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二年是保加利亚努力进行经济改革的一年。改革的重点是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劳动关系，目的在于提高经济效率、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一九八二年，是保加利亚努力进行改革的一年，
围绕经济改革的问题，保加利亚提出了一些想法和做法，有的正在实施，有的尚待实践。
保加利亚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目前已发展到按人均计算固定资产和国民收入分别达到一万美元和二千五百美元的水平。
这种发展主要是通过非集约化的办法达到的。保加利亚认为，效率问题不及时解决，发展速度就会慢下来。
提高劳动效率的关键要从多方入手，完善劳动过程的物质技术条件，提高劳动质量。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民族的智能潜力发掘得不够，对现存的物质技术条件利用效率低。
在工业部门中，目前尚有百分之四十九的工人从事手工劳动，百分之三十八的工人的劳动条件达不到标准。每一千名就业人员中，大学毕业生占六十三名，中等学校毕业生占一百三十四名。三十岁以下的职工，未受过中等教育的占百分之四十以上。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着较严重的用非所学现象。同时，一些本应由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员担任的职务，却被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员占据着。
保加利亚技术熟练工人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七，根据目前的实际发展需要，要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才行。
在劳动组织方面，也正在摸索如何使劳动、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者更加和谐和统一。
进口设备的生产能力只能达到国外使用水平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这些限制提高效率的因素，使保加利亚从上到下都有紧迫感。
目前，保加利亚衡量国内经济效率的尺度是世界先进水平。
所谓开放型的经济形态，就是通过产品的国际交换来实现国民收入，这就要求保加利亚的经济必须跟上现代科技的发展水平，提高产品质量，建立起具有世界水平的生产能力。因此，要求生产率较低的保加利亚在各个方面要进行根本性改变。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是今年保加利亚力求提高效率的重要一环。一九八二年保加利亚主要贯彻了下述一些原则：
（一）使企业在国家计划和企业实施计划的基础上实行独立经营；
（二）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等经济杠杆，把它们作为刺激生产发展、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改善经营管理的推动力；
（三）把一切生产性和社会性的活动置于经济核算的基础之上；
（四）个人工资的多少取决于个人的劳动的量和质，取决于企业经营的好坏，取决于产品的销售情况。
（五）经济上的损失由具体的人承担。
保加利亚把扩大企业和劳动者的权利、发扬劳动中的民主，作为将人民群众进一步团结在党的事业和政策周围，使劳动群众更积极地参加社会性工作，完善劳动关系，提高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重要途径。
（一）扩大劳动集体的权利
劳动集体拥有权利，才能履行义务。企业内的基层劳动组织的作业队（车间、班、组）实行直接民主，职工全体大会是它的最高机构。由职工大会选举队管理委员会和队长（队长选出后须经企业领导者任命）。作为基本劳动集体的企业，实行民主，由企业内各基层劳动集体选派的代表共同决定问题。
（二）扩大劳动者的权利
劳动者首先应该有权从事能够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的劳动，光提“人人有劳动的权利”已是不完整的概念。
当个人与劳动组织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有权要求保障一定的劳动条件，保障居住和其他生活条件、保障使个人的技术技能不断提高的权利，等等。在新的劳动法典中，还将规定劳动者个人有从事法定劳动时间以外的额外劳动的权利，也有在业余时间从事第二种职业的权利。劳动者有根据自己所付出的劳动要求得到相应报酬的权利，及得到相应的公共福利的权利等。
保加利亚的指导思想是：（一）在社会主义社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使自己的权利多于义务，也不能使其义务多于权利。（二）权利多于义务时，久而久之，人们会对劳动和社会产生懒汉思想和寄生性：义务多于权利时，不会持久，还会使人对劳动和社会产生厌恶和疏远，失去动力和活力。
（三）权利和义务结合，会使国家、集体和个人产生共同利益。
国家通过中央计划工作来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这一点仍然是保加利亚经济政策的中心。但与以前不同的是，现在主要是通过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定各种重要的比例关系与增长速度来实现中央的计划领导；通过利润、信贷、价格等经济杠杆来实现中央计划领导。这些经济杠杆今后仍将掌握在国家手中。这一点是扩大企业与劳动者权利，使权利和义务紧密结合的前提条件。（新华社记者吴锡俊发自索非亚）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题：正在变化着的中国人民的生活状况（该报驻北京记者：藤村）
相隔几年以后又到北京访问的一位朋友，对北京市民的生活状况变化之大感到吃惊。以市郊为中心，高层公寓相继拔地而起，在街上行走的妇女们的服饰也与从前大不一样了。虽然同欧美国家及日本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然而市民们的生活的确有了显著的改善。
《人民日报》等报纸发表了许多带有图表的文章，介绍近几年中国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据调查，去年每个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为二百二十三元，比一九七八年增加了八十九元，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十八点五。尤其是实行了新农业政策以后，富裕农户逐年增加，并且已经出现了全年收入超过一万元的农户。
城市的工人及职员们的收入也增多了。去年，城镇居民每人平均生活费用为四百六十三元，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实际上增长了百分之三十点八。
在三年间，全国有二千六百万人参加了工作，到一九八一年底，待业人数只剩下大约三百万人。
随着收入的增加，人民购买力也显著提高了。收录两用机、电扇、洗衣机和电冰箱等物品的销路很好。几年之前北京市内的电视普及率还只有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而目前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家庭都有了电视机。如果到农村去，则经常可以看到村子里电视天线林立的情景。几年之后，城市中现在的黑白电视机将会被彩色电视机所取代。
在农村，随着收入的增加，商品供应有些跟不上形势了。因为消费者的商品知识越来越丰富，所以他们对那些“质量低劣的便宜货”瞧不上眼，而是把钱放起来等着买那些品质优良的名牌产品。
北京市民对蔬菜供应的不稳定意见较大。在近郊区，由于城镇建筑发展得很快，占用了不少耕地，仅北京市在去年一年内就有大约九百公顷耕地被占用了。这样，蔬菜的种植面积下降，从而造成蔬菜供应不充份的问题。
在农村也出现了“盖房热”。
生活虽有所改善，但在文化娱乐方面还不充份。市民们最主要的娱乐活动是看电影和看戏。电视机增多了，但是电视台播放的娱乐节目还较少。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到本世纪末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到了二○○○年，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必定会变得更加富裕。
【共同社东京十二月二十日电】中国驻日本大使宋之光二十日下午到外务省拜访了安倍外相，对外相就任表示祝贺。同时，就日中关系前景等问题，双方会谈了二十分钟。
关于两国今后的关系，宋大使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他说：“现在在中日两国之间没有任何麻烦的问题。今年恰好是邦交正常化以来第二个十年开始的一年。希望今后比以往的十年关系更为发展。”
对此，安倍外相说：“对中国的现代化计划，我想日本一定尽可能地给予协助。”这番话强调要以积极态度对待对中国的协助。
【英国《金融时报》十一月二十三日文章】题：中国富有雄心的目标是能够达到的，但是任务艰巨
中国经济发展忽上忽下的时期现在可能已告结束。党的十二大制订的今后二十年的战略，具有比较全面和合理的特点。
在此之前的一年里，人们明显地看到中央执行调整政策的结果。重工业产量下降了将近百分之五，而轻工业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十四点一。尽管能源生产部门的情况显然不太好，可是一九八一年工业总产值提高了百分之四多一点。
一九八二年初，随着钢产量增加，重工业部门的生产有所恢复。据中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宣布，一九八二年上半年轻工业生产提高了百分之八点五，重工业为百分之九点五。这是引人注目的转变。重工业的回升表明领导人认识到轻重工业必须同时发展。
中国发展工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党的十二大规定的到本世纪末生产“翻两番”的目标到底是否切合实际？
二十年里“翻两番”的目标并不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整个经济每年需要增长百分之七。中国官员说，这要分两个阶段实现。
正如官员们自己所承认的，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从过去二十年的教训中产生的新的现实主义态度。
据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说，暂时不能大发展的主要原因是：
需要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调整经济，改善效率很低的能源部门以及陈旧的运输部门，提高经济的技术基础，扩大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的队伍。
【美联社埃及明亚十二月十五日电】题：成百万埃及人在国外“发财致富”（记者：史蒂文·克·欣迪）
成百万的埃及人为了挣钱而在国外工作，这大大地提高了他们在国内的生活水平，这一现象改变了他们旧有的生活方式。
政府估计，去年在国外工作的约三百五十万埃及人，汇回国的钱达二十二亿五千万美元。侨汇是埃及外汇收入的第二大来源，仅次于二十七亿美元的石油收入。
埃及大约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劳力在国外工作。在沙特阿拉伯，一名埃及医生、律师、教师或工程师在那里每月可挣一千五百至二千美元，住房免费并享受其他福利待遇。埃及政府付给同类专业人员的月薪是五十美元，私营部门的工资也永远无法与沙特阿拉伯给的工资相比。
侨汇猛增也带来了麻烦。美元大量流入刺激了国内通货膨胀，埃及的人均年收入是四百五十美元。工人的大量外流也造成了劳力短缺。
雇佣一名好管工、电工或木工并不象一九七○年前那么容易了。当时，前总统纳赛尔的政府严格控制出国。允许自由出国是前总统萨达特经济“开放”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则。
议会讨论了赞同还是反对工人外流的问题。但是，最后决定坚决支持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并且拨更多的钱用于培训计划。在从四面八方通往开罗的公路上，满载着往来于这个国家唯一的国际机场的埃及工人的出租汽车和公共汽车正穿梭行驶，车上装满了那些回国者带回来的箱子和家用电器。
在阿拉伯世界各机场，看到成群的穿着长袍，戴着阿拉伯头巾、彩色围巾，手提特大箱子的埃及农民是司空见惯的。
移民和在国外埃及人事务部长艾伯特·巴尔苏姆·萨拉马说，“当然，我们某些行业劳力缺乏，例如农业。然而在其他部门里劳力过剩——在政府里，我们经常是十个人干四个人的活，因为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保证每个人都有工作做。”移民和在国外埃及人事务部是在一九八一年随外流人口增长的需要而设立的。
萨拉马估计有一百多万埃及人在伊拉克工作，八十万人在沙特阿拉伯，二十五万人在科威特，二十万人在美国，十五万人在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