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1日参考消息 第2版

    【香港《中报》八月十八日大陆见闻】题:大陆经济文化生活在提高
    利用暑假,返回大陆小住半月。先后去了广州、衡阳和上海三个大城市。但从所接触的亲友中了解一下,着实感到近年来国内经济生活的变化。
    去广州,寄住在表哥家。恰碰上执中六十校庆,热闹非凡。校门口是彩旗招展,鲜花遍布,签到处铺了大红桌布,围满了各届的校友,笑谈风生,拥向礼堂。我因忙于上街,也没去参加这校庆活动。
    二年没去广州,发现市容整洁不少,中山路一带电器商品增加好几处,沿街都听到香港的流行音乐。街上行人烫发女子很多,穿花裙,着半高跟鞋也为数不少,还见到一些油脂男女青年,骑摩托车,身背音乐器,在闹市到处招摇。
    在衡阳表妹处只住了一晚,她带我住在机关招待所,住费不贵,伙食也可以,只是二、三个女招待员竟那么热心地立在我身边研究我的衣着,被缠得有点儿恼火。
    在上海呆了十天,走访了几所高校的亲友。走进他们的家,发现都布置得简朴又美观,工作二十年以上的教师,基本都能分到一套二间或三间的住房,一半以上有了像样的小书房,新添家具中书桌、书架、书橱占比重很大。
    我来到复旦大学教工住宅区,探望我中学时的老师,现在她已退休,她丈夫是物理系教授。我走过客厅,见一排书橱,一徘沙发,还有电风扇和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在洗手间还见到一台国产半自动喜鹊牌洗衣机。
    这引起我很大兴趣,一问,方知老师家上下八家邻居,家家都有。
    在书房坐谈时,看到茶几上放了几本清宫后史之类史书,一看是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的,方知,如今文化领域,较过去开放多了。翻看《文汇报》影剧广告,见文革时禁演的古代名剧都恢复上
    京剧《李慧娘》、越剧《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舞剧
    映了,如《凤鸣歧山》等。市民的文娱生活都比过去丰富多了
    。
    在家老师的先生快七十岁了,不上大课,只在家带三个研究生,一周给研究生讲三小时专业课,余下时间在家编写教材。
    在高等院校教授中,没什么退休制度,老教授们可以一直拿薪金。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还是很不错的。


    【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八月十二日文章】(作者:戴维·茨威格)自从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的农业政策变得更加讲究实效了,更加着眼于市场了,这是完全符合大多数农民的切身利益的。他们热烈欢迎进行这些变革。改革始于一九七八年,的确是带来了希望。
    派到农村去的调查组已经发现十年胡作非为的做法的残余:粮食订购额过高,缺乏食油,强迫农民出售猪和家禽——这种做法时常迫使农民买猪和家禽以完成政府规定的出售额;大队一级官僚主义十分严重,许多干部闲着不干事;他们不从事体力劳动,却从集体中领取工分,这样就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由于经济收入和分配的粮食大大减少,对自留地和自由市场的限制,使得农民几乎不能在他们从集体取得的微薄收入之外,再得到一点补助性收入。
    改革是非常显著的。已经把多余的大队干部送回田里劳动,把自留地归还了农民,重新开放了自由市场。公积金在慢慢减少,分配给农民的钱增加了。冬季建设项目减少了,粮食的重要性降低了,这就使农民种植了更多的油料作物。随着农村经济自由化的进展,政府设法打破集体化的中国农民习惯了多年的吃大锅饭的局面。政府决定,报酬应该直接地反映出所干的工作的质量和数量,而不是搞大寨的工分制。北京
    要求实行一种新的付酬制度,叫做“责任制”。
    中央在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发布了《关于逐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第七十五号文件。当局正式许可采用下面三种付酬制度:承包象林业、渔业或者畜牧业这样的副业生产,收入同产量挂钩;实行计件工资;承包种庄稼的制度,按这一制度,农民接受一个生产定额。不论何种制度,付酬都同产量挂钩,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
    根据这个指示,每个地区可以自由地选择它的付酬制度。在较贫穷的地区,可由一家或者一个人来负责种一块地。定额是根据这块地在过去三年里的平均产量确定的,生产队给完成定额的农民记一定数额的工分。剩余中的很大一部分——有时是全部——归这个农民所有。
    由于受到增加个人收入的这种可能性的刺激,再加上害怕完不成定额会罚款,农民既增加了他所在的集体的产量,又增加了他个人的收入。短期包工还刺激农民很快干完地里的活,这样,他就可以回家干自己的活或者接受另一项包工。
    在南京市外六十五公里同安徽省交界的山丘里的唐川公社,是说明这项政策获得成功的一个例子。在唐川公社,棉花产量定到了每家每户。这个公社最穷的队里的农民承认,他们对新的积极性感到惊奇。一位已经退休的五十岁的妇女现在也下田种地了。典型的情况是,两天的活一天半就干完了,这使农民有时间去育树苗,树苗所得的钱大约占一个典型农民的收入的百分之三十。此外,这个公社的棉花产量增加了大约百分之二十。


    【在西德出版的《播种》杂志一九八一年第六期转载苏地下出版物文章】题:苏联劳动人民可以从未来的五年计划中期待些什么?
    为了使一个国家没有饥饿,每年生产的谷物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应为五百五十公斤(对于苏联来讲,这就是一年一亿四千五百万吨)。但是,要保证使居民有肉类和奶类,按人口平均计算一年至少要有一吨谷物(对苏联来说,需要二亿六千五百万吨)。这样,甚至偏高的计划任务也还差三千万吨。据苏联官方材料,一九八○年头九个月的肉类生产为一九七九年同期的百分之九十五。考虑到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这就意味着按我们每个人计算的肉类产量应当是减少了百分之六。正试图依靠进口来解决肉类问题。
    由于饲料不足,一九七九——一九八○年提出了牲畜的屠宰比例。要恢复牲畜头数至少需用四年时间。没有任何把握认为一九八一年和今后几年内收成将会比一九八○年好。
    党的领导明白这一点,并试图采取一些措施。但是有哪些措施呢?除了口号和号召外,迟了五十年才提出了鼓励公民个人经营主动性的主张。为此而建议公民按合同喂养农庄和农场的牲畜。向他们许诺说,将保证向这类牲畜供应饲料,但很难设想,在经营谷物不足的情况下,这种许诺如何兑现。此外,老百姓记忆犹新的是,当局已多次亲切地允许农民养牛,并且也多次不容多加议论就收回了这些牲畜。新冒出来的措施是否能给居民食品供应带来根本的改善呢?当然不能。要坚决改变农产品的供应情况,必须同样坚决地改变整个农业政策。
    经验告诉我们应向哪个方向进行改革。在个人使用的只占全国耕种面积百分之零点三的土地上,生产着全部食品的约百分之三十。而在百分之九十九点七的土地上,即农庄和农场的土地上,生产着其余的百分之七十。因此,个人使用的宅旁园地的“产量”,至少要比农庄农场制度条件下高百倍,尽管个人宅旁园地几乎得不到农业机器、运输工具、肥料、化学药剂、优质幼畜和优质种子和秧苗的保证,更不用说高超的农艺指导了!
    可见,国家是有办法摆脱粮食危机的。但是,党和国家领导力求保持自己控制经济的权利的意图妨碍了这种办法,并从而束缚了农民和其他全体劳动人民的经济主动性。目前的情况是,国家许多地区实行凭卡片供应肉类、油类和奶类,而且奶类只卖给幼儿。
    工业方面,据苏联官方材料,增长速度一年比一年下降。苏联工业衰退的趋势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出现。近几年的增长速度特别低:一九七九年——百分之三点四,一九八○年——百分之三点六。这是整个战后时期最低的发展速度。
    首先受影响的是消费品的生产。这使稀缺类的商品清单更长了。甚至勃列日涅夫在不久前的一次报告中也不得不指出缺少肥皂、洗衣粉、牙膏和诸如此类的物品。在企业不是以满足居民需求而是以完成按数量、卢布和吨位计算的计划的国家里,只能是如此。举一个典型例子:缝纫厂的领导在完成按卢布计算的缝纫品生产计划时可获得奖金。很自然,单位产品的价钱越贵,就越容易完成任务和获得所向往的奖金。为此可采用一个极为简单的办法——用较贵的材料。因而,便宜的布料制品就成为稀缺的了。这样的例子可举出数千个。而这只是涉及到苏联工业一般能够生产的商品。
    居民需要什么,一般是清楚的。究竟为什么不根据需求组织生产呢?这是因为计划制度和经济的集中性不允许,使经济变得不灵活,没有能力满足劳动人民的需求。但工业品商店和仓库并没有空着。货架上摆满谁也不要的商品,很快就得降价出售或报废。可是生产这些商品却消耗了大量原料和工人的劳动。
    然而这又与“人民的仆人”及其食客们有何关系呢?只有当生产掌握在从物质利益上讲劳动结果与本身有利害关系的人的手中时,并且他们有权表现经营主动性时,居民才能保证获得所需的一切消费品,“稀缺”一词才将成为历史陈迹写在回忆录上。
    而目前,稀缺商品是额外掠夺老百姓的投机倒把者和各种“买卖人”大军的收入来源。许多人关心的是甚至使现有的商品也成为稀缺的。有一种使寄生阶层发展和致富的倾向——这就是劳动者有目共睹的现实。
    经济制度的不完善并不是工业品不足的唯一原因。轻工业落后还同另一个情况有关,即它与军事工业相比显得是一个穷亲戚。我们没有能力同时拥有火箭与黄油。
    变相涨价连续不断。从市场上取消某一些商品,换上几乎同样的商品,但用的是另一个名称和另一种价格。而正式涨价的目前只是有限的一些商品,即所谓的奢侈品。虽然说冬季用的帽子或羊皮袄未必属于奢侈品。
    而且,多年来都在考虑提高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各地区的指导员已向宣传员下达了半官方的通知,说什么苏联肉类的成本为每公斤四卢布、鲜奶油每公斤八卢布,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帝国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凶险阴谋,国家今后已不能继续像以前那样为保持肉奶产品现行价格不变而被迫给予差价补贴了。
    就是这样来给公开提价造舆论的。除肉类和奶类外,这些指导员还预告要提高电和汽油的价格,以及提高家具、天然纤维纺织品和其他许多种商品的价格(不知何故)。


    【日本《每日新闻》七月二十八日报道】题:佐田雅治导演并主演电影《长江》
    由受欢迎的歌唱家佐田雅洽担任导演、主演并负责影片音乐的电影《长江》完成了拍摄工作。从中国归来的佐田因酷暑瘦了四公斤,但是又马上投入到剪辑工作中。
    “长江”是一条大河,又称为“扬子江”。是中国文化的摇篮,它目睹了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世界很多国家都曾提出过拍摄记录片的要求。但是,佐田企画公司实现了与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愿望。
    拍摄工作是从去年九月份开始的,连续进行了三个月,今年四月又进行了第二次拍摄。据说日本方面总计有一百人为此去了中国,此外中国方面还有几百人协助拍摄。
    佐田雅治说:“我们以长江为中心,对现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人民的生活如何进行了采访。想亲眼看看长江之源的愿望就这样实现了。拍摄的胶片长一百万英尺,能够放映一百八十五分钟。我将和布川昆导演(总监修)一起进行整理,把它压缩到两个半小时之内。”
    电影预定十一月份在东宝系统的影院上映。


    【美国《纽约时报》八月二十三日专稿】题:马来西亚人说中国是一种威胁,吉隆坡同东南亚其他国家分手,改变了对越南的看法
    执政一个月的马来西亚政府,正在强调中国仍然是东南亚非共产党国家的主要威胁的这一主题,并且正在要求美国牢记这一点。马哈蒂尔政府迅速地公开了这里长时期没有讲明的这种情绪。
    主要由泰国制定的东盟政策是,把越南作为这个地区的主要威胁,把中国看作一个友好国家。
    马来西亚领导人准备承认越南在东南亚,特别是在柬埔寨和老挝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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