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家地理》六月号文章】题：昆明来鸿（作者：美国女教师伊丽莎白·布兹）
我和儿子碧地是在一九七九年二月间应云南大学外语系聘为英文教师到昆明来的，我本来是教历史的，我儿子今年才二十四岁，刚在威斯康星大学亚洲研究系毕业，我们受聘的期限是两年。当我们从美国乘飞机经香港抵达广州时，天下大雨，人地两疏，又带着好几箱沉重的书籍，在车站担心没有人来接我们，正在焦急时，忽然见到有一个小个子但却充满活力的人向我们走来，用流利的英语问道：“你们是从美国来的教师吗？”
迎接我们的人是云南大学外语系的副主任，特地从昆明赶来接待我们。我们和他一起乘飞机抵达昆明，这里在四十年前曾经是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的基地。来到了四时皆春的昆明，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它的颜色：群山环绕的山城，碧蓝色的天空，人们健康的脸色，五颜六色的鲜花以及穿着多彩多姿服装的少数民族居民都令人感到喜悦。
我们最初住在旅馆里，每天一早便骑着单车到校里上课。
云南大学是全国六百五十所高等学校中，九十个重点大学之一，我们外语教师被列为“外国专家”而获得种种优待。云大校址在昆明郊区山丘上，环境优美，校园的周围是红色的砖墙，但是校舍残旧。由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教育制度遭受严重破坏，打倒“四人帮”以后，百废待举，就外语人才来说，缺乏的情况简直令人不敢相信，一直到一九七七年才恢复大学入学考试制度，有的中学毕业生等了十年才进大学，因此，我儿子碧地的学生们，大部分的年纪都比他大，云大外语系的英文班现在约有一百六十个学生，法文班约有四十人，俄文班只有二十人，外语系教材和参考书很贫乏。
十多年来，云大没有收到一本外文的书籍，图书馆里唯一的英文百科全书，竟是一九六四年出版的，大部分的外文书籍都是五十年代以前的出版物，我和我儿子写信到美国去，向亲友们求助，几个月后，我们收集了二千本英文书籍，在外语系搞了一个小图书馆。
外语系的副主任知道我本来是教历史的，要求我拨出时间搞一个美国历史班，结果有一百五十个学生来听我讲课，在一个学期中，我讲的内容是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卡特总统时期。接着我叉在第二个学期讲授世界历史。
我们辛苦的工作在暑假和春节假期间获得了奖励，学校当局安排我们到全国各地旅行参观，我们先后访问了二十一个省份，还到云南边境旅行，了解少数民族的生活情况。我们足迹所至，看到了民间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尤其在春节期间，看到舞龙和其他节目，人们欢天喜地、心情舒畅，不过令我最为感动的却是年青一代紧张地争取接受教育的表现，这使我想向北京的领袖们大声呼唤：“看看你们边区省份的青年吧，你们会感到骄傲的！”（原载六月二十一、二十二日香港《文汇报》）
【日本《朝日新闻》六月一日报道】题：日本今年夏季会出现“中国热”
今年夏季会意外地出现中国热。如果与电影的宣传计划相配合，孩子们坐蒸汽机火车旅行，大学生和一般人的短期留学也会迅速增加。连过去没有直接关系的企业也追求新奇，加强了向往中国的意向。可以认为，日中关系从强调友好的时代，进入开始在各个领域具体落实的时代，并且已经到了认真实行的时候。中国方面为了获取外汇，也热情地创造接待条件，即使如此，也有点赶不上这股迅速发展起来的热劲。
钞票攻势：日本企业和团体在中国东北地区发现了旧满洲铁路超特快“亚细亚”号的巨大蒸汽机车头“帕西那”，于是，中国铁路有关人士一下子从挥金如土的企业和团体那里收到了大约三十封信，信中提出申请，说“一定要卖给我们”。表明参加竞争的，有想把它当成拉拢客人的热门货的旅游公司和贸易公司，甚至包括拥有支付“哪怕花以亿为单位的钱也可以”的资金能力的事业团体。
一万人：开始利用中国宣传新电影。东宝电影公司在宣传暑假时上映的动画片《再见银河铁路９９９》（东宝电影公司动画片组摄制）中，计划搞“乘坐大陆的蒸汽机火车进行浪漫旅行”，让一百个孩子乘坐比作很受欢迎的“宇宙特快９９９号”的中国蒸汽机火车，从上海到无锡（一百二十八公里）。一组包九辆火车。准备在车上标上“９９９”标志，让著者松木零士穿上中国乘务员服装检票。中国的火车站站长也出席，还确定了在上海车站举行出发仪式，在无锡站举行欢迎会。
十所大学已同意收留学生：今年夏季，中国各地大约十所大学接受来自日本的短期语言留学生。这项工作从去年就开始了，但是今年人数猛增。语言杂志上已出现“中国教育部的后援”、“和中国学生同住”以及“也是修学旅行”这样的宣传话语。举例来说，“西武百货商店”旅行事业部，将派出总共一百八十人，去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天津的天津大学留学，为期一个月；此外，正在招收人员到上海的饭店学习，为期半个月。根据从今年起的三年计划，打算把重点置于团体赴中国旅行，并加入到现在只有二十四家公司的业务合作公司的行列。
改变行当：三十一日以前，东京日本桥百货商店举办了“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服装展览”。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做这样详细的规划，是少有的。来自中央民族学院的专家在会场上作介绍。实质上举办者是京都美术出版社“美乃美”。这家出版社“现在出的与中国有关的书籍占百分之八十”（社长垣本刚一语）。 所出版的与中国有关的书籍不仅仅是本行有关美术、工艺方面的书籍，还有非本专业的《中国铁路》一书（全集共五卷），火车票集和旅游录象磁带，面很广。
左右为难：放在饭厅里的电视机播放以桂林等中国风景为背景的商品广告，使人们更加感到中国亲切。前年游客是四万人，去年是七万人，今年将达到十万人，这是可以肯定的。
据说“因为中国有四千年的历史和世界第一的中国菜，所以旅游收入可能达到三十亿美元”。有人认为，通过不需要象建设宝钢所需要的巨额投资的旅游事业，完全可以弥补随着实现现代化出现的对外贸易赤字，以及归还借款的本利所不够的部分。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今后游客还会飞速增加。可是，日中旅行社计划开发室室长米田征马说：“北京等地缺少饭店，是个难题，现在正在建设的饭店要到一九八五年完成，十万人左右已达到极限。”到中国旅行和到夏威夷、欧洲旅行不一样，日本交通公司中国室人士露出一副左右为难的表情说：“也不能大力宣传，掀起到中国旅行的热潮。”
【台《自立晚报》六月二十七日报道】广东省一只小渔船六月二十四日航驶至台湾竹园渔港，台湾警备总部证实这项消息，并在二十八日表示：“该船系因在海中作业时油料用罄而漂流来台，当我海防员于发现时曾迎接他们上岸，在派员补给并将船上油料加足后，已让他们返航”。
【台湾《经济日报》七月四日文章】题：日本速食餐馆业在美蓬勃发展
最近对油腻食品吃腻了的美国人，可能换换口味，尝尝舶来的速食品。
至少这是纽约速食餐馆连锁店土三幸公司的希望。该餐馆供应日本北方的养麦面条。由土三幸食品公司经营的此一连锁店，是由日本输出的。土三幸食品公司，在日本五千多家面食店中是规模最大的餐馆。
土三幸公司现在日本经营一千一百五十家面食餐馆，并在美国经营七家餐馆，这些餐馆都在纽约市。土三幸食品连锁店，是日本第二大制面公司北固商事公司、三菱国际公司和东京日清面粉公司，在美国的合资企业。
土三幸公司于一九七四年在纽约开设第一家餐馆，该公司在美国业务的扩充，因东西方饮食习惯不同，语言问题，其他速食餐馆的竞争及纽约的日本餐馆越来越多而受到阻碍。
土三幸餐馆供应堆积如山，具有洋葱、黄豆风味的面条。土三幸的面食，清淡而丰盛，可以在十分钟内上菜。
土三幸公司说，它去年在美国的营业，比以前七年中任何一年都鼎盛，但是它面临在纽约开业的日增的日本餐馆的竞争。日本餐馆业公会说，十年前纽约只有十二家日本餐馆，现在已有两百多家。
土三幸食品公司副总经理日高说：“我们希望业务快速扩充，但是我们面临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纽约食品售价比日本略高。日本有许多小型家庭餐馆，比纽约的餐馆较独立自主。土三幸公司在日本的每一家餐馆仅有二十个人的座位。”
一九七九年十月开设在纽约第五十二街和第五街交叉口的餐馆总经理艾德蒙说，相反的，土三幸公司在纽约的餐馆，在午餐时间平均有四百名顾客，而在柜台和餐桌之间可以容纳一百四十人。他说：“餐馆成长得比我所预期的为快，今年的生意比去年好得多。”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月十六日文章】题：
苏联前途如何，它对西方可能意味什么？
午夜，我们坐在一辆小汽车里，一位俄国朋友和我谈论着这个国家的前途——对世界其他地方来说，这个国家的前途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历史上从未有过你们在西方所拥有的那种民主，”他说。“我们的传统是中央集权统治，自上而下的统治，今后仍然会是这样。”
他沉默了一会儿，“未来只有一个希望，”他终于又开口了，“那就是我们的下一代领导人将比较开明、比较自由化，文化水平也较高。他们才是决定未来变化的一批人。老百姓本身作不了这种决定。新领导人将是斯拉夫人，因为斯拉夫人执掌着这个国家的大权。我只希望他们将能使我们的生活过好点。”
他的这番非常清醒现实的估计，引起了更多的问题：下一代新领导人将是什么样子？他们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答案只能是猜测性的，因为局外人对克里姆林宫内部神秘莫测的活动知道得很少。
但是对于当今对苏联领导人施加影响的社会力量，对于赞成——和反对——变革的压力，可作几点论述。
苏联是一个行动缓慢的社会。自从一九一七年革命以来，这个国家只有四位首脑，而美国从威尔逊到里根就有十三位总统。列宁夺取了政权，斯大林在三十年中巩固了政权，赫鲁晓夫试图修补这部国家机器，勃列日涅夫维持现状，拒绝进行使赫鲁晓夫陷入困境并最终使他丢官去职的那种党内变革。
列·勃列日涅夫领导苏联共产党已历时十六年：党内运动象冰河流动一样缓慢的十六年，那些自从三十年代末期在乌克兰与他共过事的官员，现在控制着政治局、部长会议、中央委员会的关键部门、内务部和克格勃。即使勃列日涅夫明朝退休或去世，他的基本思想至少在一年半载的时间内肯定会继续发挥作用，他的位置将由现在政治局中第四号人物、满头银发的安·基里连科填补。
基里连科比勃列日涅夫大三个月，但身体好得多，不过他大概只是一位临时替代的领导人，顶多替代几年。在他身后有几十个比较年轻的中央委员（他们的平均年龄大约六十二岁，几乎比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整整少十岁）。至少从理论上说，他们将帮助选出未来政治局的最高级领导人。
勃列日涅夫是通过党的官僚机构青云直上的；基里连科也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幸免一死、而今已经是六十五岁或者快七十岁的领导人中，包括克格勃首脑尤·安德罗波夫，乌克兰党首脑弗·谢尔比茨基和莫斯科党领导人维·格里申。
苏联内部的重大变化，不大可能来自象基里连科或乌斯季诺夫那样的人物，因为他们的最富有创伤的经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纳粹的浴血苦战，而且他们是勃列日涅夫集团的人。
某些变化可能来自象安德罗波夫或谢尔比茨基那样稍许年轻的人物，因为他们在三十年代受到了相当良好的教育，而且可能比勃列日涅夫态度灵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