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一年八月，西园寺内阁成立，孙先生又致书宫崎，托请犬养与新内阁交涉，希能改变对华政策，并许其入境，不久，武昌起义，从此展开了新的局面。二、辛亥革命爆发与日本肆应当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军以“中华民国政府鄂军都督黎元洪”通告各国，宣示其对外政策的根本方针时，列强互相牵制，终于宣告中立。但日本不予作复，惟恐革命军危害其在华权益，立即增派军舰至长江下游一带，一面保护大冶铁矿，一面监视革命军的行动。日本外务省甚至与军部密商，决定支援清室。嗣因美国的警告，不敢明目张胆的干涉，只能暂持观望态度，但不久即应清廷之要求，授意泰平组合代理店大仓组（洋行，日本在华军火商）与清政府陆军部缔结契约，售予一批军火（大多是日俄战争时所剩下来的劣械废弹）。另一方面，参谋本部亦在考虑将武器供给革命军，此议虽遭首相西园寺与外相内田反对，但内相原敬却另有所见。盖原敬以为中国局势既陷于混沌，一边倒的外交理论并非上策。
革命爆发后二周，即十月二十四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对华政策方案，确立根本方针：为了“永久维持现状”，对满洲问题暂持观望态度（等待有利时机到来始作根本的解决），至于今后目标，端在维护日本在华势力，但以不刺激清室与革命军双方，同时保持与列强间的协调关系为原则。
十月二十四日日本政府所决定的方针所以仅止于原则性的提示，而不能彻底的执行，主要是对于辛亥革命之本质以及事态之发展缺乏明确的认识与判断，此由内田与原敬对中国情势之“混沌”表示极端困惑即可看出。但这只是表面上而已，实际上在幕后则有军部甚至政府内部种种值得注目的动向，尤其以陆军为最。陆相石本新六即曾拟定出兵占领中国各地几个重要据点的计划，虽未作最后决定，但强调满洲单独出兵以及与列强共同出兵华北的必要。其实此一干涉计划早在一九一○年十一月，即与参谋本部交换意见时已完成。
日本海军亦在十月十四日，拟订占领大沽的计划，并得内大臣桂太郎的同意。这些动向对西园寺内阁的政策当不无影响。
十月下旬，革命军势力愈张，形势愈急，驻华日使伊集院彦吉不仅屡次禀请日本政府速谋有效对策——派遣军舰、陆军，甚至提出“清国三分案”，企图在华南、华中建立两个独立国，仅留华北仍由清室统治，借以分化中国。
但日本自忖实力不足，准备不及，只能密切注视列强动向，继续采取观望态度。尤其在没有得到同盟国——英国的谅解之前，绝不轻易考虑派兵问题。三、日本策划共同干涉政策之失败
到了十一月初，驻滦州的清军（张绍曾率领）有响应革命军之举动，日使伊集院深恐革命党人在华北起事，将影响日本的权益，几次电请日本政府速派海陆军。内田外相对于派兵问题颇为慎重，因令伊集院与英使朱尔典（ＳｉｒＪｏｈｎＮ．Ｊｏｒｄａｎ）磋商。朱尔典认为滦州驻军之兵变将危及京津线，建议由列强派兵保护。外相内田欣见时机来临，遂力主山海关以东铁路由日本单独保卫的原则。易言之，即将京津线的保卫变为京奉线的保卫。这一扩大派兵范围的提议，无疑是日本想乘机派兵进占南满。英国虽原则上同意日本单独守卫关外铁路的原则，但强调必须在确认关外铁路危险的事实始能采取军事行动，目前尚未至必要的阶段。其后虽在有限度的条件下，经北京公使团决议出兵，但派兵人数既少，范围亦小，影响并不大。
其间又有满铁总裁中村是公等所策动，怂恿革命党员王国柱起事，扰乱南满的秩序，以为日本出兵契机的谋略，此一密谋因受清廷与外国领事的注意，以及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等的反对而作罢。
当列强正勾心斗角，互探虚实之际，中国内部的情况亦在变动之中。革命发生后不久，清廷即决定起用隐居河南的袁世凯。在北京政坛之中，袁氏的确为一举足轻重的人物，且极受外人重视。袁氏见有机可乘，故作推托之后，即东山再起，于十一月中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袁的登场将注定日本援清外交的失败。日使伊集院与袁氏会商之后，判断袁氏并无收拾时局的方针，甚至相信袁氏同意日方所极力主张之君主立宪制最适于中国的说法。事实上，赞同中国今后政体宜采君主立宪制的，不仅限于日本，美国一部分人士亦有同样的看法。在此情况下，内田外相乃倾向于“主动外交”，决定从事策划列强协力促成中国采取君主立宪制以解决纷争。至此，日本的对华政策遂由观望一变而为干涉。十一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时局之大方针”，明白表示对辛亥革命列国共同干涉的方针。日本的报纸亦“开始倡导干涉之说”。日本政策之所以改变，除了元老以及部分拥护山县等积极干涉论的官僚政客们的压力之外，可能由于判断袁氏有意以君主立宪制收拾残局，而且认为英国表明中立态度，日本先行策动较为有利。英国虽赞同在清室统治下成立立宪政体的方案，却反对外国的干涉。此时日本的外交始终唯英国马首是瞻，因而再度采取观望态度。其实，就在日本转趋积极，企图干涉中国革命之际，袁氏与英使朱尔典之间，已在幕后部署南北和议。
十二月二日，在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飞的斡旋之下，革命军黎元洪与清军冯国璋在汉口缔结一项为期三天的休战条约，其后又重订延长休战协定。（二）
【香港《大公报》九月二十五日影评】题：原著风格上电影化——谈《伤逝》（作者：扉白）
值鲁迅百年诞辰之际，一批为纪念这位杰出作家而由他的原著改编拍摄的电影，相继推出。在香港，我们可在特别早场中欣赏《伤逝》。
《伤逝》的电影剧本，远在文革前夕已发表。据说水华并未囿于剧本，而是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以创新的表现形式，进行再创造。
《伤逝》描写五四时期一对青年男女——涓生和子君，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反对封建压迫，追求自由恋爱，然而个人奋斗，却未能彻底冲破藩篱的悲剧。原著中人物和场景都不复杂，也没有曲折的情节，多时是主角的内心独白，这种平实深邃的写法，要把它变为视觉艺术，从字面变为画面，难度是相当高的。从电影《伤逝》中，我们可以看到，导演水华极力地保存原著的原有风格，主要的场景都摆在涓生和子君共处的胡同小屋里，同时保留了原著的独白叙述及两人相对的内心感情戏。然而这些风格，水华又运用了电影化加以表现，涓生的对白不时配以潇潇的冷雨或熊熊烈火，渲染情绪和气氛，两人相对又多次运用了两双手的接触形象地表现他们相互间情感的变化和裂痕。
影片在捕捉原著中子君与房东太太因油鸡所引起的邻里纠纷，以及放逐小狗阿随的窘迫方面，有更加细腻、深入和感人的描划。尤其是涓生把阿随带往荒地放逐，子君死后阿随回家，这两幕相互对照的戏，强烈地烘托出两人的惶惑和无力、悲凉抑愤的气氛。
说美国近三十年来一直实行“两个中国”的政策，虽然国际局势变化很大，但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本质没有变，只是重心有转移。现在由于对苏战略，美国较为倚重北京，但并未放弃或低估台北之重要性
【香港《华侨日报》八月三十日文章】题：两个中国政策之演变（作者：李文）
美国近三十年来，一直实行两个中国政策，已经是举世皆知的事实。
时至今日，世界情势虽然变化很大，但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本质是没有变的。如果一定要说有变，只是重心略有转移。
或曰：美国为什么一定要坚持两个中国政策？理由很多，主要的是：
（一）美国人对共产党一向没信心，也是一向反对共产主义。这是不可改变的。（二）基于战略之需要，美国万万不能放弃台湾这个“天然军事基地”。既然不能放弃，只好积极保护了。（三）在亚洲地区，台湾是一个理想的大市场，美国人在这里容易赚钱，也容易取得廉价劳力。华尔街的大亨们对台湾的兴趣，更浓于对中国大陆之兴趣。（四）美国与台湾一向关系密切，经济互惠之关系更是牢不可破。美国人怀疑中苏永久为敌之可能性，但却是毫无疑虑的坚信台湾与美国之“军事结盟”。（五）台湾，南韩，日本在战争时期可以结盟，但日本，南韩与北京之关系尚有很大距离。（六）美国内部之保守派与右派分子，直到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仍然掌握不大不小的权力，而且对美国外交政策具有影响力的。这些分子几乎是百分之百主张维护台湾，保持美国与台湾关系的。
还有其他不必怀疑之理由，是以数十年来，作者一直坚信美国是实行两个中国政策的。
诚然，在实行两个中国政策当中，特别是在数十年之过程中，这政策及执行者之措施，肯定是有若干方面与一定程度之变的。所谓变，说一句简单的话，是对北京较为倚重？还是对台湾倚重？而这种变，显然受到世界情势转变及美国全球性战略与政略演变之影响的。
现在是受到影响最大的时候，是以一连串的出现了新的局面。说一句老实话，现在美国较为倚重北京，并非意味放弃台北或低估台北之重要性。这是美国基于本身战略与政略改变所不得不为的。陈香梅日前的话说得好，国际间没有永久之敌友，一切视利益为依归，而今天白宫对华外交政策，显然是以玩中共牌为重心。
至于卡特在北京的谈话，有若干方面是值得重视的。当邓小平、赵紫阳放言高论，不满里根与“台湾交易”之际，卡特反而替里根解释，说好话，堂堂正正的指出：“里根已履行了中美建交协定”，“里根的做法使我放心”，用意很明显，卡特实在不愿北京领袖揭穿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之真相。这是美国人可爱之处，也是可怕之处。他们即使是政敌，甚至斗争到“势不两立”之地步，但为了美国之利益，面临任何外国人指责与批评，他们是合作的、团结的。
这说明什么？说明万变不离其宗，不管怎样演变，美国人在目前及可预见的将来，肯定是不会放弃两个中国政策的。在两个中国政策背后，作者觉得是鬼影重重，阴风阵阵。就是美国一方面出售现代化武器给北京政府，加强中共军装备，一方面出售现代化武器给台北政府，加强国军装备。目的何在？美国如此热心做军火生意，就是培育两个中国的军力，好教“中国人打中国人”。好教“中国人自相残杀”，此种阴谋，由来已久，国父孙中山先生早已指出过了。
这是问题之所在了，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到头来是对中国人民不利的，是对我们之民族不利的。忠心谋国者，千万要提高警惕小心提防也。
《八方》文艺丛刊九月十四日主办“鲁迅诞辰百年纪念茶话会”。数十位本港文化界人士应邀出席。
月前从美国应邀到中文大学任教的著名学者周策纵教授、过港的电影《原野》导演凌子、澳洲籍作家白杰明也出席及讲了话。
茶话会由戴天主持。
与会者不约而同地指出：鲁迅的伟大，在于他的很多作品，尤其杂文，不但深深感动了广大读者，而且今日看来也甚具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他的人格风范，以及对青年作者、艺术家的苦心培养，也是造成他伟大的条件。周策纵教授在最后发言时指出，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在艺术和思想方面的突出成就是应该肯定的，他的作品对人性与国民的“劣根性”的批判，确是超越了时代的局限。现时研究鲁迅的作品虽然很多，但比较客观、突出的却不多见。比如，鲁迅每个阶段的思想背景及其所受的影响，对鲁迅研究工作具有深刻意义，应好好地客观分析和研究。
与会者包括周策纵、刘以岂、林年同、古兆中、黄继持、李怡、萧铜、张曼仪、余丹、陈炳良、丝韦等共三十多人。（转载九月二十五日香港《大公报》）
【合众国际社洛杉矶九月二十三日电】洛杉矶市政委员会无视国务院和市长汤姆·布雷德利的要求，于昨天采纳了一项对两个中国“挂两面国旗的政策”。尽管美国政府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洛杉矶市政委员会还是下令当这两个国家在下月分别庆祝它们各自的国庆日时，既悬挂大陆中国的国旗，也悬挂台湾的国旗。
在讨论过程中，市政委员会否决了一项关于两面国旗都不挂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