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者按：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一九七九年发表了他的第一本回忆录《白宫岁月》，他的第二本回忆录《动乱年代》即将出版，本刊从今日起摘要连载。）政府遭到围攻一九七三年八月，在加利福尼亚度过的日子是令人愉快的。每天上午，我丢下官方文件，坐在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我的办公室后面的平台上，观赏雾气在阳光照射下逐渐消散的太平洋景色。我常常看见一个驼背的瘦小人影，在海滩上缓慢地走来走去。理查德·尼克松就是这样静静地承受着他的政治生涯中最后的长时间的痛苦。除了在圣克利门蒂这样一个幽静的城市，全国各地都在猜测他是否还能够继续担任总统。看来，尼克松是平静的，他很少谈水门事件，也从来不明确对此事作出说明。只有十分了解尼克松的人，才能从他恍惚的眼神中和他呆板而忧郁的面部神色上，看出他的内心是很不平静的。
八月二十一日，我的孩子和我应邀前去尼克松寓邸“和平之家”游泳。总统不久也来到游泳池，同我们一起游泳。片刻之后，他提议我同他到游泳池的浅水处，随便谈谈预定于第二天上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我坐在游泳池的台阶上，总统仰卧在水上。这时，他突然对我说，“记者招待会一开始，我将宣布任命你为国务卿。”他说这句话时，既不热情也不激动。这是他第一次向我提及这个问题。
对于我来说，当然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水门事件已经使白宫助手们难以保住他们迄今享有的突出地位。我对政府其他成员的影响取决于总统的权力，而总统的权力却由于没完没了地揭露出有些是愚蠢的，有些是非法的事情而正在明显地消失。在五月被召回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的亚历山大·黑格曾在初夏对我说过，他认为，除了任命我为国务卿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当时任国务卿的威廉·罗杰斯预定在夏末离职。尼克松从来都不想有一位强有力的国务卿。如果他准备放弃这一原则，这就说明他已经变得一筹莫展了。
第二天上午，我坐在家中看记者招待会实况转播。正好在尼克松开始讲话时，我的老朋友、挪威女演员莉夫·乌尔曼从奥斯陆打电话给我。我拿起话筒，解释我当时不能与她讲话的原因。我把电话挂上时，尼克松宣布对我的任命的简短声明已宣读完毕。尼克松在宣布罗杰斯辞职后指定我取代他任国务卿时说，“我认为，基辛格担任这一职务的资格是众所周知的。”他对资格的含义没有详谈。
这本来可能是一个十分可喜的时刻，但是却笼罩着严重的不安，因为政府正遭到围攻。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防止在尼克松享有的总统权力慢慢瓦解时，不至于使得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变化。我得到的职务是我连想也想不到的，可是我却没有一点点闲情逸趣来庆贺它。因为我的脑海中总是不时地浮现出站在几十码以外的十分孤单、遭到围攻以及在平静的表面下内心十分恐慌不安的尼克松的影子。
当时的情况同我们一九七三年年初所希望的完全不同。很少有一位总统在开始上任时会在外交政策方面面临如此光明的前景。一九七三年一月，由于越南战争结束，国内长达十年之久的分歧随之消失。前一年十一月尼克松以绝对多数票连任总统，给他提供了一个医治国家创伤的极好机会。也许我们太高兴了，但是我们深信，许多因素都有助于在一些方面开展创造性的外交活动。
至于我，在一九七三年伊始，就感到自己同尼克松第一届任期内发生的种种争斗没有什么瓜葛而超脱得很。因为我曾经决定在年底时辞职。我觉得可以这样做，原因是我以为今后一段时期的外交政策不再会蒙上发生一场决定性大战的阴影，另一方面我深信尼克松第一届任期繁复的行政程序非结束不可。权力不应该集中在那些背着政府其它成员而秘密行动的那些总统助理们的手里。
我本来打算在一九七三年再干一段时间，希望看到印度支那实现和平；准备对工业国家提出新的倡议，因为这一年被称为“欧洲年”；以及巩固莫斯科—华盛顿—北京新的三角关系。我根本不清楚。我的这些意图是否会真正得到贯彻。事实上，我们的全部打算，不久就被水门事件这场灭顶之灾冲垮了。
我非但没有辞职，相反在九月二十二日出席了关于提名我为国务卿的听证会。首席法官沃伦·伯格当时正出访在外，他中断了欧洲之行赶回来主持在白宫东厅举行的我的宣誓就职仪式。我的父母和孩子参加了这一仪式。我的双亲感到象在做梦一样，他们实在难以相信，在被赶出祖国三十五年以后，他们的儿子居然登上由总统委任的美国最高行政长官的宝座。
尼克松在我宣誓就职仪式上的讲话既敷衍了事又稀奇古怪他说，任命我为国务卿有三个方面可说是历史第一：我是第一个加入了美国国籍的外来公民出任国务卿；我是第一个国务卿在任职前就访问了北京和莫斯科；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个梳着背头的国务卿。尼克松很快就走了，后来连在宴会厅举行传统的招待会时，他都没有到场应酬一下。
我一接手国务卿之职，面临的最大的课题就是要贯彻执行一项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尽管当时我们的行政权力正在不断削弱。要是说历史可资借鉴的话，那就不难看出当时已危机四伏，实难避免。那时报章杂志天天在攻击尼克松，力图破坏总统的权威形象，这完全是一幅令人忧虑的可怕景象。在这种时刻，当务之急是要提醒美国人和我们的世界各国的朋友：我国政府还在照常工作，而且意志坚强并能主宰一切。
就在我宣誓就职后的正好两个星期，中东战争爆发了。中东战争
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星期六，早晨六点十五分，我正在纽约沃尔多夫饭店的房间里睡觉，那儿是我出席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下榻的总部。突然，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闯进我的卧室，几乎是连喊带叫地对我说，以色列与埃及和叙利亚这两个阿拉伯国家马上就要开战了。（一）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二月十六日电】苏联科学院院长阿·亚历山德罗夫认为，在其他星球上寻找到生命的可能性接近于零。
然而，亚历山德罗夫在接见工会报纸《劳动报》记者的谈话中没有完全放弃这种希望。
亚历山德罗夫说：“在这方面，科学家们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他们能发现生命的可能性是很微小的。”
“但是不能完全放弃这种希望。”
他说，宇宙是广阔无垠的，有人居住的星球不可能很多。他说，地球上的人还没有发现一个这样的星球。
对一些最近的地球外星体，如月球和金星进行了调查，但未发现任何生命的迹象。
亚历山德罗夫说：“要末是生命还没有产生，要末是相反，生命已经结束了。”
这位院士说，地球的生命周期是以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相互平衡和相互有关的化学过程为基础的。其他星球上生命的基础可能与我们的完全不同。”
他说：“所以也许有意外的喜事等着我们。但是不可能在这时候说得更具体了。”
土耳其南部一个有二百户人家的小山村，竟有一百多名两性人，而至今还未找到医治的办法
【土耳其《自由报》二月三日刊登埃洛尔·格南奇的访问记】题：两性人的村庄
这里是一个有二百户人家、一千六百口人、位于海拔一千八百米的山村。
它座落在土耳其南部靠近地中海沿岸的安塔利亚省的根多乌穆什县。这个名叫阿克亚勒的村子距县城只有三十公里。这里的人们以饲养山羊和耕种一点土地为生，生活十分困苦。
这次是我第二次到阿克亚勒访问了。我一九七六年五月第一次来这里时见到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是令人吃惊和毛骨悚然的：小小的一个村子里，竟有五十多名两性人。六年后的今天，这里的两性人的数量比六年前又增加了一倍，几乎每户都有一、两个孩子是两性人。
据统计，这里每生十个小孩就有两个是两性人。
我们在村子里采访了一些两性人，了解到他们内心的痛苦。一个两性人说：
“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剥夺了我们的幸福。我们生下来就不知道是男还是女，在这一点上就连动物也比我们强”。
阿克亚勒村的村民忍受不了这种痛苦。而两性人更是抬不起头来，他们仨仨俩俩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目前已有二十多人流落外地，杳无音信；还有一些两性人由于感到羞耻而躲到山里去了。人们平时能够见到的两性人大都是一些孩子，因为他们现在还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什么缺陷。
目前，在阿克亚勒村已相传了一百五十年的这种疾病，还没有找到医治的办法。
有些医生说，这是由于近亲通婚造成的。但也不尽然。二十七岁的米吕韦特——生有一个两性儿的母亲——对记者说：
“我和我丈夫没有什么亲戚关系，他生在这个村，我生在另外一个村，素不相识。但婚后这个灾难还是降临到我们的头上”。
而安卡拉大学医学院所做的调查却表明，阿克亚勒村性别上的混乱症是不能治疗的，这种情况只能通过控制结婚才有可能得到制止。
【法新社华盛顿二月二十一日电】据美国司法部今天公布的数字，一九八二年开始不到两个月，美国的入狱人数已打破记录，达到三十五万七千零四十三人，而所有监狱总共只能容纳二十九万一千人。
有些地方入狱人数多到这种程度，以致当局不得不把犯人收容在本监狱院子里搭的帐篷内。
【塔斯社莫斯科二月十日电】俄罗斯联邦高尔基城正在试验纤维光学通信线路。在这种电话电缆中，信息是靠激光传送的。
普通电缆内装一百多条普通铜丝，把用户与用户联系起来。现在在城市自动电话局可以看到优美的象一根铅笔那样粗细的软线。软线内装十条细丝，粗度各为一百五十微米。一条极细的玻璃纤维可以调整一个容量为几千条电话通路的通信系统。这种光导向纤维输送信息的能力比电力电缆高几百倍。以前每生产一千米电话电缆，光是铜就要用一吨，而激光线路只需要十克纯石英玻璃即可。
日本科学家设计一种结构，能使沙漠降雨。
大家知道，海上刮来的湿润风遇到山脉则下雨。这是因为，在高空，大气压低于地球表面，空气中的水分冷凝而形成云。专家们提议建筑人造“山脉”——长一万米、宽一千米、高六百米的轻型建筑物。人造“山脉”将用玻璃纤维制成，外涂聚四氟乙烯。设计者们希望，这种“山脉”能安然存在二十多年，并能大大收回建造成本费。
（摘自苏《知识就是力量》）
【路透社新加坡二月二十二日电】曾是大银幕老主顾的新加坡人，现时不往戏院看电影，宁愿在家中看电视及录影带。去年观众总数下降至三千六百万人次，比一九八○年的四千万及一九七九年的四千六百万续见减少（新加坡人口有二百五十万）。
一名戏院商今日抱怨道：“香港的电视连续剧及蓬勃的录影带生意拉走了我们的顾客，对我们影响很大。”
他说，有时甚至一套影片上映一两天后，就有这套电影的录影带供应，录影带通常是非法翻印的。
国泰机构一名发言人表示，电影观众日少，使他们受到影响。
他说：“录影带及电视影响了我们的生意，但我们无法控制。”
去年新加坡共有七家戏院，因为生意不景气及城市发展关系而结束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