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5日参考消息 第2版

    【希腊《每日新闻》文章】题:人民中国的新政策现在正取得成果(作者:波利赫罗尼斯)
    去年十月,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一周年举行了庆祝活动。
    毫无疑问,近三十五年来,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新政权为努力建立一个新国家进行了顽强的不屈不挠的工作。但它也遇到了众多的、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来自国外和国内。
    尽管新中国经历了曲折和反复,但由于中国人民的勤劳,由于一些领导人的明智做法,它终于站立起来向前迈进。今天,中国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大国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
    虽然它同世界上其他先进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但它正有计划地、稳固地、朝着发展经济的方向前进。
    新中国最近几年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的进展,主要归功于国家现领导实行的一项大胆的、雄心勃勃的新政策。
    这种新政策和新的经济计划的直接结果是,共产党的新领导宣布了这样的基本方针:为使经济现代化,新中国需要外国在经济和技术上给以合作和帮助。这一新政策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外国最近在人民中国的生产投资不仅数量很大,而且为实现新的经济计划打下了必要的基础。根据目前的估计,这些投资将有助于国家的经济逐步得到发展,将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获得明显的改善。
    今天,中国人民生活的基本特点是,国家确保每个中国人的最低限度的吃、穿和住。在一个到目前已拥十亿人口的国家里能确保这种最低的生活水平无疑是一个成就、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直到一九四九年建立新政权时,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死于饥饿、疾病和贫困。
    今天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政府每月向每个中国人提供规定的各种食粮,保证每个人基本的生活所需。
    在这里没有象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存在的那种混乱和缺陷。
    除此以外,人们还可以从自由市场购买粮食和消费品。人们还可以在国营商店里自由选购衣服以及洗衣机、自行车、收音机和其他消费品。


    【日本《每日新闻》六月九日文章】题:上海宝山钢厂工程进展顺利,准备一九八二年投产(记者:今田)
    借去上海之机,我走访了作为日中经济合作的象征——宝山钢厂。
    与我预想的相反,在宽一点五公里、长八公里的宽阔施工现场上,建设进展得很“顺利”。一号高炉已建到六十米高,还剩下四、五十米。但是主体工程部分已经建成。竣工时用来搬运原材料的传送带已从长江上的停泊处伸向工地。
    据说明,如果按照重量计算,第一期工程六十万吨设备中,已经进口了三分之二,三分之一已经安装完毕或正在安装。根据一九七九年确认的“一九八二年投产”指标,大体都正按计划进行。机器、钢筋的设置组装都达到了很高的技术水平,就连担任指导的日本技术人员都感到佩服。
    就第一期工程而言,工地上几乎没有出现混乱。对于看惯了日本建设工地的人来说,对修建的不是工棚而是漂亮住宅和起重机之多很是扎眼。公共住宅群实际上取代了日本所说的工棚,而且家属也住了进去。据说日本人曾经感慨地说:“到底是工人的国家”。
    一般说来,目前在中国,由工厂负责建设工人住宅和儿童学校等生活环境。正因为这次是中国竭尽全力建设的“宝山”,所以一开始就不惜花钱,下力量整备环境。现在还有这样的说法,过去一个时期,只要说是“宝钢”,就什么都可以列入预算。专家们鉴定,起重机是日本的四倍。也有的闲置不用,“实在是浪费”。
    原来有可能进入世界最尖端领域的“宝钢”由于受到调整的影响,似乎作为制造半成品工厂的时间要延长。这样就不得不溯长江而上,在武汉加工成成品。成本费将大为提高。尽管中国想出口半成品,但是由于规格上的原因,只能向日本等国出口,所以很困难。由于技术和设备先进,所以在不按照原计划进展的情况下,损失也是很大的。


    【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六月五日专稿】(维·冯美琪发自香港)题:一位贸易人员说,中国将放宽经济区劳动法
    中国一位贸易人员说,为争取外国投资者到中国南部广东省的三个经济特区投资,中国政府正在放宽关于这三个区的劳动法。一家在中国投资很多的公司米利控股公司的总经理艾伦·劳在加拿大企业联合会在这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修订的劳动法将赋予外国投资者以更多的权力确定工资和解雇联合企业或根据补偿贸易协定建立的工厂中的工人。劳先生说,预计,中国人将在两个月之内宣布该法的细节。
    目前,经济区的投资者只有有限的把提高工资作为刺激生产的权力,而且他们如果没有得到经济区当局的批准是不能解雇当地的工人的。据说,已在这些特区设厂的投资者抱怨目前的这种制度影响了生产率。
    劳先生说,根据新法律,外国投资者可以采用浮动工资率,而不实行目前的固定工资制度。一些中国贸易人员说,根据新制度,经济区的工人可以指望得到部分港币工资,以代替人民币。
    据新华社报道,在一九八○年五月至一九八一年三月期间,海外公司在与香港接界的地区深圳经济区,投资了四亿零七百万美元。从这个经济区一年前建立以来,那里已经建立了大约六百个项目,但是,近几个月来,有些外国公司因在劳动力和其他问题上同当局发生了争执而撤离这个经济区了。
    劳先生还要对向这些经济特区投资感兴趣的实业家小心。他说,必须对为拟议中的工程工地服务的基础结构和公用事业设备进行全面的调查,因为中国人始终不能按照预定时间为工人供应水电、修好道路和排水系统以及提供交通工具。


    【巴西《圣保罗州报》六月十日消息】巴西银行将在今年年终之前在中国开设办事处。这一协定是在巴西银行领导同中国银行领导人——副董事长崔延绪、国际部副总经理刘本坤、副经理柏士珍和官员黄仰新——进行三小时会晤中达成的。
    巴西银行行长奥·科林强调了中国人的良好意愿,已经在北京为巴西银行建立办事处准备好了地方。科林说,在中国的附属机构具有一级优先权,因此,开设办事处应该在今年下半年进行。
    中国银行随着中国经济对西方开放的进程,已在新加坡,香港和卢森堡设立了分行,并正在东京、纽约和巴黎开设办事处。崔延绪肯定说,将来中国银行也会在巴西开设办事处。


    【路透社巴塞尔六月十五日电】(记者:马库斯·费拉尔)国际清算银行今天要求各国政府减少预算赤字,以便帮助与通货膨胀作斗争,并呼吁它们在制订本国经济政策时不要自私自利。
    总经理施莱明格在这个银行的年度报告的最后一章中写道,国际合作是防止世界经济再一次像三十年代那样发生崩溃的最有效的途径。
    他说:“西方世界在过长的时间内容忍过高的通货膨胀率,现在已经在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了。”
    “如果,在当前这个决定性的阶段,动摇了对国际合作有效性的信心,代价还会更大。”
    他批评美国的货币控制办法,因为由此而引起的利率不稳导致美元在外汇市场上大幅度地涨落。他说,这使严重依靠对外贸易的许多欧洲国家感到不安。
    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写道,西方各国政府在过去一年中优先考虑制止通货膨胀是对的,“但是它们主要(如果不是全部)寄希望于货币政策,这就不那么明智了。”
    由于物价和收入对限制性货币政策的反应是缓慢的,这样就会出现就业不足持续时间过长的危险,从而使之造成无法容忍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这种情况可能导致人们过早地放弃反通货膨胀的主动行动,他说,这将是大得难以估计的失败。
    预算长期存在大量赤字和对货币发行量实行控制的结果使利率急剧上升,从而放慢了确保今后经济增长,重新吸收失业人员和适应石油价格上涨所需要的投资的速度。
    他得出结论说:“由于这个原因,现在迫切需要用减少公营部门借款需求的办法来改变现行政策。”
    报告说,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由于一九七九——八○年提高石油价格而取得的剩余基金的回笼,比原先所预期的要容易一些。
    这是因为相应的国际收支逆差主要集中在像西德这样通货膨胀率低的富国,它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借到钱。


    【日《日本经济新闻》六月七日报道】题:去年度经济增长百分之五
    现已了解到,一九八○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将超过政府所估计的百分之四点八,而达到百分之五的水平。
    据经济企画厅说,重要的原因是,出口在全年度里都处于高水平,加上民间设备投资在年度中期也出现了上升局面。在其他各发达国家正在为克服第二次石油危机而苦恼的情况下,我国实现百分之五的增长,可以认为是“和物价的平稳一起,清楚地反映了日本经济情况的良好,虽然存在这是依靠外需的增长的问题”。


    【路透社布鲁塞尔六月十二日电】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今天呼吁富国和贫国共同在政治上作出努力来稳定世界商品价格。
    科西亚在会见记者的谈话中说,一九七六年联合国贸发会议一致协议制订一项关于缔结国际商品协定的统一方案,可是至今朝着这方面的进展“确实太慢了”。
    他说,目前,由于价格不断跌落,世界商品市场发生了危机,“是该做些事情的时候了。”
    这个统一的方案就是用来稳定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的十八种原料的价格的一项全面计划。其中包括设立一笔共同基金用以平息任何价格剧烈波动的局面。
    但是,科西亚说,经过五年的谈判,朝着缔结每项产品——从咖啡、茶叶和可可到矾土、铜和锡——协定的进展甚微。
    他说:
    达成了设立一笔共同基金的协议,可是迄今尚未获得批准。
    科西亚这次到布鲁塞尔是同欧洲共同市场委员会主席索思会谈的。他说,不管贫国还是富国都承认缔结国际商品协定十分必要。有了这样协议,便可有助于扩大国际贸易和遏止穷国债务日增的趋势。
    消费者和生产者未能就把价格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内取得协议,许多商品价格暴跌,从而严重危害了一些更加贫穷国家的经济。
    科西亚说:
    “当前的危机要求为解决这个问题采取十分坚决的态度。”


    【日本《每日新闻》六月五日报道】题:一九八○年度漏税白皮书表明,舞弊所得达三百五十九亿日元,漏税额也达到二百三十亿日元。
    舞弊所得总额达到历史上最高纪录——三百五十九亿日元——国税厅四日发表了根据一九八○年度内强制调查揭发的实际情况拟就的《漏税白皮书》。
    据《白皮书》说,很明显,漏税额越来越大、性质越来越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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