口项目上实行妥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不从根本上改变“吉田茂体制”，就无法解决问题。
不言而喻，战后日本的基本政策，是在媾和会议时由吉田茂制定的。这一政策就是把防御问题交给美国，而日本则专心致志地发展本国经济。
媾和以来三十一年间的这一政策，无疑对发展我国的经济作出了贡献。但是在另一方面，“把防御问题交给美国、日本专心致志地发展本国经济”这一政策却在日本社会中扎下根来。
而且，以这一固定化的理论和政策为主，在我国建立了一种政治统治的组织，这就是“吉田茂体制”。
集中关心经济发展的“吉田茂体制”受到了具有以企业为中心的思想的经济界人士的支持。最早觉察这种倾向的世界上的人们就把日本人称为“经济动物”。
进而，学者、评论家和新闻记者拒绝美国和欧洲国家期望日本发挥军事上的作用的要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与民族主义、左倾和平主义交织在一起的感情用事的态度。
就这样，形成了一种包括从正统保守派的政治家到许多官僚、经济界人士以及左倾学者，新闻记者等在内的政治体制。这就是吉田茂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本来利害关系不同的力量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建立了一个体系。
例如自民党的政治家，也主张“全方位外交”，又高喊“反核”，这样，就从左倾的宣传机构获得对党有利的“免罪符”。这种“吉田茂体制”闭眼不看国际形势的变化，顽固地维持现状，形成了一种闭关自守主义。
但是这一政策随着日本成为经济大国而成为国际上指责的对象，各国不再象过去一样笑话日本人是“经济动物”了。
于是，同日本的盟国——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衰退一起，“吉田茂体制”就被看作是日本的利己主义的体现。
考虑到以上现状，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摆脱“吉田茂体制”。
除此之外，无法解决日美经济摩擦。这样做还可以使我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重要支柱为自由世界的经济繁荣作出积极的贡献。
为此，必须不让欧美国家指日本的后背说闲话，必须确立市场的“‘公平”，在防御问题上，也要负担欧美国家认为是“公平”的负担。
日本从孤立中解脱出来的唯一途径就是摆脱“吉田茂体制”。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报》二月十日文章】题：民航工业
现在，苏联民航总局的航线接近一百万公里。三千六百座城市和居民点有航空交通沟通。去年，民航运载乘客人次达一亿零九百万。今年，将开辟二十二条新航线，七十一座城市之间将第一次有班机通航。售票全部实现自动化。
将在雅库次克和克拉斯诺达尔兴建和改建跑道，在格罗兹尼和塞米巴拉金斯克建造航站大楼，在明斯克、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卡拉干达、塞克蒂夫卡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马加丹，修建大型航空综合体的工程将继续施工。
【合众国际社纽约三月三十一日电】国务院的一位顾问说，如果新的石油生产国在今后十年里，每天向市场提供七百万桶石油和控制定价的话，石油输出国组织这个石油卡特尔将会在十年内解体。
经济和科学计划公司总经理、国务院的能源顾问劳伦斯·戈德蒙茨昨天说，石油价格在八十年代将继续下降，除非外国石油再次受到冲击。
戈德蒙茨在美籍犹太人委员会的一次午餐会上说，在今后五至十年里，北海石油产量每天可以增加二百万桶，而西非的石油产量将增加二百万桶到五百五十万桶。
他说，与此同时纽芬兰将开始每天生产大约二百万桶石油，而阿拉斯加的波弗特海，每天将生产一百万桶石油。阿根廷和福克兰群岛也将大量生产石油。
戈德蒙茨说，“来自这些新产区的石油可能会使世界石油产量每天增加七百万桶。
他说，“但是，从长时期（从今后五年）来看，世界上将充满了它所需要的石油，而石油输出国组织将会解体。因为石油输出国组织将难以说服新的石油生产者和石油输出国组织一起共同遵守该组织关于石油生产和价格的规定。”
戈德蒙茨要求美国对进口石油征税。
他说，“需要征税，这样美国人才不致于停止节约和改用燃料。”
戈德蒙茨说，对进口石油每桶征税十美元可能会迫使美国最大的国外石油供应国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主要产油国沙特阿拉伯，把它们的产量再减少一百万桶，下降到每天六百万桶。
他说，由于沙特阿拉伯不能把产量降到六百万桶，那个王国将不得不降低这个卡特尔的原油标定价格，而这一行动“可能会使石油输出国组织解体而成为一种自由市场经济。”
戈德蒙茨说，“北海原油与非洲原油的竞争是决定石油输出国组织是否能生存下去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