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30日参考消息 第2版

    【在香港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六月二十六日刊载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的文章】仅在十八个月前,美国的企业界人士狂热地准备挖掘中国市场——世界经济的最后一个有希望的领域——的巨大潜力。当时,加拿大似乎并没有想在中国人向西方人炫耀的数十亿美元的工程计划中得到任何部分。但是,自中国在今年春天对经济进行调整以来,现在的状况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驻北京的许多美国公司的代办处正在关闭,或者在减少活动。但是,加拿大的企业界人士现在对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前景感到相当乐观:一九八○年的贸易数字为这种乐观提供了理由——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在去年第一次超过了十亿加元(八亿三千三百万美元)。
    其中主要的是加拿大对中国的出口在一九八○年猛增百分之四十五,达到八亿六千六百万加元。出售额最大的一项是谷物,达到五亿二千七百万加元,同时钢铁、硫磺、碳酸钾、纸浆和纸、铝和化学产品的出售额也增加了。与此相反,中国对加拿大的出口在一九八○年实际减少了一千三百万加元,总额下降到一亿五千四百万加元。其中,纺织品和衣服的出售额占这个总数的三分之二。
    从理论上讲,在其它国家的公司从中国退出的时候,显显威风也没有什么关系。中加贸易委员会——加拿大的一个感兴趣
    的公司团体——在三月份派了一个二十五人代表团前往北京,然后去杭州举行了首次在中国召开的年会
    。
    这个委员会还宣布,它将给它在北京的代办处增加一名代表。
    尽管中国人宣布要大大减少重要建设项目,但是这个委员会的代表团团长、北方电话公司的副总经理迈克尔·科克伦声称,加拿大认为在一些小得多的工程、同改进现有工厂而不是同建新厂有关的工程方面还是有机可乘的。
    他说:“在农业设备方面肯定存在着机会。中国人正在使这些工厂现代化。因此我认为,在我们向中国出口小麦和我们帮助中国提高农产量,以使它生产更多的小麦,从而减少它的进口之间存在着一个权衡利弊的问题。”
    目前,这仅是一种乐观的说法。但是加拿大官员们的确预言说,加拿大和中国的贸易将在今年再增长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如果中国在对加拿大的出口贸易方面进展相当缓慢的话,它却在另一方面得到了补偿,即它根据两国的文化交流协议派往加拿大的学者是大大超额的。


    【美联社华盛顿七月二十四日电】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一项报告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仍在迅速增长,但是增长的幅度缩小了。
    国际贸易委员会说,今年第一季度比去年第一季度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三,而这还是过去三年里季度与季度相比增长的数字中最低的数字。
    报告谈到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前景。
    在一月份到三月份,美国向中国出口了价值十一亿八千三百一十五万二千一百六十六美元的商品,而在一九八○年第一季度的出口为七亿七千三百九十万八千四百五十五美元。
    在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中,大约百分之三十是小麦。
    由于对苏联实行部分禁运,中国在去年成了美国最大的小麦买主。
    报告说:“中国的谷物需求量一直在增加。随着中国的生活水平提高、随着更多的人迁往城市地区从而离开农业地区,这种谷物需求量增加的趋势很可能会继续保持下去。”
    棉花象小麦一样,几乎成为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同样大宗项目,第一季度为三亿零九百万吨到三亿五千三百万吨。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大体上相当于进口的三倍。至少在目前,进口比出口增长得快——进口增加百分之八十,出口增加百分之五十三。报告说,进口增加是由于大量进口花生(美国花生收成不好)和进口一些纺织品,如棉布衬衫和裤子。


    【美联社华盛顿七月二十二日电】美国农业部今天说,中国又从美国购买了二十万吨小麦,这批小麦在一九八一——八二农产品销售年度交货。
    官员们说,最近向中国出售的这批小麦,使得中国从美国购买在将于明年五月三十一日结束的这个农产品销售年度交付的小麦增加到将近二百八十四万吨。


    【新加坡《南洋商报》七月二十日报道】题:陈庆炎预料我国在北京设贸易署后,将有更多新加坡商人到中国进行联营投资
    贸工部部长陈庆炎博士十九日指出,我国的贸易署下个月在北京设立后,预料将会有更多新加坡商人,到中国进行联营投资。
    他说,我国的商人,可以通过北京的贸易署获得所需的有关资料,以了解当地的情况,如果发生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贸易署解决。
    他认为,随着贸易署在北京设立,在我国设有分公司的外国公司,或许将通过新加坡到中国设厂及进行商业活动,因为新加坡人是比他们更了解中国,及在语言上比他们方便。
    他说,新加坡商人到中国进行联营投资的范围,主要将集中在旅馆业、度假胜地及办公楼建筑业。新中二国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却保持着传统的贸易联系。我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贸易署之设立,将使两国间日益增长的贸易更加正式化。


    【香港《南华早报》七月十六日报道】印度的商业、钢铁和矿业部长普拉纳布·慕克吉七月十五日在这里说,鉴于香港可以提供“有利的”设施,它可以成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经济关系的桥梁。
    他说,香港和印度的企业家在同中国进行贸易和审查投资办企业的可能性等方面可以扩大合作。
    他说:“由于通过香港提供的便利条件,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可能得到发展,设想共同利益得到发展可能并不是牵强的。


    【路透社华盛顿七月二十日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初步预测苏联今年的贸易赤字会增加,虽然基本上会被苏联采取出售黄金和其他金融交易手段予以弥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虽然苏联和东方集团的其他大多数国家不是该组织的成员国,但是,为了使全盘的预测更准确一些,该组织第一次把对这些国家的估计列入了其每年一度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该基金组织在预测苏联的情况时认为,苏联一九八一年将继续出售黄金,“数量会比一九八○年显然出售的数量略高一点”。它说,今年的农业收入前景莫测,可能会给苏联的贸易账目造成明显影响。


    “显然,利用个人主动性无论如何也不会破坏社会主义企业,相反,却能推动它们更加经济地、高质量地工作,并更充分地考虑消费者需要。”
    【苏联《苏维埃俄罗斯报》四月十二日答读者问】题:谈谈个人副业
    一提起个体劳动活动和最近在个人副业中为提高产量而采取的某些措施,就会发生争论,我曾不止一次碰到这种争论。大多数人对这种倡议表示赞成和鼓励,并引证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例子,认为利用这种潜力将得到普遍的益处。但也有一些人把此事看作仿佛是恢复新经济政策。因此很想详细了解在下述范畴内个体劳动活动的现有经验:手工业、农业、饮食服务行业。还想听听专家的意见:这类活动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原则有多少一致性。读者:阿列克谢耶夫
    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某室主任安巴尔楚莫夫回答了这个问题。
    由于服务领域发展不足,再加上不够灵活,各种“琐事”经常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感到麻烦。我们的商业和日常生活服务行业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很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人们损失不少时间,他们的情绪受到破坏,生活碰到麻烦。
    同时,每个到过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都知道,在那里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下述办法解决的:除了大型国营商店、饭店、服务性联合企业外,还存在很多小型的,也就是说靠近居民点的商业和生活服务点。在这些商业点中没有拥挤情况,可以迅速和高质量地为顾客服务。在这方面,事情不仅仅在于传统,虽然这一点也相当重要。主要是在于广泛利用同志式的合作经营的和家庭工作的形式,及个人主动性。例如在民主德国,小手工业者组成的生产合作联合公司“合作社”完成修理住房工作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当地的政权特别鼓励新的城区和远郊城镇里开设私营小商店、咖啡馆、修理店,因为国营商业一时还照顾不到这些地方。通常这是家庭企业,夫妻俩有一人站柜台,另外一人当“助手”或是去购买商品,因此杂费支出和价格在这里与国营的相同,但由于资金周转更快利润就高一些。在匈牙利也可看到这种情况。这里三分之一的修理店是由熟练工人经营的,他们或是已退休,或是在干完主要工作之后晚间干,再就是利用休息日干。此类修理店保证了百分之八十四的住宅修理。整个说来,全部居民服务工作的一半工作量是由小手工业者来负担的。有趣的是,国家一般对所有这些营业点规定一个税收总额(这样就节省了财务稽核员),具体的分配通过手工业者联合会来进行,因为联合会最清楚自己每个成员的实际收入。个人副业,其中包括宅旁园地、果园、菜园,在这两个国家也起着很大作用。在民主德国,由果园菜园拥有者,家兔饲养者和那些饲养小动物的人联合组织的园艺家和小动物饲养者联盟,向本国居民提供他们所消费的水果的三分之一以上,蔬菜超过百分之十,蛋类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蜂蜜和百分之百的家兔肉。在匈牙利,个人副业保障了最近几年肉类生产增长额的整整一半。而这种增长的重大意义在于:国家不仅充分自给,而且大约还有同样数量的肉类出口。这些成就是国家和集体农庄重视个人副业的结果:卖给他们幼畜,按所需份额提供饲料,并保障购买达到某种标准的牲畜。匈牙利的集体农社甚至还设有负责保障个人副业的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这个在编职务。
    现在来谈谈写信者所说的人们在争论中所表示的那些怀疑:合作制和个人副业的活跃,会不会使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主义分子重又出现呢?产生这种议论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众所周知,在南斯拉夫、波兰、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私商过份富有引起了居民的不满。而在民主德国,这些工业和企业是由私商们按照同国家平分利润的方法经营的。然而这些消极因素并不能使人有理由对利用这种潜力的条件表示怀疑。它们只是强调说明,根据不同情况巧妙地利用这些因素是非常重要的。还是在同一个民主德国,在对较大的企业实行国有化的同时,也鼓励合作经营和个人经营,在服务行业中建立小店铺。这些店铺的存在和发展在任何一个兄弟国家都未被看作是“破坏”社会主义“基础”,因为,第一,它们的产值仅占全国产值的百分之一至二以下;第二,国营企业仍是各个领域的经济基础。
    顺便说说新经济政策。列宁和党早在六十年前就宣布的新经济政策——这不单单是为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份使之有利于(强调指出这点)建设社会主义,而且也是为了运用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其重要的杠杆——物质刺激和集体与个人潜力。这就消除了农业发展的障碍,造成信赖“勤劳”农民的气氛,对农村进行实事求是的扶助。众所周知,所有这些因素对我国来说在今天仍是头等重要的。
    显然,利用个人主动性无论如何也不会破坏社会主义企业,相反,却能推动它们更加经济地、高质量地工作,并更充分地考虑消费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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