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一月十八日文章】题：首先要有首尾一贯的政策（作者：基辛格）
（原编者按：基辛格现在是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战略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准会员。）
关于大西洋联盟，下列任务在我看来是最为重要的。安全观念我们同我们盟国的关系的根本问题——波兰危机十分无情地揭示了这个问题——不是程序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并不是我们磋商不够，而是我们对大西洋磋商的目的认识不清。今天，大西洋联盟缺乏一项现实地考虑到东西双方日益增长的核武器储备以及苏联常规力量的新发展的安全原则。
在过去，联盟代表把力量集合在一起，与此相反，北约组织长期以来的做法一直好象它是美国军方的核保障而已，这样做的时间太长了。而北约现在仍然这样运转，尽管核战争可能带来的伤亡已打乱了先前关于战争的一切已确立的事实：历史上，投降被认为比抵抗坏。对于许多人来说，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已把这种促动因素颠倒了。在他们看来，核大屠杀是最坏不过的事情了。
其结果是中立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结合。有人认为，美国除了保卫欧洲之外，别无其他选择，欧洲认为，它在政治上与美国脱离关系、在防务问题上持冷漠态度，同时反对美国的诸如设置导弹这样的措施
——这事实上就是欧洲核原则的逻辑结果，是不冒任何危险的。迟早这会导致灾难的。如果我们对避免核战争持严肃态度，不想屈服于残暴势力的话，大西洋联盟就必须加强自己的常规力量。没有其他选择。但是大西洋两岸都没有一项要这样做的认真计划。东西方关系波兰危机之所以是对东西方关系的根本性挑战，原因不仅在于粗暴违反了赫尔辛基协定。其所以是这样，主要是因为它告诉了我们苏联的安全观念是什么。苏联寻求保障自己的安全，不受周围国家敌对军事力量的侵害，这是一回事；把安全与建立一个附庸国圈子，苏联最终有权把一个极权政府强加在绝大多数人反对的人民头上，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对于苏联的战略上担心的事，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明自己的看法；我们必须反对莫斯科宣称始终有权干涉的说法。同苏联谈判的作用不幸的是，是否同我们的敌手谈判这个问题已经成了一个国内问题和联盟内部发生国际摩擦的根源。这使我们在四个方面遭到削弱。在相对来说平静的时期，它使苏联人能把自己打扮成和平使徒；在我们最后走到谈判桌边的时候，看上去好象是盟国和苏联施加压力的结果而不是美国的主动行动；为了证实我们有诚意，我们又会禁不住采取看上去好象完全相反的开头立场，从而使人怀疑我们的决心；一旦我们参加了会谈，这些谈判立场本身又变成了目的，而不管其内容如何。
我们必须使我们的言论和我们的战略一致起来。我们需要制订一个能够避免既把和平旗帜丢给我们的敌手而又不使谈判陷入某种形式的自己拜倒在威胁面前情况的双重危险的计划。东西方经济关系在大约十年前东西方的贸易、技术转让和金融关系开始发展的时候，许多人认为经济关系可以成为对苏联的行为起节制作用的手段之一。我们认为，苏联为了怕失去市场，失去获得原料、西方的新技术或银行贷款的门路，会在行动上谨慎一些。但是，这种假设得有一个前提，就是西方要有把自己的经济力量用来为全面的战略服务的中心。这一点显然没有做到。现在，西方国家中间依赖对苏贸易的国家太多了，以致中断贸易这个手段更可能会成为苏联用来对付西方的武器。我们的农户今年因为向苏联出售了二千三百万吨食品而感到满意。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农业布局和整个农业经济长期受制于对苏保持这种水平的出口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那时处于更有力的谈判地位的是谁呢？
同样，西方的银行一直随心所欲地贷款给波兰和其他东方集团国家，对国家的政策不加考虑。结果是，这种拼命争着向东方提供私人贷款的赛跑一旦停顿下来，它们将处于无援的地位。安排决策过程最近几年里发生的种种事情汇合在一起，削弱了我国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意见一致，形成在所有战略问题上出现种种错误意见。
在波兰实行镇压之后的几个星期里，里根政府内持这些针锋相对的观点的人互不示弱所造成的紧张气氛是十分明显的。这些紧张气氛在今后几个月里还将影响我国的政策，直到我们采取行动消除这些紧张气氛并在消除紧张气氛的过程中对我国的战略、我国的人力物力以及我国在世界上所要达到的更广泛的目标制订出一项较长期的、十分全面的思想为止。
如果我们能够把握这些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制订出一项前后一贯的政策，波兰危机最终会带来持久的好处。如果做不到，那么这几个月将不仅作为耻辱而且将作为西方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香港《中报》二月一日社论】题：从费孝通被拒访台说起
外电报道，台湾已正式拒绝社会学家费孝通访台进行研究工作的建议，台湾当局所持的理由仍是那一套老掉牙的腔调。
费孝通是位国际知名的社会学家，最近荣获伦敦颁发的赫胥黎奖章，一般对于老而弥坚矻矻于研究岗位的学人，很难将他和政治扯在一起，而台湾当局偏偏就有扯在一起的“联想”。在台接受高等教育而于海外有成的学人，不少曾到大陆访问，其中对北京政权有满意的，当然也有不甚满意的。基本上来说，中国大陆还是保证自山往返，现居住本港的市民到大陆和台湾旅行观光都很方便，侧闻从台湾到香港的旅客中，不乏私下到大陆探亲访友之人，中共对之亦没有横阻刁难，反而提供他们种种方便，唯独台湾当局对大陆提出的互访邀请，一概拒绝，反映出其一贯“反共”“仇共”的立场：海外有识之士皆以国府“反共入魔”而忧心忡忡。或许蒋经国先生坚持汉贼不两立，有利于安定岛内民心士气，但长此下去，终非良策。何况历史是无情且公正的证人，届时谁是“贼”，谁是“汉”，自有分晓，在现时尚未分出真章前，我们对台湾当局这种深怀敌意的偏颇心态，期期以为不然。
台湾当局现仍在高喊“不是敌人，就是同志”的口号，遗憾的是海外的“敌人”愈来愈多，志同道合的“同志”反而愈来愈少。当年曾经密如兄弟的友邦，一个个地和台湾“拜拜”，逼得两位蒋先生乱了分寸，不得不搬出“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八字真言来慰藉自己。忠言往往逆耳，台湾当局现在所走的路子，和中国距离愈来愈远，主事者的“偏狭”“猜忌”心态毕露无遗。台湾一千八百万人民皆炎黄子孙，领导者的政治涵养却“偏低”地令人叹息，诸如上述的喊“匪”基调长年不断，大概也创下政权“骂街”历时最久的纪录！
【法新社台北一月二十九日电】国民党中国政府今天拒绝了有人提出的允许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前来台湾考察的建议。
政府新闻局发表的一份新闻公报说，在费先生公开宣布脱离中共政权之前，“（国民党）政府认为难以接待他来访”。
公报接着说，近年来费先生参加了中共在海外学术领域的统一战线（政治战）活动。
公报还说：“我们怀疑他到台湾来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意图真正是出于学术上的理由。”
【美国《新闻周刊》二月八日一期（提前出版）报道】题：莫斯科呼吁外国贷款
国际银行界人士报告说，由于苏联的外汇储备已减少到危险程度，它正在要求欧洲和日本的银行提供总额达五亿美元的紧急贷款。与此同时，美国则在敦促其盟国不要向莫斯科提供此种贷款，除非它软化其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直到不久前，苏联人一直靠出售他们拥有的价值四百亿美元的黄金中的一部分来筹集现款。但由于这样做会降低黄金的价格，所以出售黄金已成为弄巧成拙之事。于是，苏联人现在改变了做法，他们提出把黄金作为他们所要求的贷款的抵押。苏联去年又是歉收，他们需要现款来支付他们必须进口的粮食。莫斯科要替波兰偿还债务，这也是造成其货币供应日趋枯竭的一个因素。
【南通社罗马二月一日电】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昨天说：“社会主义应当确保人民最充分地了解事实，最大限度地掌握情况，这是让人民积极参加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他是在答复苏联共产党杂志《共产党人》对意共提出的指责时这样说的。在《共产党人》提出指责之前，《真理报》也提出过类似的指责。
贝林格昨天在巴里的一次共产党集会上讲话时说，《共产党人》杂志的文章将在下一期的意共机关刊物《再生》周刊上全文发表。
贝林格说，苏共领导不让苏联人民了解意共的立场和观点。另一方面，他强调说，意大利共产党人是充分了解苏联的论点的。贝林格拒不接受刊登在苏联报刊上的“侮辱和指责”，并说，意共希望苏联根据事实作出答复。他指出，苏联方面还没有作出这样的答复。
关于《共产党人》说意共领导人加入了“反社会主义势力的阵营”这样一种指责，贝林格说，这个问题只能由“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战争贩子以及民族解放和独立斗争的敌人的“许多斗争”的意大利共产党人来回答。
对于说意共“想把它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强加给别人”这样一种指责，贝林格回答说，意共希望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思想都能受到尊重，首先是各国在不受任何外界强加的情况下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能够受到尊重。
他说：“我们认为，那种把别人革出教门的时代早就过去了。然而，我们现在又听到了那些自认为是负责保护信条和对别人提出谴责、充当某种最高法庭角色的人的声音。”
【国际交流署华盛顿二月一日电】新闻发布会
国务院发言人费希尔不愿意就北京报纸上的消息发表任何评论，这些消息表明，中国可能愿意就美国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期限进行谈判。
费希尔说：“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对中国报纸上的文章不发表评论。”他还说，美国同中国人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正在继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