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北京三月二日电】中国总理赵紫阳今天建议把各部和其他中央机关的数目减少几乎一半，把工作人员减少三分之一。
新华社报道了赵总理的建议。
他建议将部、委和直属机关从九十八个精简为五十二个。
赵总理强调说，机构改革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中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但不是“革什么人的命。”
新华社关于赵总理向人大常委会所作报告的报道没有详述将被取消的副总理职位的数目。
他宣布，第一阶段的精简将涉及十二个部、委，但没有说明是哪几个部、委。这些单位将被改组成六个部。各部的正副部长将由一百一十七人减少到二十七人。
赵总理建议成立一个新的国家改革委员会，负责改革政府的经济管理体制。
【合众国际社北京三月二日电】（记者：霍尔斯坦）赵紫阳总理今天建议大幅度精简中国的行政机构，这是邓小平的“革命”正在扩展到中央阶层的第一个迹象。
与此同时，官方的新闻机构报道在四个省份又逮捕了二十四个腐败的官员。至此，一个月里受惩处的人的总数达到约一百五十人。邓副主席发动的“社会主义道德”运动也带上了政治色彩。一家官方报纸把中国的“蔑视公共秩序”的现象归咎于邓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敌人四人帮。
综上所述，今天的事情表明邓企图整顿中国的施政机构的行动正在向前推进。
但是，最难弄的任务是对中央行政机构实行精简。赵的建议的公布表明邓快要采取断然行动取消一些机构了。
赵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他的建议。
据认为，在会议于星期五休会之前，肯定会通过他的建议。
一位西方外交官说，“改组业已开始。这些建议已不再停留在口头上了。现在正在重新拟定组织方针。”
【美国《纽约时报》二月二十一日报道】国务卿黑格的每周例会上的讲话记录被泄露一事表明了一种不好的迹象。
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为什么要泄露这些记录。这显然是就对外政策问题进行的又一轮激烈的争斗，引人注意的是这场争斗。主要是黑格与国防部长温伯格进行的，这场重大的对外政策之战激烈地进行着，而里根总统仍不愿意，或不能够作出公断和作出决定。
说由中共最高层带头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人们可以相信讲清洁、讲秩序、讲礼貌，可望在短期内恢复到五十年代初期的情况，甚至比以前更进一步。中共立志改革，其志可嘉，只要中共有决心，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国家民族，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香港《中报》三月二日社论】题：文明礼貌与中央民主
中共总理亲自上电视发表讲话，是不常见的。过去中共重要人物，多在天安门发表演说，讲的内容，也以政治为主，前日赵紫阳在北京电台发表讲话，内容是清洁、秩序和礼貌。
中共正在全国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要把人民动员起来，首先是使大中城市，变得清洁、有秩序，各方面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都要讲礼貌。
赵紫阳谈到了中国素以文明古国、礼义之邦著称。又提到过去在“解放区”，以及一九四九年以后一段时间里，“我们以讲清洁、讲秩序、讲礼貌，受到世界人民的广泛赞扬。”
很明显，文明古国、礼义之邦；和中共政权成立之后一个时期的清洁、秩序、礼貌，在十年内乱中，已经烟消云散，不知去向了。
如今由最高层带头做起，中共主席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都上街执帚，中央和国务院，号召党团员和各级干部，在文明礼貌月中起带头作用。人们可以相信文明古国、礼义之邦，和五十年代初期获得赞扬的讲清洁、讲秩序、讲礼貌，可望在短期之内恢复旧观，甚至比以前更进一步。
与全国开展文明礼貌月的同时，中央宣传部长王任重，在《红旗》杂志发表了重要文章，强调中央按照民主办事。文章透露了一些重要内容，说过去中央委员可以调电影来看，现在这个制度取消了，贵为中央委员，也要集体看电影，出钱买票。过去中央委员按规定每人可以有两部小汽车供使用，现在也减为一部。
文章还透露，比看电影和坐汽车等特权更重要的，是中央现在也不再是一个人说了算，重大事件，都由几个人决定。在中央的会议上，人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发表不同的意见，认识不足，把问题看错了，也无须作检讨，一时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就暂不执行。
我们以为中共中央这种民主作风，如果不比“文明礼貌月”更重要，至少也是同等重要。
十年内乱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多，也相当严重。。
赵紫阳说：“我们立志改革，一定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
我们说这个立志改革，其志可嘉，只要中共有决心，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国家民族，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意大利罗马《时代报》二月十四日文章】题：政治童话的由来；“伟大导演”邓小平并未遭难（作者：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驻北京记者伊拉里奥·菲奥雷）
某些驻北京的外国记者编造过的和正在极力编造的“邓小平事件”，现在不存在，过去也没有存在过。这一切都是从春节开始的，那时这位年事已高的国务活动家和新方针的发起人没有参加正式的庆祝活动。在人民大会堂宽敞的大厅里聚集了几千人，为首的是党的主席胡耀邦、副主席李先念、陈云和华国锋。
这样就引起了一场喧嚷。有些大使开始窃窃私语，说他病了。从十二月底他就没有公开露面，他发生了什么事？北京现在仍然流行感冒，他今年七十八岁，从长征前到长征后他已经不知疲倦地工作了六十多年，说他这样的人得了感冒也似乎是可信的。还有人散布谣言，说他很久以来，去办公室都有护士伴随。对于这一点，像我们这样的人都可以辟谣。因为十二月中旬他会见维托里诺·科隆博参议员时，我们见过他。
关于有病的谣言没有维持多久。从中南海得到证实，邓小平身体健康。那么为什么没有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在电视上露面呢？有一位西方国家的大使为此感到非常不安，别人告诉他去年五月一日也闹过同样的笑话。那时距召开更换党的主席的中央全会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邓小平正忙于准备题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政治报告。当然，这个文件比庆祝“五一”的群众活动更吸引“导演”的注意力。
他本人那时在会见日本众议院议长时也以平静而略带诙谐的口气透露过这样的意思。他说他不再参加礼仪活动，要考虑更重要的事情。他在人民大会堂与维托里诺·科隆博谈话时，我们也得到类似的证实。在谈话开始时，这位天民党的副书记询问了他年轻时同周恩来和朱德在欧洲度过的岁月，邀请他重访欧洲，并顺访意大利。邓小平微笑着回答说：“恐怕我出国执行任务的事已经成为历史了。”这些都是经过职业新闻工作者亲自核实的、严肃的历史事实。但是，那些“谣言公司”的幕后操纵者们还认为不足以说明问题。既然这位年迈的领导人没有公开露面，那就是说他的身体不好，或者说处境不妙。换句话说，就是遭到不幸。这样一来，低声传播谣言的华尔兹舞便以更快的节奏跳了起来。
另外，春节前夕还发生了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事件。在这件事情上，那些善于对中国政治妄加猜测的可爱的先生们也找到了他们自己“解释”事实的方法。他们说，如果美国向台湾提供武器，那将意味着北京与华盛顿的决裂，邓小平就要丢面子，所以，这位老“导演”就只好辞职了。
“邓小平事件”的传说反复出现，几天前几乎达到公开诽谤的惊人程度。由于他仍然没有公开露面（总共才不过三个星期），一个欧洲通讯社的记者求助于苏联人，问苏联驻华大使馆关于“软禁”及其他类似的说法是否属实。俄国人是制造假新闻的专家，他们接过反弹球，随即打电话给另一个与第一个通讯社竞争的西方通讯社，告诉他们说：“据欧洲消息”邓小平遭到了不幸。请看这场球赛的结果如何，比分显然对俄国人有利。
苏联人在“谣言公司”中煽风点火是非常自然的。昨天他们的敌人是毛泽东，他曾把赫鲁晓夫嗤之以鼻。今天他们的对手是邓小平，他谴责勃列日涅夫的霸权主义，说他不仅威胁着中国，而且威胁世界和平。明天他们的敌人又将是胡耀邦。当然，这其中也有武断推测。散布“邓大人”的流言蜚语对莫斯科是有利的。但是，这并不是说苏联人很笨，或者说是由于仇恨太深而冲昏了头脑。
当有人再次问到克格勃在北京的官员，为什么散布“导演”遇难的流言时，得到的回答却是他们大使馆没有“如此低能”的情报员。
请看关于“邓小平事件”的闹剧是如何闭幕的。在经过如此热烈的喧闹后，外交部发言人只是简单地声明说，年迈的党中央副主席身体很好，在这时期没有公开露面是因为他不在北京，正在国内进行非正式的旅行。由于中国很大，邓小平这样的人也有不被人发现而进行旅行的地方。每月领取六百万里拉的西方记者，每月拿一万美元的外交官，都成了形形色色的“谣言公司”的挑水夫，他们再一次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谁想深入研究事实真相，并不困难，“邓大人”正是春节期间去南方的，那里的气候比较温和，这既对他身体有利，也是为了轻松一下。邓小平早就退居幕后，在如何管理十亿中国人并使他们不断前进这样一个艰巨的问题上只做些导演和深谋远虑的事情。他外出旅行也是为了掌握各省的脉搏，回来后又着手为精简党政机构提些建议。
邓小平作为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还是人民解放军改革的主持人。正如总参谋长杨得志说的那样：人民解放军面临一个“非常现代化的，训练有素的强大敌人”。所以，中国军队的未来也是需要“导演”花不少时间来考虑的问题之一。
这个故事具有双重教益：既对记者们有职业上的教益，也对外交官有政治上的教益。第一种人说，从北京总要发点东西回去，否则各国通讯社就有关闭其驻北京分社的危险。但是，如果这事发生在莫斯科，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被关闭的危险，因为如果再次遇到这类的笑话，外交部新闻司就会做出决定的。第二种人说，在这样一个消息闭塞、难以得到情报的国家里，拉长了耳朵听听人们谈论什么，这本来就是他们的职责。对驻北京的外交官员真可以引证一下斯弗尔扎伯爵当外交部长时一段有名轶事：意大利驻莫斯科的一位代办向齐吉宫（意大利原外交部，现总理府）发了大量的电报，每封电报的开头话都是“据传说……。”这位老伯爵忍无可忍，给代办发了一封指示电报：“暂停发报，待传说停止后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