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世界报》二月八日报道】题：克里姆林宫想使欧洲脱离美国（布罗克多夫发自布鲁塞尔）
日内瓦裁减中程导弹的谈判进展不顺利。在进行谈判后不到三个月，苏联国家和党的首脑勃列日涅夫就违反了商定的关于保密的规定并向公众宣布，莫斯科力图在一九九○年前削减三分之二在欧洲的中程武器。据西方消息灵通人士说，苏联在日内瓦的确曾经确切地阐述了这个立场：双方应把各自在欧洲的中程武器减为各拥有三百枚。
这样便出现了北约专家早在谈判开始前就预言到的情况：尽管莫斯科官方作了种种保证，但它仍将在日内瓦通过其谈判战略来拆散欧洲和美国的防御联盟。从苏联的角度来看，美国不是欧洲的天然盟友，欧洲的安全最好由苏联来保障。
如果人们分析一下苏联的这个建议（这个建议拒绝里根总统提出的零点方案，认为是无用的），那么美国必须从欧洲撤走其具有核能力的常规空军并把它部署在美国。美国可以在欧洲部署由它选择的三十七件中程武器：飞机、潘兴Ｉ式导弹或巡航导弹。苏联可以拥有至少带九百个核弹头的三百枚ＳＳ—２０弹道导弹——比它现拥有的导弹还多二十枚。从这个基点出发，欧洲就不再具有防御能力了。如果有人用战争相威胁，欧洲就不得不投降，因为九百枚核弹头有可能消灭西欧几乎所有重要的军事目标。苏联的这笔账是按众所周知的莫斯科计算方式计算出来的，就是说把英国和法国的主要战略核武器考虑在内，莫斯科的统计数是二百六十三枚。那么留给美国只有三十七个核武器。不管怎样，西方打算让法国在阿尔比昂高原的十八枚中程导弹算在里面。其余的作为主要武器系统是属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整体的。
按苏联的估计，这个使欧洲脱离美国主要战略核武器系统的做法是很完美的。它可以彻底打乱北约的“灵活反应”战略，打一场有限的核战争（如果说投降前要进行这样一场战争的话）那是可以想象的和可能的。北约专家们的意见是：“莫斯科在战略上谋求它在宣传上谴责美国的东西。”
对欧洲的威胁到此还没有结果。克里姆林宫一方面郑重其事地在日内瓦把美国空军部队赶出欧洲作为其目标，同时又不许人家在日内瓦协定中提到它拥有二千七百架有核能力的作战飞机。这是一些所谓第三代的超现代化的可变翼飞机，西方称之为“击剑者式”、“鞭击者式”和“装配工式”飞机。
这些飞机具有类似美国必须撤走的那些飞机的功率参数，这个参数甚至还更大。据说，苏联断然拒绝找一个西方要求的全球性地解决中程武器问题的办法。苏联想让对它国土上的武器限制只运用于苏联的欧洲部分。克里姆林宫说，乌拉尔以东地区的ＳＳ—２０导弹或“逆火式”飞机不包括在内。然而，不管这些射程为五千公里左右的核武器是从库尔斯克还是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发射的，对于在西欧被击中的目标来说这是无关紧要的。
可是，北约人士满怀希望能在日内瓦使莫斯科清楚地认识到，在这个基础上是无法达成协定的。苏联仍还处在一个使它感到不愉快的决议的压力之下：自一九八三年最后一季度起，将在西欧部署五百七十二枚新的美国核武器。
在日内瓦存在的困难更多地是具有哲理性的，应该被理解为不容忍任何矛盾的苏联社会学的结果：苏联在日内瓦的谈判伙伴在语气上尽管是友好的，但是在实质问题上只允许它的观点是“真理”。西方提出的主张被认为是主观的，因而是错误的。
【法国《世界报》二月十一日社论】题：冷战
“缓和”的创造者和支持者们感到悲哀：冷战确实又出现了，在经过多年艰苦努力建立起来的充作东西方“桥梁”的一切讲台和论坛上，到处都可见这种冷战状况。美国代表罗斯托在裁军委员会会议上说，苏联不仅要对它自己的侵略行为负责，而且要对其他人的侵略行为承担责任。他指责说，苏联“在其帝国主义的冒险行径中利用别人无权过问这一点”，“树立了一个坏榜样”。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公开宣布了他的打算：“以减少西方向苏联的工艺出口和贷款的方式，使苏联工业逐渐落伍。”
当然，波兰事件今天已成了“反苏喧嚣”（这是用塔斯社所讲的话来说的）中的中心内容。波兰在莫斯科授意下实行的暴力措施，使“缓和”的典型产物、即起初的欧安会及其马德里续会陷入窘境，这是很自然的。如果这种集会在一九六八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就存在的话，无疑也会使西方作出比当时所表现的出奇的软弱态度要强烈得多的反应。但是，这种解释并不足以使人信服。
事实上，这种现象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在很多国家，特别是法国和美国，舆论对波兰事件极端敏感。这种敏感有时使各国政府走得比它们想要走的还远。另一个是美国领导班子决心要在所有可能的地方使苏联人处境困难，决心要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全向”宣传运动来配合白宫决定作出的巨大军备努力。
苏维埃政权的令人厌恶和担心的形象（主要是由于它对阿富汗的入侵，对波兰施加的压力和它的ＳＳ—２０导弹），提供了一个开展这一宣传运动的好机会。但克里姆林宫也并不因此就没有进行反击的手段和机会。
超级大国不是国际大赦，而里根的全向运动显然不会受枝节问题的约束。它在人权问题上攻击共产党国家，却忘记了萨尔瓦多的屠杀或土耳其的诉讼和酷刑。丹麦首相认为美国的批评是一面之词。一般地说，欧洲各国政府不论是对波兰充满热情还是缺乏热情，都不打算中断同波兰的关系，并避免实行制裁。
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内心深处对华盛顿最终采取强硬立场可能并不生气。但它们也坚持要表示，美国政策不应该成为整个西方的政策。
【路透社华沙二月十四日电】波通社今天报道，警方昨天在波兹南举行的示威中逮捕了一百九十四人，其中许多是高中和大学的学生。
昨天是波兰于去年十二月十三日举行军管、中止自由的团结工会活动后进行军事统治整两个月。
波通社说，成群成群的人昨天聚集在波兰西部的波兹南的市中心。波通社没有提供细节，只说，“由鼓动示威的标语激发起来的群众高呼着怀有敌意的口号。”
波通社说，人群没有理会警察要他们散开的要求。该通讯社说，于是警察进行了干预。
华沙本身周末未出现骚乱。
波通社说，由于波兹南出现了骚乱，省防务委员会已决定加紧一些先前已放松了的军管措施。
这家通讯社说，从明天起，在波兹南禁止驾驶私人车辆，只向诸如医生、兽医、农产品运输者这样一些得到特别许可的人出售汽油。它说，电影院、剧院等公共娱乐场所已被关闭。
【德新社华沙二月十四日电】今天，刚好在宣布军管两个月之后，军车再次在华沙的街道上开动，加紧了对人们身份的检查，墙上的大量标语口号很快被粉刷干净。波兰出现明显的紧张气氛，但是，还没发生重大事件，至少首都是这样。
格但斯克仍然受到自一月三十日发生上街抗议示威事件之后实行的特别治安限制，每晚八点开始宵禁，电话仍然不通，私人汽车禁止通行。
在斯维德尼查，在波通社报道说有许多人未能遵守军管条例之后，那里的限制措施更严格了。
【合众国际社华沙二月十二日电】教会人士今天说，军事当局可能会允许被拘留的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到格但斯克参加他的女儿的洗礼。
这些人士说，来自格但斯克的瓦文萨的教区的教士扬科夫斯基牧师今天将探望这位被拘留的工会领导人，而且，这位教士还将会晤团结农会领导人扬·库瓦伊，他现在也被拘留。
这些人士说，教会想表示它对瓦文萨的敬意，因此，主教管区秘书布罗尼斯瓦夫·东布罗夫斯基主教可能会当这个新生女儿（她是两周前出生的，是瓦文萨的第七个孩子）的教父。
【美联社雅加达二月十二日电】一些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印尼当局拘留了十几名印尼军官，就他们同苏联在这里进行的间谍活动的牵连对他们进行查讯。这些人士不愿意透露他们的姓名。他们说，逮捕海军军官苏斯达里安托中校的结果，使其他一些印尼军官被拘留。苏斯达里安托被指控向苏联谍报人员提供了重要文件。
这些人士说，据说苏斯达里安托向苏联谍报人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海军文件和地图。
这些人士说，苏斯达里安托是在雅加达丹戎不碌国际港海军测量和制图部门工作。据说他还向苏联谍报人员提供许可证，准许他们在南中国海纳图纳群岛上空进行空中观测。纳图纳群岛有丰富的天然气和石油储藏。这个群岛的部分岛屿是越南和印尼之间有争议的地区。
一些西方大使馆人士说，苏联支持河内入侵柬埔寨，也使印尼人对苏联人在这个地区的活动更加警惕。这些人士说，印尼对苏联在越南金兰湾的海军基地的看法就象美国对古巴的那种看法。
其他一些人士说，印尼人不打算对苏联人逼迫得太紧，因为他们怕在东南亚会失去苏联和中国之间需要有的平衡。
这些人士说，在这一点上，印尼很可能会在进行了详细的讯问和作出估计之后释放亚历山大·菲年科。
胡志明市这个城市只存在于地图上，人们仍把该市称为西贡。老西贡城仍保持了原来的气象。黑市繁荣，酒吧问开着门。
从巴黎起飞的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每周来一次，把几十吨逃出去的人邮给家里的包裹带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贡就是这样依靠“叛徒”来维持生活的。现在，这成了一种巨大的优越感。一个装有尼龙衬衫、香烟和药品的包裹可以维持五六口人的生活，这些东西在黑市上都是很值钱的。一天，我在西贡遇到一个人，他从顺化赶来提取他儿子从澳大利亚通过巴黎寄来的收音机。一台收音机能维持两个家庭一个月的生活。乞丐乞丐们在公园和寺庙的院子里安营扎寨。很多是从遭受台风袭击的地区逃出来的农民。在西贡，在河岸上，老乞丐们傍晚同新来的乞丐们争夺着莱昂斯俱乐部在一九七二年赠送给该市的水泥长凳子。这些老乞丐曾被革命政府安置在一个集中营里，发现供养他们需要很大一笔开支之后又把他们放了。在南方，如同在战争时期孩子们专门向美国人乞讨一样，现在则专门向俄国人乞讨。如果俄国人什么也不给，他就会遭到咒骂，有时还会受到虐待。
人们一看到随便哪一个外国人就大喊“联苏，联苏”，意思是苏联。访问越南的外国人要学会说“我不是苏联人”，这样就可以避免令人不快的事件。一天晚上，在一个居民区，我突然遭到一群小孩投来的石块的袭击，他们喊着“联苏，联苏”。新经济区这是一种重大发明，想要一箭双雕地解决两个问题：城市拥挤和食品不足。这个主意是，把城里的所有市民送到未开垦的地方去，以半集体化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成千上万的家庭，特别是同被推翻的阮文绍政权有牵连的家庭，从西贡和其他城市被送到边远地区。在那里，人们在可怕的条件下生活，缺少足够的饮水，没有医疗设施。六十万公顷已开垦的土地没有生产粮食。成千上万的家庭离开新经济区返回城里。但是，流放前他们所住的房子在此时已被来自北方的人占了，现在这些难民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了。晚上，在西贡火车站周围的人行道上，在那些支起一块塑料布准备在那里过夜的人群中，就有来自经济区的居民。反抗一列火车遭到袭击，一名党的干部被暗杀，由西贡开往大叻的一辆公共汽车在路上被一伙武装的人截住，他们自称是救国队的战士，然后，他们拿走了车上乘客们带的所有能吃和值钱的东西。拒绝投降的阮文绍时期的士兵们以小分队在国内继续活动，但他们的行动更多的是土匪式的活动而不是政治恐怖活动。
一位前共产党人说：“在这里，唯一名副其实的反对党是难民。”每个月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冒着生命危险跑到海上，希望能被过路的船只打捞上来，或者能够到达愿意接待的地方。外逃的不再只是西贡的旧资产阶级队伍中的人，或从再教育场所回来后没有工作和在前途方面没有任何希望的阮文绍时期的军官和官员。现在，党的干部和醒悟的前革命者也在外逃。（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