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壳州”（ＴＨＥ
ＣＯＲＮＨＵＳＫＥＲＳＴＡ－ＴＥ），一八六七年成为美国的第三十七个州。
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普拉特河和小布卢河沿岸，人们仍然能够看到有车辙的路。这是拓荒者在十九世纪乘车沿着普拉特河河谷向西去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轧出来的车辙。当他们来到内布拉斯加州的时候，他们中的有些人就停止不前了。他们环顾四周，一望无际的草原似乎同天际连成一片。他们喜欢所看到的一切——这里是种庄稼的好土地，只是缺少树木。于是这些拓荒者在他们小屋周围种上树苗。如今内布拉斯加州的二百万英亩的土地都覆盖着树木。拓荒者莫顿在一八七二年确定了植树节，现在许多州都庆祝植树节了。
内布拉斯加州的大部分土地是农田，农场主种的小麦、玉米和干草都能获得丰收。西部是辽阔的牧场。
内布拉斯加州有两座大城市，一座是首府林肯，它是为纪念林肯总统而命名的。另一座是奥马哈，它是重要的铁路中心。奥马哈的大规模肉类加工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之一。一八○四年时当西北部两名伟大的探险者刘易斯和克拉克在他们的印第安人向导带领下在荒野上宿营的时候，奥马哈还只是一片荒野的野营地。在刘易斯和克拉克用桨划船顺密苏里河而下之前很久很久，另外一种真正的“先驱者”就已发现了内布拉斯加州。这些“先驱者”是大象的祖先——十四英尺高的毛茸茸的大猛犸。你能够在林肯市内布拉斯加州大学博物馆里看到这些大猛犸的化石。
“苏人州”（ＴＨＥＳＩＯＵＸＳＴＡ－ＴＥ），一八八九年成为美国的第三十九个州或第四十个州。（苏人为印地安人的一个部族——译者注）
大达科他之谜是永远也不会得到解答的。一八八九年以前，南北达科他是达科他地区。接着南北达科他分别作为两个州加入了合众国。哪一个先被接纳的？这一点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为了表示公平，哈里森总统在签字之前把两个州的宣言书的先后次序弄乱了。
一八五○年以前，在北达科他州很大一部分地区经营农业是很困难的。后来发现小麦在红河流域长得很好。不久以后，人们修建了铁路，以便让成千上万的移民来开垦这片广阔的草原。在那以后，红河流域一直是世界上盛产小麦的地区之一。
北达科他的牧场也都很大。由于那里冬季很少下雪，一年四季都可以放牧牛羊。平原上芬芳的三叶草花使人们能够经营有利可图的养蜂业。
从俾斯麦的十八层建筑州议会大厦就可以看到宽阔的密苏里河。在这些现代的州议会庭院里仍然有一座圆木小屋——一八八三年西奥多·罗斯福在这座小屋居住过。达科他印第安人相信在北达科他州巴德兰兹的奇形怪状的石峰中间有神灵出没。阿米顿附近的地下“火炉”必然看来特别像神灵的杰作。
这里燃烧着的褐煤矿脉发出淡红色的火光，从几英里以外就可以看见。这些矿脉在被雨水浇湿又被太阳晒干之后就会自燃起来。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五月三十日文章】题：宋庆龄女士的一生
“宋庆龄是最著名的女性。”
合众社记者曾评论说：“她把大部份生命贡献给中国的独立，同胞的尊严和福利，以及其他人权的激烈斗争。”
这位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大力地为妇女权利而仗义执言。在二十年代里，她形容中国妇女是“世界上一个最受压制的国家的最受压制的阶级”，因此领导了“不仅要成为自由工人，也要成为自由妇女”的斗争。
宋女士，中国人大常委会副主席。她的一生是充满了革命和斗争，反映了中国当时的抗敌救国的历史。要了解她的生平，就得先从她的父亲讲起。查理宋认识孙中山
她的父亲是查理宋，在海南岛出生。九岁时，他就乘船到美国去，同他的在波士顿经营杂货店的伯父生活在一起，学习经商，并且最后把他伯父的店铺接过手来。但是，过了几年，他就决定求学，而不经营生意了。他前往南方，开初进了卫理公会三一大学，后来转入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念书。
一八八六年，他回到上海不久，他就致力于通过兴办实业来争取较好的（社会）条件。他输入了机器和设备，学会安装和管理它们。他亲自在工厂里劳动。他同孙中山的友谊，由于共同抱有为中国做些事情，为穷苦和忍饥挨饿的大众做些事情的愿望而发展起来。他欢迎同时代的人的革命思想，欢迎他的朋友、助手和支持者的革命思想。他把自己的孩子教养成为基督教徒，教导他们独立思考，自力更生，并送他们到用英语授课的学校去读书。
查理宋回国便结婚，建立了一个中国最著名的家庭，生育了三男三女。
查理宋把三个女儿都送往美国念书。三姐妹走不同的道路
然而，当时只有十四岁便出洋的宋庆龄，并没有因受美国教育而美国化。少年时候的中国生活印象深深地嵌在她脑子里（她出生在当时受外国统治的繁华都会上海，外国是以武力夺得特别租界和特权），她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她和上海滩头被人踢打的下等华人原是同胞。因此，她永远也不能说出妹妹的话：“你瞧，除了我有一只矮鼻子和黄皮肤以外，不是道地的美国人吗？”也正因此，决定了她和她的姐妹们走着绝不相同的道路。后来，宋庆龄怀着渴望为中国和人民服务的热烈心情，回到中国。
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一一年就任刚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后，她就成为他的秘书。当孙中山遭到挫折而前往日本时，宋庆龄也跟他去。
他们俩于一九一五年在日本结婚。这是她和姐妹们分道扬镳之始。当时人她的家庭对这件事曾加以猛烈的反对，可是，因深爱中国而深爱孙先生的宋女士，毅然地向家庭宣战，终于排除万难，和孙先生结婚。此后，她一面努力囊助孙先生工作，一面努力学习，革命的意旨更为坚定。怒责蒋介石背叛孙
孙中山逝世为中国带来了不幸，他的“信徒”开始违背了他所遗留下的主张。
一九二五年西山会议便是一个征兆。当时，为孙先生的目标而奋斗的宋庆龄非常气愤，曾经通电斥责参与会议的邹鲁等道：“总理泉下有知，亦当痛哭。”这当头一棒，把叛徒们的气焰打挫了一大截！而国人也自此认识了宋女士，知道她不但承受了孙先生的菲薄的物资遗产，而且承受了伟大的革命遗产。
大革命的急速展开，曾经使宋女士喜悦，然而因惧怕人民力量而叛变的蒋介石，又引起她的愤恨。早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当武汉政府开会时，宋女士便斥责过蒋介石，说他在南昌徘徊不前，有误革命，接着“马日”变起，蒋介石开始露出其真面目，从长江到珠江到处笼罩在大屠杀的暗影下，那时正在做妇女部长的她也不安于位，终于出国远游。
临走前，一九二七年七月，她以国民党中委会会员身份撰文称：“目前，我觉得我们正在偏离孙中山领导和使人民富强的政策。因此，在较明智的政策获得推行之前，我必须退出。”愤与家人脱离关系
“我心里对革命没有失望。我感到失望的只是一些一直领导革命的人已迷失了道路”。
她和仍然效忠蒋介石的其他家人脱离了关系。
八月下旬，她离开中国，在当时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首席顾问鲍罗廷的陪同下前往莫斯科参加世界反帝同盟，又参加了国际革命互助会，作为种种为弱小民族申援的活动。在游历了俄国和欧洲后，她在一九二九年回返中国。
“九一八”前夜，日本帝国主义张牙舞爪，疯狂地向中国进攻，而那时候的国内反动派，献媚日敌惟恐不周，给爱国运动带来破坏。独裁专制的形成，不知枉杀了多少青年的生命，富于正义感的宋女士见此愤愤不平，乃和杨杏佛等组织人权保障来给人命以保障，不料杨杏佛被暗杀了。接着“七七”事起，宋女士适应要求，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筹募医药给中国军队，包括共产党军队，进行了保卫护伤战士等工作。蒋拒抗日准备投降
一九三九年，胡宗南执行蒋令，对陕甘边区加以重重的封锁。激于义愤的宋女士，到处奔走呼号，吁请解除封锁，事情虽不成功，但她那份热情，却永远印在人民的脑海里。
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变，使统一战线分裂的危机达到了最高的地步。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已席卷了沿海膏腴之地，正得意忘形，踌躇满志。而国民党这么做，不过是作为预备投降的礼物而已。坚持抗日的人民这时都感到极大的愤怒，而宋女士则替人民喊出了愤怒的声音。她谴责顾祝同，斥责蒋介石，使自以为不可一世的蒋为之失色。
太平洋战争爆发，宋女士这时也由港回到国内，专做伤兵救济的工作，组织医院和育儿所。
到了一九四四年，她向美国工人发出要求：
“美国工人可以坚持把努力的产品和捐出的赠品平等地分配给中国的每一支军队，不管它是在那儿，即凡参加抗日运动的军队，从而最佳地表达了你们对中国抗日运动的关心……美国工人可以通过承诺反对内战威胁来表达这种关心。中国的一些反动派正在准备打内战，企图摧毁我们的斗争的民主部分。”
日本投降后，她随蒋政府由重庆到南京。后来静居于上海。几年以内，默默无言。
一九四六年，蒋倚赖美援，而向人民再肆屠杀，也就是李、闻遇害的时候，宋女士又怒吼了。
她呼吁美国停止援助，并喊出这样的话：“要自由批评，代替贪污暴政、恐怖镇压与政治暗杀。”
在上海的宋女士一点也不自由。她在层层的特务监视下，直到一九四九年初，才开始说话，她是否认一个谣言，说她无意出任伪国民政府的任何工作，无意于领导伪国民政府。
三十年来，宋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自从她和孙先生结婚之日起，她就被谣言和阴谋不断地包围着。然而，宋女士以大无畏的精神击退了它。她凭着什么呢？依据她自己话：“凭着永远相信人民的力量。”她是可爱谦逊的人
逝世前，她住在北京的寓所里，大部分的时间是深居简出，只是偶而接待访客和出席官方集会。七五年她只有过两次的这种公开露面：一次是在正月的第四届人大，第二次是在三月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上。
七六年九月，毛泽东主席逝世时，她也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道参加追悼大会。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一九七二年六月访华时，曾拜访宋庆龄女士。“她是一个可爱的人，谦逊的人。”这是索尔兹伯里的最好评道。
说中国宣布的科技新政策很好很重要，科技本应该优先为改善生活服务
【香港《快报》五月二十九日社论】题：科技为发展经济服务
中共在前年已纠正为生产而生产或为革命而生产的有害教条，肯定表示今后将为改善人民的生活而生产。事实证明的确是在这样做，轻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增加，也能照顾市场的情况，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北京前日举行记者会，科技部门的官员宣布了一个新的科技政策，那是：科技将优先为发展经济服务。
这个新政策很好也很重要，正可补上述生产目的之不足。科技本来就应该优先为改善生活服务，其他方面的收获只能是附带的，有则欣然，无可亦喜。但共产国家向来反其道而行之，一切都要为政治服务，科技亦不例外，因此在尖端科学方面的成就尽管不逊于先进工业国，惠及经济方面却不多，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科技的发展完全不成比例。稍有见识的人都知道这种矛盾情况不可能长期维持，苏联近年已静悄悄的略作修正，东欧国家则多数已走在前头，中共是最后跟进的一个。
但中共在改辕易辙的时间上虽然最迟，纠正的决心和规模却似乎最强大，显然要以速度弥补失落的时间。
和经济调整一样，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科技调整”，除留下约百分之五的科技人材继续从事基本研究外，其余一概投身为发展经济而服务。搁置大型科技建设省下的庞大经费，自亦移作发展经济之用。
一般估计，大陆的科技水准落后于先进国家十至十九年，而在生产技术上的差距更大。这是一个专门性的问题，我们不拟判断其真实距离究竟有多远，亦无法估计要多少年才能迎头赶上。我们只是觉得在目前情况下，无必要亦无可能作迎头赶上的努力，倒不如听其自然，在四化中集中搞好经济现代化，那时人民生活富裕，国力自然充沛，科技水准和生产技术也一定水涨船高，逐步缩短和先进国家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