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2月7日参考消息 第2版

    介绍阿塞拜疆等地区一些农村实行个人承包制情况,说在地块零散、种植业中非机械化劳动多、农民家庭人口多的地区,这种做法的优越性是毫无疑问的
    【苏联《文学报》文章】题:个人承包公顷田(记者:艾米尔·阿加耶夫)
    在阿塞拜疆的瓦尔塔申、扎卡塔雷、舍基、库特卡申等地,烟草田(还不止是烟草田,也不止是在阿塞拜疆)都包给了生产队,在生产队内又包给了具体的工人和农庄庄员。每个人包一、两公顷。所以,这些人被叫做“公顷田承包者”。个人承包制它的意思是:
    集体农庄庄员或国营农场工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承包一定的烟草、葡萄、茶和马铃薯的种植园,保证这种或那种作物的收成……。我们指的是种植园。这里预先讲定了要做什么,怎么做和什么时候做,要知道,在整个公共田地里农业技术应该是统一的(和科学的)。还讲定了,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收成。
    在所有的种植园里都要施肥、灭虫、灌溉以及进行与水、化肥和技术有关的其他作业。技术设备有时包给生产队,有时不包。机务人员与生产队队员和“‘公顷田承包者”这两者的关系也各不相同。
    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公顷田承包者”与进行耕作的拖拉机手一起工作。那儿耕的不好,他马上就给你揭穿。浇水员夜晚也不能去睡了,要放水……。
    “公顷田”之所以老用锄头,并不是因为他本人愿意,而是需要这样做。“公顷田承包制”正是在有许多非机械化劳动的地方产生的。
    谁能得到公顷田呢,我在舍马哈地区一个国营农场的时候正赶上那里在分配田地。过去是全体一同浇水,一同松土,一同在一些拖拉机上不去的陡峭山坡上用马来耕种。现在却分开了。
    场长从桌子上拿起一叠申请书,远远超过了所需要的人数。
    我问道:“您将如何进行选择呢?”
    回答说:“选最好的。往往要斟酌再三:工作经验名声、年龄、家庭人口,然后才把农庄的葡萄园交到他手上。一旦决定了分给谁,一旦在文件上如实地描述了一切:地块大小,葡萄树的株数和年龄、品种、稀密程度、搭架情况等等,一旦在标准工作计划中非常详细地指出了一切工艺措施,一旦这个计划被确定下来并交给本人之后,就对物质责任的承担者——公顷田承包者说:干吧!丰收有望!”。
    有没有冲突呢?当然有。一块地靠近村庄,另一块要远一些。一块地在平坦的地方,另一块是坡地。做决定的人们力求搞得公平,有时为了让谁也不觉得吃亏,只好在同等的条件下抽签。
    还有其他一些冲突。例如,大热天土地要浇水,你的田及时锄完了草,我却耽误了。但是,话又得说回来,怎么能浇你的地,不浇我的地呢,水渠是一个呀!在这种情况下会听到一些不好听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样,个人责任制就不单是个人的问题,有时还有一个互相负责的问题。能手与田地在苏共中央与苏联部长会议不久前的《关于改进农产品生产和收购的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的决议》中,特别注意到要更好地利用土地,要根据自然条件和其他因素区别对待国内每一个地区。
    舍马哈区委第一书记在和我谈话时说:我们想把所有的葡萄栽培单位都改成“公顷田”承包制。在葡萄蔬菜和其他几种作物中,特别是在地块零散,而农民家庭历来都是人口多的地方,这一体制的优越性是毫无疑问的。阿塞拜疆葡萄栽培业的发展计划,拟订不久就要把葡萄年产量增加到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吨,为此特别要开发新土地。其中大部分是荒地和山坡地。是否到处都在用拖拉机和其他类似的技术设备(应该说,在葡萄栽培业中这种机器并不很多)呢?当然不是。所以,这里没有孜孜不倦的“公顷田承包者”是不行的。
    同时,我们还要指出,这种方法在用得上技术设备的地方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例如,在棉田(只有用手工摘收的留种用棉除外)里,在玉米田里,全盘机械化的小队就代替了“公顷田承包者”。
    这是否意味着,个人承包制是暂时现象呢?是的,是暂时的,原则上讲,象手工劳动本身一样。
    我们不打算走得太远,虽然我们也想有现在还没有的小型机械,灵巧的拖拉机、播种机和联合收割机,这些东西可以使“公顷田承包者”的劳动更加文明……。
    是的,机器的力量是强大的,到处都用得上。但是任何一个稍有知识的人都会告诉你,农业的手工劳动还是很多的。据统计,在我们这里,每公顷土地有一半稍微多一点是用机器操作。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难道根本不适用拖拉机的荒地、丘陵和山坡还少吗?至今还没有实现机械化的部门还少吗?手工劳动在农村还将存在很长的时间,不仅有细活,例如,种葡萄者象玩魔术一样地修剪葡萄藤,而且还有最一般的手工劳动,从早到晚,象祈祷似地荷锄躬腰,以及终日忙碌采桑养蚕等。有时人们称之为传统的或者“古典的”农民劳动。这种劳动迄今仍存在,不管我们想不想要它,社会需要它,这种劳动还是缺人的。
    用什么办法吸引人们去从事这种劳动呢,用什么办法使人们对其感兴趣呢?大概是:简单而明确的组织,以及合理的报酬。还要消灭各种平均主义。


    【香港《文汇报》一月十七日特稿】题:悠悠三载祖国心(作者:王大兆)
    自人大常委会发出《告台湾同胞书》以来,不觉又到了第三个春天。这三年来,从《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到叶剑英委员长“九条”建议的宣布;从胡耀邦主席对蒋经国诸先生的邀请到廖承志副委员长的多次恳切谈话,无不一一体现了北京的苦心。台湾有识之士,海峡两岸人民是深深感受到的!现在,原来并不平静的台湾海峡,已变得越来越风平浪静,两岸民间的来往接触,实际也多起来了。
    近年来,海峡两边的渔民在海上互相交往,已经是件常事。台湾渔民因避风等原因来大陆参观访问;大陆渔民到台湾游览后再回来,也已经不是
    “奇闻”了。
    两年前,台湾报刊发表的一些诗如“政治犹如无情剑,斩断高堂骨肉情”、“卅年游子音讯绝,愁煞堂前老母亲”等的消极、悲观甚至绝望的感伤调子,已为比较激昂的诗文所代替,表达的形式也由暗喻变成了直抒胸臆。写诗文的有老中青三代。青少年一代高喊着:“我来自中国大陆,生为炎黄子孙,生为华夏后裔,血管里流着中华民族神圣的血液,永远,我都是中国人!”台湾中学生则在升学考试以《水》为题的作文中,写出了“家父名叫金水,我家住台北淡水,故乡有水,母校亦有水……大陆上有白山黑水,有名山胜水,台湾和大陆只隔一水,黄帝子孙血浓于水”的表达自己对祖国大陆无限向往的句子。
    老一辈的人撰文,则从历史、地理、文化及民族血缘等方面,谆谆教导儿孙辈饮水思源,切勿忘“根在大陆”。
    还有的文章,已公开说出渴望要求与大陆亲人相见。去年十二月五日台《自立晚报》副刊发表了罕见的怀妻文《我怎能把你忘记》,文章表达了对妻子无限的思念。文章最后,作者表示渴盼和妻子在大陆相会。
    还有的诗公开批评国民党“煮豆燃豆箕。相残手足讥……”。
    据台报日前报道,台湾最近的“国语”流行歌坛“出现了不少和‘泥土’有关的歌曲”,而“这些歌曲大体上表现了一种相同的情绪,那就是离别乡闾的离情”。
    为此,《台湾新生报》开辟了“寻根探源征文”;台湾《自立晚报》则开辟了“故乡”专栏。有的报纸,虽然没有开辟类似专栏,但也大量刊登访问大陆的游记和怀念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梁实秋回忆了在北京、青岛时期的生活;陈纪滢则谈到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文艺界中一些人的友谊。
    台湾《联合报》除经常转载新华社的电讯稿外,还逐年配照片报道东北毛孩生活情况,这种关心绝不仅仅是因为科学价值,也体现了台湾民众和新闻界对大陆孩子的关怀。
    台湾的电视台在转播北京电视台节目后,台报说“各界反映热烈”,于是“千方百计”再搞北京电视台的录像带,再次进行转播。
    海峡两岸之间的通讯实际也在逐年增加。台《自立晚报》一月四日刊登了张达修题为《冬至前二日得达三弟讯即寄》一诗中写道“一纸报平安。相望我心悦。隔海违卅年。流光俨一瞥”;还有的儿子在台湾,听到来自大陆的母亲录音带号啕大哭;而台湾《联合报》也报道了高雄一个海员找到失散多年的大陆女儿时,邻居和朋友们奔走相告、登门道贺的热烈情景;而大陆与台湾的体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在各国和香港等地互相切磋,并肩齐飞的竞赛和交往就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一切都不是空穴来风,正是祖国象慈袢的母亲,在三年的岁月中,声声呼唤着台湾;又用自己宽阔的胸怀,温暖了台湾民众孤独的心灵。


    【中央社台北二月三日电】蒋主席于上午主持春节过后第一次中国国民党中央常会时,以《我们共同的革命精神和志节是复国的基础》为题讲话。
    蒋主席说:
    去年这一年,是我中华民国庆祝建国七十周年的一年。
    在这国家多难而却又充满希望的时刻,本党同志务必体认国父革命建国的精神,贯彻总裁光复大陆的遗志,而尤须达成我们共同复国的要求,那就是:
    第一要天下为公。
    第二要能明耻教战——唯有卧薪尝胆,激励意志,发扬战斗精神,才能坚此百忍,以图最后的成功。
    第三就是要枕戈待旦——今天中共对我内则分化,外则孤立,阳则扩大对我们的和谈统战,企图麻痹我们的意志;阴则加紧军事的威胁,想以武力侵夺复兴基地。这一情势,十分显然,所以我们决不能在友人的善意下苟安,在敌人的统战下松懈。
    第四我们要精诚团结——不分畛域,不分党派,以国家之利为利,民众之害为害’公利共成之,公害共去之。总之,今天全党同志,应面对现实,共济艰难,不以一时的困难而稍挫锐气,不以一时的得失,而自乱步骤。


    【中央社台北二月二日电】前国军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将军,今天下午坐华航班机到达中正国际机场时,曾发表书面声明,感谢政府准予回国探亲,并说明他希望多了解自由祖国一切建设的伟大成就。
    王秉钺在声明中说,他在六年前被中共释放离开大陆到香港,因人地生疏无法在香港生活,后以儿媳在美国,因而申请赴美居留,迄今匆匆已过五年多的时间。
    他表示,他年龄瞬届八十高龄,住美期间,因亲友绝少,言语不通,加以曾经在上海附近与共军作战受伤,常须卧床休息,痛苦不可言喻,但每想及尚有部分家小在台,一别三十余年,想念亲人之情常萦魂梦,现幸蒙政府当局体悉其困苦情况,准予回国探望亲属。
    【中央社台北二月二日电】王秉钺现年七十七岁,他在中共释放的十名“战犯”中以中将军阶为最高官阶。
    他在获释后,曾在六十四年底过境台北时,和阔别二十六年的妻子,现任国大代表李志衡女士,在机场晤面两小时,后在美国波士顿和儿子居住一处。
    王秉钺发表书面声明,吐露他长期受监禁所受到非人待遇的真相。他预定在国内停留一段时间再返回美国。


    【中央社台北二月三日电】行政院新闻局今日发布消息:
    蒋总统经国于日前在荣民总医院作了一次例行性的全身体格检查。体检结果,咸认蒋总统一般健康状况极好,惟发现左眼视网膜有施行手术治疗之必要,蒋总统接受医师建议,于三日上午主持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之后,进住荣民总医院,并于下午进行手术,历时约一时三十分,经过十分顺利,短期内即可出院。


    【香港《大公报》十二月十四日报道】台湾《今日电影》杂志社编辑一本《中国电影电视名人录》,即将出版。据台北《工商时报》报道,该书收录有影视界著名人士约二千人,逐一介绍其生平及作品年表。电影方面包括有大陆、港、台拍摄的国语片、台语片和粤语片,共一千五百人左右。电视方面收录约五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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