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独立报》三月一日报道】印度尼西亚羽毛球男子单打主力选手林水镜在二月二十七日和二月二十八日两天在塞纳扬体育馆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参加全英冠军赛预赛中，经过苦战，分别打了三局之后，才战胜了哈迪扬托和伊朱·苏吉阿托。
去年的全英赛双打冠军卡托诺—赫尔扬托也不得不承认博比·厄尔坦托—哈迪博沃这一对搭档占优势。经过激烈的争夺，前者以十五比十三和十五比十败给后者。博比·厄尔坦托—哈迪博沃这两人，目前成绩正在步步提高。印度尼西亚参加全英冠军赛的第二号男子单打选手哈迪扬托在两场比赛中都输了。他以八比十五、十七比十四和六比十五败给林水镜。他以八比十五和十一比十五败给了哈斯托莫·阿尔比。印度尼西亚的双打选手卡尔托诺—赫尔扬托和宗宗—约翰·瓦优迪没有打出最高的水平。宗宗—约翰。瓦优迪接连败给克里斯蒂安
·哈迪纳塔—西吉·帕蒙卡斯和卡尔托诺—赫尔扬托。在第二天上午的比赛中，林水镜遇到了大有希望的年轻强手伊朱·苏吉阿托。林水镜全力以赴才以十五比八，十五比十和十五比十二战胜对方。
印尼报纸说中国将派最优秀选手参加，如印尼队准备得不够充分，可能连一个冠军都捞不着
【印尼《战斗报》二月二十八日文章】题：林水镜等人面临的挑战
在一九八一年，印度尼西亚的羽毛球选手在许多锦标赛中遭到了挫折。印度尼西亚的主力选手林水镜，虽然夺得了全英冠军，但是他在世界运动会上失利了。林水镜甚至在男子单打项目中，没有取得决赛权。
印度尼西亚选手在美国圣克拉拉举行的世界运动会上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手的阻遏。
在一九八二年，印度尼西亚羽毛球联合会理事会面临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三月份举行的全英冠军赛和五月举行的托姆斯杯循环赛，这两次比赛都在英国举行。全英冠军赛在一九八一年的全英冠军赛中，只有林水镜和双打选手卡尔托诺—赫尔扬托分别夺得男子单打冠军和男子双打冠军。这个战绩如果同往年相比，显然是退步了。印度尼西亚选手过去曾包揽过五个比赛项目中的四项冠军。
今年，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选手将参加全英冠军赛，显而易见，印度尼西亚选手所担负的任务将更加繁重。
除此而外，印度尼西亚的选手还将同日本、印度、丹麦、瑞典和英国的选手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疑将在它首次参加的全英冠军赛中，派出其最优秀的选手。
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必须先同泰国较量，才能决定它是否成为亚洲地区的冠军。
但是，看来泰国选手想在三月五日至三月六日在曼谷举行的比赛中，打败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手是不可能的。
在面对实力平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男女选手时，如果印度尼西亚的选手准备得不够充分，人们担心我们的选手在返国时，可能连一个冠军称号都捞不着。托姆斯杯赛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没有最后决定是否参加——在伦敦举行的托姆斯杯赛，但是人们早就认定它是托姆斯杯的保持者——印度尼西亚的劲敌。
中华人民共和国队的实力，的确不仅仅体现在栾劲和韩健两个选手身上。
它有许多有威胁性的年轻选手，对林水镜等人是个威胁。
在组织安排参加托姆斯杯赛的队员方面，选择两对双打选手，也许不太伤脑筋。因为印度尼西亚仍有夺得一九八一年全英双打冠军的卡尔托诺—赫尔扬托以及曾连获六次全英双打冠军的宗宗—约翰
·瓦优迪。
此外，还有一些双打队员，据估计能充当印度尼西亚参加托姆斯杯的主力。
但是，要选择第二号单打选手与林水镜一起参加比赛，看来是相当困难的。
离托姆斯杯比赛，还有不太长的时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印度尼西亚羽毛球联合会理事会必须组织好一个强队才可以保持唯一掌握在印度尼西亚民族手中的世界冠军——羽毛球男子双打项目最高权威的象征。
【法新社马来西亚怡保二月二十八日电】据今天这里出版的《亚洲田径新闻》说，去年亚洲有十八名田径运动员进入了各自项目的世界前三十名的行列。这些荣誉是日本和中国的田径运动员取得的，其中十三人是男运动员，五名是女运动员。
日本的马拉松运动员濑古和中国的三级跳远运动员邹振先为这个大陆取得了令人赞誉的第三名——亚洲取得的最高名次。《亚洲田径新闻》说：“自一九三六年柏林奥运会以来，这个大陆最优秀的明星之中还没有一个人达到过这样的水平。在一九三六年的那届奥运会上，亚洲取得了两项辉煌的成就：荣获了三级跳远和马拉松比赛的金牌。
它还说，虽然那个成就还没有被超过，但是由于亚洲田联的影响和一九七三年创办了亚洲田径锦标赛，亚洲的田径水平大大提高了。
西斯科相信这完全是一个误会；双方确实误解了彼此的意图，如果我能立即消除双方的误解，我就能够赶在双方交火之前把局势控制起来。这是西斯科对我的能力作了奉承的估计。令人遗憾的是，事实证明这个估计过高了。
两个小时以前，果尔达·梅厄总理曾把我们的大使，前参议员肯尼思·基廷召到她在耶路撒冷的办公室。以色列领导人在那一天还照常工作是不同寻常的，因为那一天是犹太教赎罪日，是犹太人一年中最神圣的日子。根据传说，这一天是上帝决定所有凡人来年命运的那个神圣季节的高潮。果尔达的令人吃惊的信息是：以色列与命运的遭遇战业已开始。
“我们可能遇到麻烦，”果尔达对基廷说。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调动，有人说仅仅是军事演习，可突然间发生了威胁性的转变。以色列人现在相信，埃及和叙利亚将在当天下午稍晚的时候发动协同进攻。果尔达认为，既然阿拉伯人注定要吃败仗，那么这场危机肯定是由于他们误解了以色列的意图而造成的。美国能够向苏联和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紧急转达以色列无意发动进攻的信息吗？
当西斯科叫醒我的时候，中东和平的时间只剩下九十分钟了。埃及和叙利亚的战争准备伪装得十分巧妙，甚至到了这个阶段，以色列人估计对方发起进攻的时间还是整整晚了四个小时。
早上六点四十分，我给华盛顿苏联使馆的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打了电话。多勃雷宁从床上醒了过来，声称整个事件肯定是以色列为寻找借口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而玩弄的一个花招。我告诉他，我给他打电话正是要证明情况恰好相反。他玩弄迁腐的外交手腕，提出更多的问题。我颇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说：“如果再象这样下去，你还没弄明白我的意思，战争就要爆发了。”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紧张频繁的通话，到了上午八点十五分，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的埃及外交部长哈桑·扎耶特打来电话，声称以色列部队已向苏伊士
湾的埃及阵地发起进攻。十四分钟以后，以色列驻华盛顿使馆电话报告：埃及和叙利亚的飞机在过去半个小时内一直在各条战线上进行袭击。大约在中东时间下午两点，也就是华盛顿时间上午八点，进攻发动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官僚们才一致相信战争已经真的爆发了，或者是相信战争是阿拉伯人发动的。应我的请求，在首都召开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很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当时，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是由国家安全顾问、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高级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组成。）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报告：据大马士革电台报道，以色列已发动了进攻，科尔比对这个消息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国防部长施莱辛格评论说，虽然叙利亚在诚实方面的名声并不好，一场中东战争如不是由以色列发动的，在二十年中将还是第一次。只有西斯科的副手艾瑟顿不同意大家的一致意见：
“这是他们在今年可以干出点名堂的最后一天，可是并没有发现以色列事的进行准备的迹象。”
上午九点二十分，我告诉多勃雷宁，埃及和叙利亚发动了突然进攻。当多勃雷宁表示抗议，说他听到的消息刚好相反的时候，我厉声回答说：“你和我都知道这是骗人的鬼话。假如是以色列海军首先发动进攻，叙利亚人和埃及人何以能在同一分钟在全线发动进攻？”我警告多勃雷宁，东西方关系中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可能面临风险。（二）
【美国《新闻周刊》二月二十二日文章】题：亚洲的代沟
七十岁的王宏以前是香港的建筑工人，现在半身残废。对他来说，“家中有个老人是个宝”这句中国老话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自从十年前，他的两个儿子不抚养他以来，王就过着孤独的生活，以作小买卖为生，出卖从附近垃圾堆中拣的旧报纸、罐头盒和瓶子。在晚上，他大都睡在立体交叉桥下，铺着一领破草席，盖着一床破薄毯子。他痛苦地回顾说：“我儿子小的时候，我有时干活干到半夜，为的是让他们生活得好一点。但是，他们结婚后，却把我赶了出来。”
在整个亚洲，在大家庭中，久负盛誉的敬养老人的传统在迅速解体。在这个自古以来就有敬老传统的地区，成千上万的老人被送往老人之家，有的被扔在医院中无人过问，有的甚至在金钱上或精神上都无人帮助。在象新加坡和香港这样迅速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这个问题现在也十分突出。从工业化的日本到农业国泰国，所有这些国家也都受到影响。亚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缺乏足够的资金供养这个地区没有人抚养的老人，它们都在寻求恢复旧传统的方式。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最近宣布，计划通过强迫子女抚养老人的法律。
新加坡的法律是最直截了当的（如果说是简单化的话），它试图挽回大家庭的分裂，但是青年人态度的改变可能代表着亚洲风俗的根本性的转移，而这单单依靠法律条文是解决不了的。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结果，传统的家庭结构受到损害。香港社会福利部门的雪莉。赖说：“妇女们纷纷走出家门去工作，而且出现了一种建立小家庭的趋势。”
随着年轻一代越来越富，越来越物质化一一而且更加沉醉于以青年为主的西方文化，自古以来对老人的尊敬就会逐渐消失。许多亚洲青年人现在宁愿单独生活，他们深深憎恶政府最近要控制他们的生活的做法。新加坡的一位已婚的青年律师马德林·刘说：“如果他们定出法律，规定我必须同我的岳父母生活在一起，我就移居到澳大利亚去。”
甚至在日本——那里约百分之七十的老年人仍然同子女生活在一起——住房拥挤以及态度的变化，已迫使许多老年人单独生活。东京社会发展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说：“人们过去总是要他们的双亲同他们一起住在狭窄的小房里，而现在，随着生活的富裕，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给他们的孩子搞房子。”而一个年老多病的父亲或母亲是许多家庭难以忍受的负担。有些时候，是父母亲决定离家出走的。一位前政府福利工作者渡边为“逃跑”的父母设立了一个独特的中间接待站，现在已成了三百多名为了逃避家务纷争的老人的休养所。渡边说：“好多人告诉我，他们是如何如何不能同子女住在一起。现在日本老人被视为无用的东西。”
在工业化不那么高的国家，如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传统方式比较多。马尼拉的一位六十一岁的出租汽车司机桑托斯说：“照顾年迈的双亲是每个作子女的责任。毕竟是我们的双亲给了我们生命。”但是即使是在这些国家中，大家庭也由于另一种原因而开始破裂，那就是贫穷。
有些国家采取初步措施，为越来越多的老人提供更多的政府资助。香港为老年人拨出了一部分公共住房，实行少量房租和老年补贴，增加了对志愿机构的资助和对供养双亲的子女实行减税。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些措施对于全亚洲即将出现的老年人口高峰是不够的。单单在日本，到二○一五年，就有百分之二十多的人口将超过六十五岁，而现在是百分之七。由于大多数亚洲国家都声称其争取的目标是越来越工业化，代沟肯定会扩大一一而政府可能会发现，抚养老人的问题不再仅仅是个家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