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近拍摄了一部名为《失踪》的影片，在人们当中引起强烈反响，以致美国务院发表长达三页的声明，驳影片中的前提
【美国《新闻周刊》二月二十二日文章】题：电影中的政治（作者：戴维·安森）
为什么好莱坞拍一部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影片，就总要引起一场震动呢？美国大多数导演不敢拍摄那些看上去“政治性太强”的影片，因为这就多少有些反娱乐、反艺术的味道了。政治性的影片如果想要卖出去，就得把政治塞在人们熟悉的讲究娱乐第一的体裁里来表现。富于浪漫色彩的喜剧片《尼诺契卡》、西部片《正午》和历史传奇片《赤色分子》就是如此。此类影片是“政治性的”。但是为了招引观众，小心地作了一番花俏的包装。现在，我们有了一部杰克
·雷蒙和西西·斯佩西克主演的，场面惊人的影片，其政治色彩在人们心目中是如此强烈，以致于国务院发表了长达三页的声明，驳斥影片中列出的前提。
这部影片就是《失踪》。影片导演是在希腊出生并且早就因拍摄《Ｚ》和《戒严状态》此类政治惊险片而闻名于世的科斯塔—加夫拉斯。他通过影片揭示了在推翻民主选举的阿连德政权的右翼军事政变中，叙述一个在智利活动的年轻美国人失踪和被杀的真实故事。
华盛顿不喜欢《失踪》这部影片，人们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正当里根政府在加紧援助尸横遍地的萨尔瓦多的时候，影片使人油然想起了在拉丁美洲践踏人权的行为。其中更是火上加油的是影片作了这样的暗示：由于查尔斯·霍尔曼掌握着涉及美国人策划智利政变的情报，美国官员很可能共谋，甚至命令杀死了他。
《失踪》是根据托玛斯·豪泽一九七八年出版的《处决查尔斯·霍尔曼》一书拍摄的。影片并没有去澄清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美国卷入智利事务的问题。但是自从拍摄《都是总统臣民》和《Ｚ》片以来，还没有一部政治惊险片象它那样激起观众那么大的情绪。影片《失踪》所唤起的政治上的愤怒情绪借助这一家庭的戏剧变化传达了出来
——每一件事都渗入了霍尔曼一家的观点。而智利军事政变则处于背景的地位，通过印象主义的手法传给了观众。而这种背景给人一种什么样的印象，科斯塔—加夫拉斯是制作城市处于动乱气氛的能手
——隆隆驶过血流遍地的坦克；宵禁之后害怕被抓的恐惧心理；一方面是优雅的旅馆中翩翩起舞的外国人，一方面则是旅馆外面盘旋着的直升飞机，两者构成了一幅令人寒心的极不调和的画面；还有医院和尸体堆积的陈尸所呈现的恐怖景象。《失踪》如果不是这样一部影片的话，那么它可能也不会使人那么大惊小怪。一种激越的情感，一个极佳的故事——正是这些特点，是观众想从电影中渴望得到的。
【埃菲社马德里二月二十三日电】题：八十二岁的电影导演
西班牙著名电影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今天满八十二岁，仍然精神抖擞，满面红光。许多文化界和电影界的知名人士欢聚一堂为这位在电影事业上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寿星举杯祝寿。
路易斯·布努埃尔一九○○年二月二十三日生于西班牙北部的卡兰达镇。一九二三年，他同萨尔瓦多·达里合作导演了名为《安达卢西亚的一条狗》的故事影片。这部影片，因既无情节又无内容，令人啼笑皆非。这场“恶作剧”在当时轰动了世界，以最劣影片传为“佳话”，成为西班牙影坛的一大丑闻。就在这个时候，几乎不敢抬头见人的布努埃尔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他振奋精神，刻苦钻研，后来，在电影事业上做出了卓越的成绩，多次荣获最佳电影导演奖。
他导演的影片，除了富有宗教色彩的之外，多数是反映民族主义情绪和争民主、自由以及反对军人独裁的。在佛朗哥执政后，由于电影检查之故，他不得不离开西班牙奔向异乡。他导演的大部分影片都是在巴黎和墨西哥首先放映的。在墨西哥居住期间，他同著名的墨西哥电影导演和编剧路易斯·阿尔科里萨一直进行密切的合作。
布努埃尔导演的《纳萨林》、《被毁灭的天使》、《清晨的起床号》、《沙漠里的马车》、《自由的幻影》等影片都受到了观众的好评。在法国，路易斯布努埃尔导演的《资产阶级喜欢的人》获得好莱坞颁发的最佳外国影片奥斯卡金像奖
在一九六四年，他导演的《被毁灭的天使》影片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获金质奖。可是，在西班牙禁止放映这部影片，直到佛朗哥将军去世后和恢复了民主制，才被搬上西班牙的银幕。从事电影事业近六十年的布努埃尔电影大师今天对同行们笑着说，他走过不少曲折的路，就是在顺利的时候也出过不少笑话或丑闻。
《失踪》是根据真人真事拍摄的一部美国影片，讲一个名叫查尔斯·霍尔曼的年轻的美国人，于一九七三年推翻阿连德政权那个骚乱的日子里，在智利圣地亚哥失踪的故事。一些目击者向他妻子提供了各种情况，归纳起来就是，一群人乘她不在家的时候，把她丈夫塞进了一辆汽车带走了，并且翻箱倒柜把屋子弄得一塌糊涂。
霍尔曼是一个作家和电影工作者，尽管他只是一般地了解美国在智利的活动情况，但据说他“知道的情况实在太多了”，而这情况显然是律师界一位陌生的美国人给他安上的。霍尔曼的父亲，飞到圣地亚哥，要求进行调查。调查开始时，他和他的儿媳有些摩擦，后来两人又携起手来，整天在美国大使馆吵着要找霍尔曼。最后他们发现，霍尔曼同许多人一样被处决了。他们回到纽约后，就控告美国政府失职，最后输掉了这场官司。
（摘自二月十七日美国《新共和》杂志）
【台湾《中国时报》二月二十二日报道】每四年举办一次的柴可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是国际上的一项大奖，今年底又将举行，全球各地的小提琴好手个个都跃跃欲试，希望在这项比赛中崭露头角。上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的金牌得主，亦即一九七八年的得主——奥里维拉，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这项音乐大奖的音乐家，当他同时又获得‘‘最佳原著诠释奖”双料奖牌返回美国时，全国给了他英雄凯旋式的隆重欢迎，卡特总统还为他在白宫举行盛大的欢迎酒会，可见“柴可夫斯基国际小提琴金牌奖”所带给美国人的冲击。
奥里维拉的演奏技巧被誉为是“充满戏剧性的色彩和贵族气质，象黑夜一道眩目的光彩，迸放出灿烂蓬勃的火花。”当代名作曲家雷德曼还特别为他谱写小提琴协奏曲，年前由奥里维拉与奥曼第指挥费城交响乐团合作做世纪性的首演，成为八十年代的音乐盛世之一。
今年三十二岁的奥里维拉，十六岁就在伯恩斯坦指挥下，与纽约爱乐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一九七五年又获得瑙堡等多项大奖，现为美国家喻户晓的音乐家。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二月十六日电】苏联的电影摄制者们为了拍摄《汤姆·索亚历险记》这部电视片，已经把第聂伯河变成了密西西比河。
影片导演戈沃鲁欣在同记者谈话时说：“‘我们象对待托尔斯泰或我们自己的任何一位古典作家一样对待马克·吐温。作家的每一个字都受到我们的重视。”
这部历时三小时的影片紧紧地抓住了马克·吐温原著的情节。
整个影片全是用俄语对话，但影片中出现的一些标记是用英文写的，这说明改编者戈杜利亚诺夫花了几个月功夫研究了原著。
影片令人信服地再现了十九世纪美国小城的真实情景。
莫斯科的卢蒙巴学院让非洲留学生扮演黑奴角色。一些人表演唱歌跳舞，但是其他一些人带着铁链子愁闷地呆在河边的市场上等着被贩卖。
敖德萨电影制片厂的制片人博夫尤琴科说：“‘我们尽力要使布景有根有据。我们沿第聂伯河选了几个地方，把它们布置成一个看起来象是一个世纪以前的城镇。”
扮演汤姆·哈克和贝奇的演员是从莫斯科的小学生中挑选出来的。演汤姆的费佳今年九岁，这是他扮演的第六个角色。
以柴可夫斯基的才华，教教书和写写曲，衣食是不愁的。但在一八七七年，情势突变，生活顿成问题，幸而，就在这时他获得纳第达·冯·梅克的援助。
俄国那时只有两大阶级，不是极贫就是极富，而冯·梅克的丈夫属于后者。丈夫死后，她便成为富孀。
冯·梅克对音乐甚感兴趣，对音乐的认识也很深广。
她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早有所闻，所以决定助他一臂之力。然而，在后来的十三年内，他们只靠书信往来，从没有会过面。（转自香港《新晚报》）
在一九七○年秋天纳赛尔突然去世以后，我就任了埃及总统。在这以后，齐奥塞斯库又一再重申他的主张，劝我直接与以色列谈判。我说“时机还没有成熟”，便叉开了话题。
听了齐奥塞斯库的劝告，又知道了贝京要访问罗马尼亚，这时我心中已经有了解决问题的设想。我想起了贝京经常的责难，他说：“你们阿拉伯人同以色列之间存在着争端，我们占领着阿拉伯的土地是事实。阿拉伯有一些权利，你们主张并要求得到这些权利。但是，不同我们一起坐在会议桌旁，怎么能够重新得到这些权利呢？”
另一方面，阿拉伯在世界上的形象的确是笨拙的。阿拉伯方面要求归还自己国家的领土，但却拒绝直接要求占领者归还土地。要求取得阿拉伯的各种权利，但是却拒绝同剥夺权利的人一起坐在谈判桌旁。而阿拉伯国家过去的一贯做法只能是向以色列发一通警告了事。不能委托别人听了这种威吓和警告，人们都嘲笑我们。但是，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真主赐给了我们胜利。这次胜利使我们对自己的能力恢复了信心。现在，应该收起口号，用文明社会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法去努力解决问题。
我作出了决定：埃及要重新把问题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能委托第三者去解决。
一九七七年八月，我到达了沙特阿拉伯的塔伊夫，会见了哈立德国王、法赫德王太子等沙特阿拉伯的弟兄们。但是，我并没有向沙特阿拉伯方面讲我心中逐步形成的新的和平设想。当时，还没有明确地掌握结束同以色列战争的主导权。
在这以前，我有一个设想：在耶路撒冷举行五大国首脑会议，让他们保证中东争端的两个当事者实现和平与安全。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由五大国担保的设想没有能够实现。
首先，最大的原因是勃列日涅夫是五大国首脑之一。勃列日涅夫是个有头脑的人，但是，受各种各样的政治考虑的约束，不能采取积极的态度。勃列日涅夫也受有同盟关系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立场的约束。另外，他也没有忘记我给他的当头一棒——从埃及赶走了苏联军事顾问团。
第二是因为中国的立场。中国是百分之百地持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立场，但令人觉得它可能拒绝参加这次五大国会议。
第三是因为在五大国首脑中，有人持有与此不同的想法。无法逃脱命运鉴于上述情况，我决心采取行动，掌握实现和平的主导权。我想向世界证明，是真诚地希望和平，不是为了单纯的讨价还价才去掌握实现和平的主导权的。
在从沙特阿拉伯返回埃及的路上，我开始有了坚定的想法。我的种种想法逐渐凝聚成了一个单纯的想法。为什么总是在应该实现的目标周围徘徊呢？让形势左右，随波逐流，是实现不了和平的。实现和平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由争端的当事者直接谈判。
同以色列直接谈判，或许用不了多久便会使我丧生。但是，我无法逃脱真主赐给我的使命。
当我想到这里时，我感到精神紧张了起来。接着我又觉得心旷神怡，沉醉在从未有过的幸福之中。这是一个人经过长时间痛苦的思索后，终于悟出真啻，从而处于异常平静的状态中。
我已经下定决心，不再踌躇。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全世界的注视下，我走下飞机，在以色列的土地上迈出了第一步。（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