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能够承受其它国家无法承受的冲击，即使“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动乱，中国也没有垮。中国人民的生活在新旧社会己有天壤之别，这一成果保障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性
【日本《每日新闻》七月二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辻康吾的文章】题：中国着眼于明天，探索未来——驳“文明的末日形象”的说法
看了从日本送来的杂志，发现有一篇文章写道：“中国没有明天。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曾经引以自豪的文明的末日形象。”（《中央公论》四月一期冈田英弘的文章《中国病有根治的办法吗？》）我在北京居住了两年多，一直在用相当严厉的目光注视着中国的动向，但是即使是我，对这一结论也不得不感到愕然。
冈田断言“中国没有明天”，而我认为，中国的现实过于复杂，它不仅有着眼于明天向明天挑战的各种可能性，而且至少在能够预测的将来，中国绝不会发生经过一番临终前的痛苦挣扎后彻底崩溃的事态。
正象冈田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样，石油生产的不佳状况对于中国来说已成为严重问题，这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中国的石油生产并不象冈田说的那样在“激减”。一九八○年度石油产量是一亿零六百万吨。比前一年减少百分之零点二，但是因为产量和证实的蕴藏量的比率下降了，所以把产量限制在一亿吨。这是实际情况。今后可能还要削减产量，但是另一方面，日本也参加了的海底油田的开发已取得进展，“再出不来石油了”（冈田文章）是下得过早的结论。即使是一亿吨石油，按外币换算，尚可值二百五十亿美元以上，从建国初期的原油生产近乎于零的情况来看，毋宁说石油在中国经济中已经成了强有力的支柱，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更使人不解的是冈田对北京市内自由市场的描写：“看了自由市场的商品，使我感到吃惊，那里只有葵花籽、大米和花生米。好多人围在那里，我也探头望了望，原来是四只象是被人捉来的野鸡放在地上。”北太平庄、虹桥、朝阳门等，无论到哪个自由市场，出售的商品，都有一百到二百种。从全国来看，北京的自由市场的规模还算比较小，尽管如此，已经相当兴隆了。关于自由市场的真正问题大概不是商品的多寡，而是由于其急速发展，对国营市场形成了威胁、以及如何平衡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的问题。
冈田在谈到王府井大街的东风市场时说：“我没有进去看，但是据说商品，不过是罐头而已，与自由市场没有多大差别。”即使在一九七七年初，中国经济最坏的时期，东风市场的商品也有一万种以上，估计现在有四万种。此外，关于从机场到市内途中风景，文章写道：“人家也很稀少，只是一片旱田。”（沿途不仅有人家、工场和饭店，而且耕地正在受到侵占）关于市里的情景，文章说：“推土机和吊车闲置不用：没有看到它们动过。”（如果午休另当别论，就连星期日这些机器都不闲着。据日本的专家说，在中国使人感到大型土木机器使用过度）象这样一些因传闻和肤浅的观察造成的事实错误简直太多了。
我丝毫没有想要通过批评冈田的文章把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描绘成一派光明的意思。毋宁说，如果说“中国没有明天”的话，要指出其原因和更深刻的问题并不困难，例如象冈田在文章中没有提到的经济管理体制的落后与混乱等。但是即使把这些问题也统统算作考虑的内容，中国恐怕也没有崩溃的可能性。
当然，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其社会及经济作出判断时，观察事物的人的主观对其结论有很大影响。
我几次短期访问过中国，从一九七九年春天起开始常驻北京，对我来说，伴随着对中国现实接触机会的增加，使我感到吃惊的地方确实不少。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本来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和造成社会不安、威胁着体制的事件，但是并没有形成那么大的冲击，而且是“妥善”地得到了解决，在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很大的伸缩性。中国社会有很大的伸缩性，所以能够承受日本社会所承受不了的冲击。其最大的实际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就是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中国这个国家和党领导体制也没有崩溃。
第二个引人注目之处是，以这很高的弹性值为背景，人民不仅对传统的政治权力服从和忍耐，而且在三十多年的新中国建设的过程中，众多的人民得到了相应的利益，这是事实。中国解放前和现在的区别毕竟有天壤之别。这一成果保障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并且在文革后，党重新确认“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对工人增加了奖金，对农民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对集体和个人企业实行奖励，通过这些办法，刺激了人民的积极性，大多数的人民也在这一新政策下把这些作为既得权益。这是不能否认的。
中国现在面临着的真正困难是从现在起到二十世纪末，必须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两千多年来一直到文革的封建统治已不可能重演。拥有十亿人口、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必须在探索中把中国建设成适合于本国国情的全新的社会。
【美《纽约时报》三月五日文章】题：中国人对西方音乐的渴望会得到满足吗？
在文化革命期间，西方文化在中国被视为禁忌，应该深恶痛绝。但是实际上，人们仍然保持着对西方文化的巨大兴趣。现在，中国急于赶上来，以一种如饥似渴的心情热切地希望掌握西方的一切。这倒不是说中国要抛弃自己的文化，而是以中国的方式重新去理解西方文化中的精英。
这至少是最近在中国短期逗留过的两位西方音乐家的观感。纽约爱乐乐团前助理指挥兼美国芭蕾舞剧院指挥约翰·吉尔伯特计划在两年内，分阶段地在中国居住十二个月，他已在北京等地度过了六个月之后回国，他在那里是同中央乐团合作。
沃思堡交响乐团的音乐指导、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评奖团主席约翰
·乔达诺最近也曾在北京和上海逗留两周，试听中国最优秀的钢琴新手的演奏。
吉尔伯特说，中央乐团有五百名专职团员。乐团自己有两位中国指挥，但是吉尔伯特说，他在北京时被人以权威相待。乐团每隔两周举行一次音乐会，每个节目要排演十二次，每次三小时。
吉尔伯特说，他们要想使音乐会象个样子，这十二次排演一次也不能少。
他解释说，他们的才能无可挑剔。但没有经验可言，乐器的质量是不高的。
吉尔伯特和乔达诺都希望保持同中国人的接触。
乔达诺打算让今年参加克莱本钢琴比赛的优胜者随同他的得克萨斯小交响乐队到中国来演奏。
吉尔伯特在北京的合同满期以后还希望再以特邀客人的身份来中国演出。他认为，他同中国的友谊将会长期地保持下去。
【合众国际社得克萨斯州沃思堡五月二十日电】范·克莱本钢琴比赛负责人说，中国在文化革命期间，曾下令禁止学习和演奏西方音乐。可是中国的青年钢琴家们在克服了这种障碍之后，现在又迅速恢复学习和演奏西方音乐了。这种恢复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致参加今年比赛的音乐家中，竟然有两名颇有希望的中国艺术家。
乔达诺是得克萨斯州小交响乐队指挥。他一年前在香港担任客座指挥时曾试听了中国钢琴家的演奏。
他曾同中国指挥一起在学习班指挥。后来，中国指挥邀请他到中国去。
乔达诺说，“一九八○年十一月我第二次访问香港时，顺便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试听了这两所学院最优秀的学生的演奏。令人惊奇的是，他们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把丢掉的东西捡回来，而且在世界上能够同他人相匹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在那里，西方音乐非常受欢迎。他们所不喜欢的是摇摆音乐。他们认为那是腐朽的，而且是同吸毒问题和暴力有联系的。”
【美联社布鲁塞尔六月三十日电】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今天说，共同体的工业产量在连续十二个月下降之后，现在似乎趋于稳定。
共同体委员会在一项报告中说，平均每三个月变动一次的工业产量在三月份没有变动，这表明工业生产的基本趋势在过去十二个月下降之后可能已经稳定下来了。
然而，共同体委员会认为越来越高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率的压力并没有终止。
共同体委员会的文件说：“目前，还没有出现失业速度减慢迹象”。
共同体委员会说，四月份有八百五十万人失业，占全部劳动力的百分之七点七。
共同体委员会说，通货膨胀继续加剧，六个月来上涨所表明的消费价格的趋势在四月份增加到百分之十三。
该委员会说，尽管共同体内的利率提高了，但五月份欧洲货币单位同美元的比值进一步下降了。
然而，最有可能带来变化的年龄相仿的一批人，可能是后两代人——代表人物是政治局中两名最年轻的委员：列宁格勒党领导人格·罗曼诺夫，一九二三年生；以及米·戈尔巴乔夫，一九三一年生，他在一九八○年被提升为有表决权的政治局正式委员，主管农业。罗曼诺夫那一代或许是最悲惨的一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者最多的一代。大战爆发的时候，他那一代人都是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征战阵亡，他们首当其冲。这一代人的大学教育受战争干扰也最厉害。这一代的幸存者往往是注重实际的人物，是战后在工作中受到教育的。
戈尔巴乔夫的一代远远是受教育最好的一代，因为这一代人在战时年龄太小，没有参加战斗，可大学却是在战后念完的。然而对这一代人进行猜测的困难在于，见过罗曼诺夫和戈尔巴乔夫一面的西方人寥寥无几，更谈不上仔细研究他们的思想了。
他们和与他们地位相同的人会比勃列日涅夫那一批权贵较为开明吗？将会较少地害怕西方和中国，比较倾向于主张放松党对国内的控制、使工业和农业分散管理，准备让苏联人民比较自由地旅行，比较多地得到西方消费品吗？他们是否会比年龄更大的那一批人更僵化，更沙文主义，更排外，更有决心保卫和加强苏联在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地位，更有决心将东欧控制在苏联帝国之内、并且牢牢地保持住同在古巴、非洲和亚洲的盟友的关系？
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情况——比如莫斯科的主要竞敌美国是否继续扩充军备，继续把莫斯科看作一个侵略成性和富有威胁性的国家，继续为保护它输入的石油来源而担忧。或许美国将发展更多替代性的能源，将变得比较自信，制订出遏制苏联威胁的较好的办法，要末把军备预算经费转用于较为和平的建设项目。
事情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国，中国大力增加进攻性武器，或者美国奉行提供这种进攻性武器的政策，都会使克里姆林宫大为惶恐，并且导致苏联铤而走险。鉴于克里姆林宫在考虑它自己的安全的时候，总是感情用事、草率简单，那么美国奉行这样的政策似乎是不明智的。难道西方真正会刺激苏联人，使他们采取谁都会感到遗憾的行动吗？
见过罗曼诺夫的少数西方人，发现他尖酸刻薄、反复无常、聪明过人。在一次招待一群来访的美国参议员的晚宴上，他多次打断他的翻译的讲话，从他的席位上发号施令。他还喜欢皇家古董：有一则广泛流传的故事说，他曾经从一家博物馆里拿走皇宫的瓷器，供他女儿婚礼之用，此事惹得克里姆林宫好不生气。象罗曼诺夫那样的人物，同勃列日涅夫一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造就的，尤其是纳粹对列宁格勒的九百天包围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所造就的。苏联感觉到，无论西德人，还是东德人，都应该永远加以遏制，罗曼诺夫很难不具有这种感觉。他不能不承认控制苏联的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是有关键的战略意义的。他对各处的外部敌人恐怕是担心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