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1日参考消息 第2版

    存下来的制成品销售国内市场后,所得的是人民币,在严格管制外汇的中国当然无法过关移到国外去。怎么办呢?很简单,只要把人民币兑换成港币,这样便可大批大批地把钱移往国外去。
    我碰上的两位出卖人民币的汉子,当然不会是这宗大买卖的主子,他们只不过是替那些外商效劳,以取得一点点报酬罢了。
    从国家经济来说,如此大批外汇外流,自是重大的损失,长此下去,可就无法想象汕头市将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了。
    只要是严格管制外汇的国家,不管是自由国家抑或是社会主义国家都难免要产生此种现象,只是有关领导单位必须认真严格的去取缔这种非法行为。
    我实在怀疑,长年在汕头工作的领导阶层,对这些非法交易是否曾努力去取缔它呢?据说他们非但不闻,也不问,就象汕头市根本没有这桩事一样。这是自欺欺人的态度,连头一天到达汕头的人,也能发现这种非法买卖,而常年在汕头市的领导阶层,竟然没发现,谁又肯相信呢?
    我认为,汕头市的领导阶层,必须
    负起责任,严厉取缔这种非法行动。北京的中央政府,更必须重视这个大批外汇往外流的大洞,设法把这个大洞堵塞住,否则,长年如此,国家外汇的损失将不堪设想!汕头自由市场巡礼第一天抵达汕头市时,最使我感兴趣的该算是到处可看到的自由市场了,那是我过去几次访华都不曾见过的。据曾数度访问过潮汕地区的同业说,自由市场的如此蓬勃是新现象,两年前虽已开始有自由市场,但供应的东西并不多,摆卖的摊位也稀疏零落;如今,却在一条长长的小巷两旁,摆得满满的。
    从总方面来看,自由市场活跃繁荣是值得肯定的,它搞活了经济,丰富了生活物资的供应,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解决了部分生活无着落的民众的就业问题。
    不过对于自由市场,我还不了解是不是每个农民都能把自己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卖呢?我向几个小贩探询情况。
    原来,地方的领导单位对这样的自由市场管制得很严格,要在自由市场做买卖,必须获得有关领导单位签发的执照,每个摊位,不管大或小以至食店,都得向政府缴纳税务。
    向政府缴税是本份的义务。只是,乡亲透露,要领张自由市场贩卖的执照,并不是那么容易。送上申请书,马上给你签发。“唉!谈何容易,就这点芝麻小事,有时也得走后门哪!”一位老乡皱眉叹息着。
    我不知他说的是否属实,也无法确知究竟是哪个领导单位的不爱在前门办事,而喜欢走后门的人。
    不过“走后门”这个名词,据我初步的了解,如今在潮汕地区倒很流行,不单做生意拿执照前门走不通,就是其他问题,也多要靠走后门。
    我以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一个走了三十多年社会主义路程的中国,纵使不能绝对消灭“贪污”,却也不该有那么多“走后门”的现象。
    “走后门”的行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应该算是严重的问题,它多少说明有关领导单位的腐化、堕落。这又如何能有效地领导人民走向进一步繁荣的明天呢?
    潮汕虽然并不等于中国,潮汕的问题,也不是等于整个中国的问题,潮汕只是中国南方一个小地方。然而,它目前存在着特别落后的问题,是不容中国政府忽视的。落后怪象面面观最令人吃不消的,是天未亮服务员便在房门外的走廊上,象大扫除一样的大搞清洁工作,铁桶碰着水泥地板时发出清脆的声响,加上用以扫水的扫帚噪音,两者合起来,的确比闹钟更有效率。在没有隔声设备房里的客人,即使是最贪睡的,也会马上醒过来的。
    我深信,这绝对不是服务员故意为难房客,也不是她们偷懒成性,只是,她们都是没有受过正确训练的姑娘。应受责怪的,不是她们,而是她们的上司干部。
    我们的编辑严佑民先生,也受了中国银行一些气。他同样是最守法的,不管人家怎么宣传黑市兑换外币市场,他还是愿意上中国银行的门。一到华侨大厦,吃过早餐,准备出发参观自由市场时,突然想起口袋里尽是港币,便马上奔向中国银行,当时是十一对半过一点,中国银行的服务员正准备休息,不肯接受兑换,要严先生下午二时再来,如何求情都不成。虽然严先生仍坚持守法,始终不愿做黑市买卖,但对服务员的如此“认真守时”的确很吃不消。
    这些服务员们,根本就不知在中国以外的一些国家,中午时间银行仍有职员轮值为顾客服务。
    我在潮汕逗留三天后,觉得这里的清洁卫生的确是一个值得检讨的问题。尤其公共场所,大街小巷,戏院,都显得肮脏凌乱。访问潮阳县成田大队时,大队的办公室在戏院的楼上。走过戏院时往里一望,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是一间戏院,不管门内门外,最明显的是随处抛的垃圾,配合着周围站着的大批闲人,的确令人感到别扭。登上二楼时,在楼梯便扑来一阵难闻的气味,不用说,那是厕所不清洁的气味。办公室也显得肮脏凌乱。
    我心里实在有点纳闷,那么多空闲无事的人,宁愿在马路边、广场上呆呆的站着,有大人也有小孩,对着如此肮脏的环境,竟都能如此袖手旁观,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我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中国人民是落后的民族,在潮安,在潮阳都有着数百年前遗留下来的文物古迹。这多少也可说明,中国早就是一个文明国家,对清洁卫生问题,不会完全不懂或不关心的。
    一位同行的老前辈告诉我,他小时候曾在汕头市上学,在他的记忆中,现在汕头市的清洁卫生,并不比当年他住过的汕头市好,换句话说,是“今不如昔”,这是他不能理解的现象。
    我当然相信这样的道理,四人帮的确把中国人民害得好惨。但是,打倒四人帮五年已有出头,五个年头,不能算太短吧!
    北京当局,对文明,对现代化,都曾经三令五申在全国推行,但这政策一落到象潮汕之类的地方上中下层干部,就有“此路不通”之苦。我以为,这不是地方上领导干部不想干或不肯干,而是他们的思想与视野有所限,缺乏现代化领导管理的先进知识。
    (二)


    【台湾《经济日报》三月二十二日译载《华尔街日报》文章】题:日本卫生纸交换业大竞争
    一辆饱经风吹雨打的小货车,沿着一条住宅区的街道缓慢行驶,司机铃木透过车顶上的播音系统的扩音器,向民众广播说:“这是你们所熟悉的卫生纸交换。如果你们有旧报纸、杂志,用过的纸板或不需要的电话簿,请告诉我。我特到府上门口拿取,并换给你们成包的高级卫生纸。”
    卫生纸交换已成为日本各大都市大街小巷令人熟悉的景象和声音。单单东京一个城市,就有六千多名卫生纸交易商。他们单独工作,通常开着每天租来的老货车,搜购邻居的废纸,卖给旧货厂,压榨再制。翌日从旧货厂载运再制的卫生纸去交换更多的废纸。
    卫生纸交换业之能够生存,系因为日本这个岛国需要节约资源。日本有一个政府赞助的机构,名叫废纸再制推广中心。它说,卫生纸交易商在减少日本木浆的进口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卫生纸交换业者大都每天租用货车,但是铃木自己有货车。在这种竞争激烈的行业中,节省一笔货车的租金的费用,让铃木占了很大的优势。
    但是无人能提供一家东京日报分销商所答应的条件。为了提高发行量,某些读卖新闻分销商,将以多三、四倍的卫生纸,抢在卫生纸交换商之前,换取订户的旧报纸。一家旧货厂主人伊藤说:“如果这项计划实现,我们将受到沉重的压力。”
    卫生纸交换业者也将受到这种压力。他们已经因为废纸需求减弱而面临许多困难。这种情形已使数以千计的人失业。铃木说:‘‘目前的处境艰难。”
    但是他不肯放弃此一行业,因为他喜欢独立自主。他也认为他的工作对国家有贡献。


    【合众国际社甘托克三月十一日电】(记者:理查德·埃希利)
    在锡金,西方化的影响和古老的宗教传统同时并存。
    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锡金在什么地方。
    由于西方游客决心要找到它,印度内政部往往要人等待六个星期才准许去这个“禁区”。
    其部分原因是,印度要保护锡金,不愿让外国人在这个同中国、尼泊尔、不丹和印度的西孟加拉邦接壤的战略地区漫游。
    在那里,人们能看到望不见尽头的印度军用卡车、吉普车、正在行军的部队和围着铁丝网的军营,这些都确保印度能够面对面地窥视这条封锁着的边界沿线的中国共产党人。
    锡金是印度沿喜马拉雅山同中国接壤的、印度军队能“俯视”中国军队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这地方在一旦发生地面战争时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这条边界离甘托克只有二十四公里。
    锡金的面积有七千三百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大小。锡金多山,象一道又一道的屏障,干城章嘉峰高八千五百八十六米,是世界上第三个最高峰。
    乡村森林覆盖,气氛宁静。到了甘托克就截然不同了。
    甘托克现在是一座新兴城市,人口在膨胀,已经变得拥挤不堪了。
    一九七三年爆发反对锡金脆弱的君主政体的示威时,有些居民坚持说,这是渴望攫取领土的印度煽动的。
    一九七五年,国王帕尔登·纳姆加尔被剥夺了权力,从此锡金就变成了印度的一个邦。
    这位国王由于在一九六三年同纽约社交界知名人物霍普·库克结婚而在西方出了名。可是他们在一九七八年离婚了。
    锡金国王因患癌症一月二十九日在纽约的一家医院里去世了。
    然而,他的人民一直热爱着他。
    纳姆亚尔的葬礼很是壮观,有两百名喇嘛和来自各地的两万五千人参加,这人数相当于锡金总人数的十分之一。
    这种场面非常动人,有人认为这是锡金人渴望独立的表示,可是这是一种徒劳的梦想。
    一位西方观察家说:“锡金的喇嘛没有枪,成不了气候,他们甚至会忘掉自己曾经是独立过的。”
    现在锡金人在全国也居少数地位。尼泊尔人占总人口(三十二万五千人)的百分之七十五。
    居民们说,甘托克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人多得拥挤不堪和缺少必需品
    。
    居民们抱怨政界人物贪污腐败。电力供应不足,不能满足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
    据估计,自从锡金变成印度的一个邦以来,已有二十万印度人来到了锡金,随之而来的是印度的影响和激烈的竞争。


    【法新社罗马三月二十六日电】题:一九八一年世界主要农产品价格下跌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份材料说,由于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农产品过剩,所以在农产品的国际交易中,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跌。
    糖的国际价格从一九七九年的十七美分增长到了一九八○年的四十美分,而在一九八一年下跌到了十二美分。
    实际上,联合国粮农组织对二十年来的农产品价格作了调查,在调查中看到各种农产品价格都有惊人的下跌,从一九六○年到一九八一年,茶、黄麻、橡胶的实际价格至少下跌了百分之六十。而可可、香蕉、小麦、玉米、大豆和牛肉的价格比一九六○年下跌了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
    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这种形势将会影响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交易。
    但由于东欧和苏联各国非常需要粮食,估计一九八一年农产品贸易有所回升。


    【日本《日刊工业新闻》三月十六日报道】题:苏联积极引进工业机器人
    苏联计划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一九八一到一九八五年)期间,一举将工业机器人台数增加到十万台。据报道,该国的工业机器人台数是六千台,似乎可以说,这项增产计划野心是很大的。
    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除日本和美国以外,苏联的“机器人工业”发展还处在刚刚有头绪的状态。
    该国预定在一九九○年代批量生产第五代电子计算机。这项机器人增产计划宗旨是将引进到铸造、焊接、化学工业和矿山等各个方面的工业机器人和新一代的电子计算机结合起来,实现综合的自动化的产业。看来,正式的效果是以一九九○年以后为目标。
    苏联在十年前,在电子计算机方面大大落后于美国等具有尖端技术的国家。
    但是,有关人员说,在今天,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微型信息处理机、微型电子计算机和小型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甚至达到和美国并驾齐驱的程度,以这些技术为基础,机器人的批量生产是能够靠自己筹办的。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