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劳动报》报道】题：普希金的女儿
一九一八年，一位身材修长、满头银霜的老妇人来到人民教育委员会，拜访卢那卡尔斯基。尽管主人极度忙碌，他却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接待了这位客人，并且郑重其事地向大家介绍说：“这位是普希金的女儿，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加尔东。”玛丽亚是普希金的长女。她出生时，诗人第一次尝到了当父亲的欢乐、不安与操心。
普希金在写给自己姨妈冈察洛娃的信中说，“您瞧，小玛莎竟要我带她到舞会上去。她说，她跟小狗玩的时候，学会了跳舞。您看，我们的小宝贝长得多快呀！要不了多久，她就可以当新娘了。”但这封信发出后一年半，诗人就不幸逝世，终于未能看到自己的爱女当新娘的那一天。
一八三七年二月八日，五岁的小玛莎想念许久不见的父亲，于是，她跑到楼梯那儿，恰巧看到父亲归来。普希金由别人抬着，脸色死一样的苍白。玛莎哭了。同时，就在这一刻，她听到了母亲撕心裂肺的号哭声。这一景象，在玛莎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永远磨灭不了的印象。
亚历山德拉·彼得洛夫娜·阿拉波娃是玛丽亚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其父是朗斯基）。她在一本闻名一时的回忆录中写道：玛莎一直牢记着自己的生身父亲。虽然继父也非常喜欢孩子，对普希金的遗孤尤其关怀备至，但玛莎不理这一切，经常向继父发脾气。玛丽亚年轻时是一位出众的美人，她的外貌特征，酷似生身父亲，这使她具有一种独特的风韵。一八六○年，玛丽亚出嫁给一位骑兵军官加尔东，随同他一起前往图拉。加尔东在那里的军马场供职。在这个城市举办的舞会上，列夫·托尔斯泰第一次见到了玛丽亚，对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几年以后，托尔斯泰在自己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中按玛丽亚的外貌塑造了自己的女主人公安娜。普希金的孙女安娜·亚历山大罗夫娜·普希金娜在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说道：“玛丽亚的音容笑貌，无论是举手投足还是一颦一笑，无不在托尔斯泰作品的女主人公的形象中反映出来。此外，托尔斯泰还按玛丽亚的穿著爱好描写了安娜·卡列尼娜的服饰：黑色天鹅绒长裙，黑色的蝴蝶形绣花饰边……”
后来，加尔东调到莫斯科任职。他们在波瓦尔大街（现沃罗夫斯基大街）一幢楼房中租赁了整整一层住房。加尔东生性善良、诚恳，但是，不幸的是嗜赌成辟。玛丽亚为此深感不安，在她那一双灰色的、由于深黑的眉毛而似乎变黑了的眼睛中，不时出现一丝“忧郁的神情”，按托尔斯泰的说法，这种神情“使人倾倒，使人神往。”玛丽亚不安不是没有理由的。为了赌博，加尔东债台高筑。债主死后，他的儿子同加尔东发生争执，控告加尔东毁了债据。
这样，身为中将的加尔东不得不出庭受审。但当他听到法官宣布他有罪的判决时，加尔东离开审判厅，来到旁边的候审室。大厅里的人们听得一声枪响，扑去抢救时，为时已晚，几分钟以后；加尔东就咽了气。他留下的绝命书上只有两句话：“我以万能的上帝的名义起誓，我绝对没有偷毁债据……但是，我宽恕诬告我的敌人。”这一事件，使当时另一大文豪陀思妥也夫斯基极度震惊。一八七七年，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整整写了一章来叙述事件前后的经过。
在列夫·托尔斯泰博物馆里，有一张著名的玛丽亚的画像，它出自马卡洛夫的手笔，是一九三三年叶甫根尼娅·斯捷潘诺夫娜·马卡连柯赠给博物馆的。几年前，这位老人还健在，虽已九十高龄，记忆力仍很好。她谈到了这张画的来历。她说：“一九○○年，我在冈察洛夫家结识了普希金的女儿。那时，她住在尼科洛——别夫斯克胡同，同我家是邻居。”“我很喜欢玛丽亚。她头脑敏捷，谈吐幽默，衣著整洁。她一直穿着那身使她显得雍容华贵的黑色天鹅绒长裙和法国高跟皮鞋。她对我也很好，送给我这幅画像，还有一串母亲传给她的假珍珠项链。”
普希金的曾孙女舍别列娃介绍了玛丽亚晚年的情况。她说，革命胜利以后最初几年，玛丽亚的生活同全国其他人一样，是相当困难的。最初，她住在自己女佣人那儿。后来，搬到顿河街的朋友那儿去住。在拜访卢那卡尔斯基以后，苏维埃政府拨给她一大笔养老金。但是，随后不久就发生了意外。有一次她不小心脚下一滑，摔了一跤，从此卧床不起。一九一九年三月七日，她溘然去世，终年八十七岁。玛丽亚死后留下许多珍贵文物，其中有普希金的日记。现在，这部日记保存在“普希金之家”博物馆。
一九○○年，普希金诞辰一百周年时，在莫斯科巴斯曼地区建立了普希金阅览室。这个地方是诗人的出生地。玛丽亚向阅览室捐赠了一大笔款子。这是她为纪念自己敬爱的父亲而尽的最后一点心意。由于玛丽亚家传的谦虚和不事宣扬的品德，这件事长期不为世人所知。
【苏联《消息报》报道】题：普希金时代的庄园
普希金首先拜访彼得堡近郊普里尤金诺庄园，是在他从皇村法政大学毕业以后。庄园主人奥列宁是当时闻名的有学问的人。他一身兼有历史学家、画家和国务活动家的特点。他是首任公共图书馆馆长，还担任彼得堡画院院长之职达二十五年之久。由于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引起的社会运动高潮，奥列宁周围形成了一个俄罗斯文化界精华荟萃的小团体。
先后拜访过普里尤金诺的著名人士有作家杰尔沙文，格里鲍也陀夫，画家维涅齐安诺夫，波兰诗人密支凯维奇，德国自然科学家古姆鲍里特，英国钢琴家约翰·菲尔特。在这座庄园里常常传出音乐声、表演即兴戏剧小段，或者就文学问题展开激烈的论。普希金在这个庄园里结识了著名的寓言家克雷洛夫，后者也是这儿的常客。
一八二八年，普希金从南方流放回来以后，重访这座庄园。这次拜访在诗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主人的小女儿安娜具有非凡的魅力，才思敏捷，普希金写了一组抒情诗献给她，那就是《你和你们》，《她的眸子》，《预感》等。
对这座具有纪念意义的文化古迹，现在已着手修葺。最困难的是恢复这座庄园中心楼的昔日面貌，因为在上个世纪，这幢楼的周围又增添了许多附属建筑。幸运的是，当时的画家勃留诺夫、伊凡诺夫及庄园主本人留下了许多画。从这些画面可以看到这幢绿荫环抱中的楼房昔日面貌。在楼房的第一层，修复了奥列宁的办公室、会客室及餐厅。随后将修复这幢楼房里的生活设施和花园。修葺人员还收集了许多文物以供常年展出，其中有绘画、雕塑作品、著作，当年奥列宁周围文化名人的肖像，奥列宁进行考古时发掘出土的文物，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时期军官的制服。
【香港《快报》二月五日文章】题：英国文学作品突然销路大增
两年前，英国的出版商对于书籍的销路，十分悲观，因为成本增加了，市场收缩，看来人们不大喜欢阅读书本了。
而所谓“畅销书”，不外一些实用的书籍，如乜乜指南，或多少与电视有关，较为严肃的作品，不再受人们注意。但近年来，这股歪风被扭转了。
四本获奖小说，突然受人注视，畅销起来，这些小说，不是流行性小说，而是严肃的文学作品，第一本是威廉高路汀的《通路的仪式》，其次是安东尼柏格斯的《土般权势》。第三本是沙路曼鲁斯第的《午夜孩童》，还有Ｄ·Ｍ汤玛士的《白色酒店》，这些作品全是有份量之作，绝不是随便拿来消闲的，要有基本的文学修养，才容易读得有趣味。奇迹便这样出现了，它们的销路直线上升，共已销去五十万本了，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数字，在美国，册数还会接近二百万，更有四十个国家购得了版权，到年尾，总计，全世界的市场，带来约八百万镑的收益。
回顾过去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下子，能够有四本文学色彩浓厚的书同时畅销，实在未曾发生过。
通常，最乐观的出版商，象这类的小说，最多不过会销五千本（精装本计算），这次，沙路曼书的销数是六万二千本，而出名的高路汀是六万本，实在令人可喜可贺。
著名出版商这么说：“这种盛况，真是百年难见。”“作品介绍协会”趁此机会，发起一个英国新进作家二十名介绍周，希望在这个浪潮中，可以销售更多有内容的书籍，不致令那些无聊小说充塞市场。
英国最大书店连锁机构代表史密夫说：“我们最大的收益，不是报纸与杂志，而是书本，因此，我们今后的方针，是推广更多不同类型的书籍。”
同时，诗集方面，也一洗颓势，诗集的销数，比过去十五年出色得多，如晓斯诗集，竟有三万五千本之纪录，另一位显尼也有二万五千本。
为什么人们会突然喜欢文艺呢？有人说与小说的内容有关，另一些人却认为人们开始对人生认真起来，开始寻求一些意义。
席勒（一七五九——一八○五）和歌德（一七四九
——一八三二），并称“德国文坛双璧”。他们在魏玛（德国城市）的友情，更是千古美谈。席勒的诗才逊于歌德（与但丁及莎士比亚并称西方三大诗人），但席勒的剧才则胜于歌德——在舞台艺术方面，有高度成就，对德国的戏剧发展有重大的贡献。不过，他们在道德方面却有分别。
席勒努力求进的生活，气质高尚的道德，以及追求崇高理想的精神，成为德国青年的模范。
（摘自香港《新晚报》）
我的电报送到尼克松那里为时已晚。尼克松不等我的意见就准备在他的信件上签字。信是用打字机打的，尼克松在信的最后还亲笔添了一句：“尼克松夫人同我向勃列日涅夫夫人和您亲切致意”。添了这么一句，信就没法改了。要是不添这一句，信就有可能根据我提出的修改意见重打。苏联人看到电函时喜出望外；数小时后华盛顿就得到回电，勃列日涅夫对尼克松的电函表示赞赏。历史不会记载下来我抵制了多次授予我权力的做法。这次我实在恼火透顶，“全权”只会阻碍而不能增加谈判的灵活性。
星期六晚上在莫斯科，我们刚刚在国宾馆吃饱了饭，就得到通知，勃列日涅夫邀请我们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局办公室出席“私人”晚宴。尽管我们刚刚吃过饭，这位总书记的社交邀请那是不能拒绝的。坐了十五小时飞机，我们的脑袋都昏昏沉沉，刚刚又吃了一顿俄国饭，大家都肚饱腹胀，但也顾不了这么多了，迅速赶往克里姆林宫。勃列日涅夫接见我们时象是穿了一件天蓝色的跳伞服。他没有忘记提醒我，我是负有“全权的”，因此无需向华盛顿请示什么事情。尽管这件事令人头痛，不过他提议先举行“非正式”讨论再吃饭，这倒是使我们松了一口气，因为大家实在已吃得太饱了。
会谈进行得很奇特，这对我们不是不起作用的。正当美苏双方天天在把数以万吨计的作战物资运往准备决战的敌对双方的时候，勃列日涅夫竟滔滔不绝大谈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特殊关系。他声称，苏联把作战物资通过海空两路运往中东只是为了履行已签订了四年之久的协议。我不无讽刺地回答说，“在我们看来，你们似乎准备在两周内完成四年的协议，真了不起呀！”当我回到列宁山的宾馆时，又发生了一件令人烦恼的意外事情。尼克松发来了一份电报，他强调苏美应该共同努力务求中东实现全面和平。尼克松写道，“美国的政治考虑（是对犹太人选票的一种婉转说法）对我们在这方面要作出的决定，绝无影响。我准备不顾国内的政治后果，对以色列施加一切必要的压力。”尼克松在电报中告知勃列日涅夫：“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绝对不可能心平气和地处理这个问题。而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看问题比较冷静，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必须介入、决定取得公正解决的适当行动方针、然后对各自的朋友施加必要的压力以取得解决的原因所在。”
在此以前，美国的战略一直是把停火与战后的政治解决分开并削弱苏联在停火以后举行的谈判中的作用。而现在尼克松所设想的似乎要使我们同苏联人进行广泛的谈判，然后必须要把谈判的结果强加给以色列。莫斯科将博得阿拉伯人的信任，而我们对阿拉伯国家的作用将会消失。
我不断给斯考克罗夫特打电报，给黑格打电话，公开向华盛顿表示我感到极不痛快。黑格一反常态，也变得烦躁不安，他对我说，“你是不是在找我麻烦？我这里麻烦已够多的了”。
我叮问了一句：“星期六晚上你在华盛顿又能有什么麻烦？”
黑格不耐烦地回答说：“总统刚刚解除了柯克斯的职务。理查森和拉克尔肖斯都已辞职，全都乱套了。”（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