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立共和？》
南京的一次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和北京的两次重大事件，使得上周成为中国的人心激动的一周。南京事件是，起义各省的代表一致推举共和领袖中最著名的孙逸仙博士为中国临时政府大总统。这就产生了问题：这次事件对于率领革命党人夺取节节胜利，并且在一些时候以前宣布自己是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将军的命运将产生何种影响。在北京，中国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克服了巨大困难，终于得到满清皇族多数首领的同意，就究竟以君主立宪治理中国，还是以共和治理中国的问题，在不久将要召开的全国会议中进行投票。《展望》认为，君主立宪是中国唯一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法，因为根据中国现阶段的情况，建立共和尚为时过早，并且终将失败。但这并非是问题的全部。还有：这样的失败有可能使反动势力得逞。因此中国建立共和比君主立宪还糟。另外，外国干涉将是必然的，而这或许意味着要出现经常担心的局面——列强瓜分中国。至于全国会议的投票，现在谁也不能说是赞成共和还是赞成君主立宪。
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有二：第一，诚如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所说，许多旧官员在革命党麾下就职是出于想在其权限之内维持秩序的愿望，并非对共和原则有任何强烈的倾向。第二，在构成中国本部十八省之外，还有满洲、蒙古、东土耳其斯坦和西藏诸省，占帝国疆域的三分之二，这些巨大的边远属地的主张，总的来说是君主政体。《中国的革命》
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表明有这么一种可能性，甚至也许十之八九是这样：革命将以君主立宪的确立而告终。本刊经常表示相信，革命或许以君主立宪的确立而解决。革命的共和党人和君主主义者的代表已在上海的议和会议上会晤。充分掌握情况的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米勒德认为，中国前驻美公使，现代表共和党人出席议和会议的伍廷芳博士，“情愿承认有限的君主政体，而不愿使战争拖延下去。”召集议和会议以及据说伍廷芳和帝制派代表唐绍仪之间的友好关系表明，满族在中国的专制统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次议和会议的召开以及革命党人和帝制派之间的谈判，可能是由于列强的态度而提前的。中国的内政和外国的利益，都处于混乱状态；工作中断，军人主政取代了按部就班的政府，双方军队所过之处，往往是盗匪和歹徒蜂起。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和俄国的政府半正式地知照议和会议代表，为了重建秩序和稳定，六国政府诚挚地希望能达成合理的议和条款。华盛顿认为，六国为了和平所采取的协调行动，是美国政府倡议的结果。几个星期之前，美国国务院向对中国感兴趣的欧洲列强发出了一份内容相同的照会，建议采取现已采取的这次协调行动。中国议和代表承认，美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带头，是保证这次行动并非出于威逼中国或乘中国之危的目的，而是出于要使中国自己的最高利益得到保护的愿望。《共和抑或君主立宪？》
真正希望看到中国加强和发展民众政府和民众权利的美国人，将尽力为君主立宪方面施加全部影响，反对立即建立所谓共和。帝国总理大臣兼帝国陆海军统领袁世凯，最近陈述了有助于证实这一观点的意见。这位总理大臣的讲话刊登在一家俄国报纸上。现将该访问记译载如下：
现时，中国分为两大营垒——赞同共和者与赞成君主立宪者。依我之见，共和形式之政府对于智力上已为此作好准备的民族，实是理想之形式；但在中国，有此想法者仅为少数，多数人根本不作此想。因此少数人必须为多数人着想，并要做对全民最有益之事。唯经过漫长演变过程，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共和。共和形式，如仓促建立，将引起全面混乱，海内倾轧，永无宁日。按我判断，经过改革和纯化的君主政体，方能使我们有效施政。（以上三篇文章刊登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六日一期《展望》杂志）
【合众国际社新疆八月二十九日电】题：帮助中国改善农业的一对澳大利亚夫妇（记者：威廉·霍尔斯坦）
澳大利亚的海明斯莱夫妇，在罗得西亚居住了十六年之后，为改进中国农业的耕作方法在偏僻的新疆又定居下来。
他们住在一四八农场，离最近的城镇石河子有五十五英里。
五十一岁的海明斯莱夫人在那里教英语。她说：“这个农场离别的地方都很远，然而我们在这里居住似乎并不感到它偏僻。”海明斯莱夫妇一九七九年下半年从罗得西亚回到澳大利亚。五十九岁的海明斯莱发现，他的年龄使他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然而澳大利亚纳莫伊棉花公司对他很欣赏，需要象他这样的人去做他们在中国新疆搞的援助工程的管理人员。
海明斯莱夫妇于一九八○年四月来到中国。他们除了回澳大利亚的三个月外一直呆在这里。
中国政府从一九四九年就对这个荒凉的地区进行了开发，以使新疆达到粮食自给。一四八农场就是这个开发地区许多农场中的一个。这个农场面临着同大自然的斗争。大自然赋予它的作物生长期每年还不足五个月，夏天的温度高达摄氏四十四度。这个拥有三万人的农场，生产小麦、玉米、棉花和其它作物。海明斯莱负责棉花实验田，在那里施展他一生中所获得的技术。
这对澳大利亚夫妇都不懂中国话，中国人给他们派了一位翻译。
海明斯莱夫妇勤奋工作和入乡随俗的生活作风，赢得了许多中国人的赞赏。尽管一四八农场生活条件差，这对夫妇仍在考虑签订为期三年的合同。
【日本《读卖新闻》九月二十二日消息】对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希望在我国发行以日元结算的私募债（约一百亿日元），大藏省二十一日决定了同意在今年十二月内就发行的方针。本月初，悬而未决的对华成套设备建设资金提供问题已经取得事实上的政治解决，日中经济合作再次开始走上了轨道，因此决定同意发行。中国正急于筹措经济发展、调整所需要的资金。可以认为，这次日元结算的私募债也将作为成套设备建设资金的一部分加以利用。
如果这件事情得到实现，那将成为中国在海外资本市场上筹措资金的先例，在国际上也将引起广泛的注意。
【《日本经济新闻》九月十五日报道】题：在上海建立国际通讯中心
十四日获悉，中国政府已确定在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建设相当于我国的国际电信电话公司的国际通信专门中心的设想，其中，关于上海市的中心建设计划，已要求日本政府提供合作。据认为，这是由于中国方面判断，为了经济发展，促进贸易乃是当务之急，为此，整顿电话、用户电报等国际通信设施是不可缺少的。十七日访日的文敏生邮电部长将就以下具体问题正式要求山内邮政相进行合作，即：（一）把国内的电话和用户电报网同国际通讯结合在一起的技术合作；（二）援助三十亿到四十亿日元的资金以进口存储交换方式的电子交换机。对此，我国打算立即向中国派遣十人左右的调查团，为合作打下基础。
据有关人士说，中国政府判断，为了促进贸易，整顿国际通信机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中国现在的通信设施同欧美和日本比较，是相当落后的，国际通讯设施不完善，妨碍了促进贸易的发展。因此，计划在成为国际通信的渠道的北京市和上海市两大关口局，设置ＳＰＣ方式（通过电子计算机进行的存储交换方式）的中心。
北京市的中心建设计划，由于国内已有了筹措资
金的目标，所以正在具体地落实，而且引进瑞典埃里克森公司的ＳＰＣ交换机的希望很大。上海市的中心建设计划，虽然已开始购买预定建设中心的用地，但是，一百亿到二百亿日元的建设资金仍然没有着落，所以要求我国全面地提供合作。
说外国记者袒护少数投机分子是对中国的不友好行为
【香港《天天日报》九月二十二日社论】题：不容外国记者扰乱中国安定
不久之前，北京的外交部曾经正式通告驻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希望尽可能避免报道若干离心分子的“民运”消息。
所以有此要求，在情理上而言，也并不过份。
因为一个国家正在积极进行建设之际，需要的是政治安定，对于少数妄动浑水摸鱼的投机分子，必须予以一定的抑制。如果外国记者对这些投机分子故作袒护，不止是有意丑化驻在国家，亦足以影响到驻在国的既定政策。造成国际间的误解，自然是非常不友好的行为。
说老实话，就是我们中国同胞，亦不以这类分子的行为是甚么“民主斗士”行动，论其用心，不过是唯恐天下不乱，在“国家需要在安定中进行建设”的大前提下，谁也不愿意同情他们的捣乱。
中国人今日的期望也不尽在“民主”，而在安定至上。要求安定，就不能不将所谓民主运动暂时放下，先求有一个较好的局面再说，甚至又不妨说，不管在甚么情况之下，能够使老百姓有好日子过，就是好事。如果不幸民主是“乱而后得”，我们就宁可民主是一个“迟来的春天”。
直言之，今日的共产党领导人肯做事，能务实，我们就乐于将国家交予，让他们做出了成绩，然后再寻求民主之路；而不愿意在此“有人做事”的时候，看到一批小抖乱出来破坏国家秩序。
但一些外国记者，却又本于“唯恐中国不乱”的态度出力塑制“民主英雄”，虚构“斗士事迹”，向外报道，淆乱听闻。我们觉得，这也是不能容忍的事，所以基本上我们也同意北京的措施——就是不客气地对付。因为在我们心目中，我们国家的利益重于他们的所谓“新闻自由”，也不容许有捏造的自由。
萨达特对于离心分子的镇压，远过于今日中国百倍，但由于美国需要这个国家，于是美国记者也就不以萨达特的行为不当，可见美国记者也是本于“美国利益”来讲是非。只此一例，我们亦不妨想想，外国记者是否就
一定客观公正？’
【合众国际社北京九月二十一日电】中国政府今天召见了《华盛顿邮报》记者迈克尔·韦斯科夫，警告他不要写“耸人听闻”和“恶意的”报道。
外交部新闻司是针对韦斯科夫根据所传是从中国监狱里偷着带出来的描写监狱情况的材料所写的一篇报道采取这一行动的。
中国官员方松灼对他说：“你竟然把这个来历不明、对我进行恶毒攻击的所谓手稿，作为耸人听闻的消息发回，这表现出你既没有一个新闻记者应有的负责态度，又无视中国政府关于外国驻华记者必须遵守的规定。为此，我向你提出警告，今后如再发现类似情况，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这是一名驻北京记者第一次根据中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公布的“暂行规定”受到的谴责。
其中的一条规定：“常驻记者的业务活动不得超出正常的采访报道范围。”
【法新社北京九月二十一日电】《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韦斯科夫，由于写了“耸人听闻”的报道，于今天受到中国当局的警告。
【《香港时报》九月十日消息】由珠海书院主办的“孙逸仙博士与香港”国际学术会议，经过三天十三场次热烈讨论三十六篇论文之后，昨日宣告圆满闭幕。
大会副主任委员宋晞教授说，本次会议代表来自英、德、澳、美、日、韩、新、中华民国及香港等九个国家与地区，接受邀请的代表六十二人，实际与会五十七人。与会学者有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主义思想研究者。
车次会议主题有四：（一）孙逸仙博士在香港受教育与思想之形成；（二）孙逸仙博士在香港设立兴中会总部及其影响；（三）孙逸仙博士策进革命与香港的关系；（四）三民主义思想与世界思潮。无论评论与研讨，均认真而热烈，对中国现代史研究启发尤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