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世界周报》六月九日一期文章】题：中国出现增产消费品的新潮流，赵总理在推进这一积极政策上取得了主导权
最近，中国的经济政策出现了一股新的潮流。这种新潮流主张以增产日用品为战略性重点，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活跃经济，主张推进积极政策。中国政府打算通过实施这项积极政策，在一九七八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政策的基础上，为适应农民、工人日益增加的购买力，扩大日用消费品的供应，努力回收迄今发行过多的货币，同时设法增加生产消费品企业的收益，由此增加上缴利润和税收，以谋求增加财政收入和稳定物价。
这项“增产消费品——增加财政收入”政策，和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去年秋天以来强调的“压缩基本建设——减少财政支出”政策相并列，成为“车的两轮”，它同党副主席陈云早就提出的纠正“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消费与积累”之间的不平衡这个基本方针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赵紫阳总理取得了推进新政策的领导权。可以看出，这是要在以邓小平、陈云两位党副主席为中心的领导体制下，设法对经济的积极政策和紧缩政策加以调整，并且正在重新修改紧缩政策。
另外，增产消费品政策是根据一九七九年秋以来，特别是去年秋季大张旗鼓地开展的有关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而确立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一命题提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的经济政策的转变。
在迄今为止的经济调整政策中，把投资回收期快的轻工业摆在了优先于重工业的位置上，轻、重的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九七九年与上一年相比，轻工业增长了百分之九点六，重工业增长了百分之七点七，而去年轻工业增长百分之十八点四，重工业增长百分之一点四。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占的比率已从一九七九年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一增加到去年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九。在调整期间，这种趋向大概不会变。
这次的增产消费品政策，是想与农村、城市购买力的增强相适应。去年一年期间购买力增加了三百多亿元。为供应消费品，城市小卖店最近正在增加，到去年年底为止，县以上的城市国营、集体、个人经营、非商业部门的小卖店约有七十八万间，达到一九七八年的二点五倍，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职工到去年年底达五百二十三万，比一九七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
这次赵总理推进的增产消费品政策是一项要根据这种状况进一步推进“调整经济结构”的积极政策。可以认为，看上去已“基本确定”下来的紧缩政策能否因为推进积极政策而造成混乱，这将关系到整个调整政策的成效。
一些财界评论员认为，六十年代日本总经理大都是管理人员出身，善于行政；七十年代大都是业务人员出身，善于找钱；八十年代大概会改为技术人员
【香港《大公报》六月二日报道】题：日本大企业总经理的变化
日本大企业的总经理每四年一任，今年又有一大批新人就职。
在东京股票市场上市的企业一共有一千五百家，其中，在今年换总经理的有二百多家。因此有人在研究这些企业的新人事，从中找到特点。
有一些财界评论员认为，六十年代的日本总经理大都是管理人员出身，善于行政；七十年代的总经理大都是业务人员出身，善于找钱；八十年代的总经理大概会改为技术人员出身，因为二十世纪后期的二十年中，技术竞争将是企业战争的中心。
具体的例子有三个。日立制作所、富士通电机和日本电气公司的总经理都换为五十多岁的工程专才，而且是东京大学工学院的同班生。
这三家公司，日立的专业是综合电机械、富士通是电子工程、日本电气是ＩＣ（集成电路），将来都要在电算机、机械人方面发展，因此将是“同窗大会战”。
著名的丰田汽车制造厂原是生产和销售分家，现在准备合并，并且由小老板丰田章一郎兼任两方面。他原是工程人员，现在把对外推销的业务也接了过去，着眼点也是用提高技术来占领欧洲市场。
【美《美洲华侨日报》六月十二日报道】题：美国纺织品谈判代表团赴华谈判——中国方面虽作让步双方仍未达成协议
虽然中国方面作出了让步，但六月六日在北京结束的中美纺织品谈判中，双方仍然没有达成协议。
据说，中国方面在成人及男童针织衬衫，主动提出从一百一十万打降至八十万打，而其他品类的纺织品配额也同样作了相应的下降。然而，由于美国方面单方面坚持压低中国的配额，致使谈判不欢而散。
双方就五个类别的纺织品配额，包括：男装和男童外衣，女装和女童及婴儿外衣，男装和男童针织衬衫（汗衫在内）、男装和男童毛衫，女装和女童及婴儿毛衫。前后进行了六轮会谈。美国方面在谈判过程中，突然节外生枝，同时提出协商男装和男童西式外衣这一类纺织品配额的问题，终使谈判破裂。据内行人士称，上述五个类别的纺织品原本不属限额品类内，而且，中国的出口量也不算很大。以男装和男童毛衫，女装和女童及婴儿毛衫为例，中国在八○年向美国出口的数量，还不及香港的出口量的三分之一。
中美纺织品贸易是中美总贸易的一部分。此类谈判理应以两国贸易的总情况来考虑。在今年第一季度，中国从美国进口将近九亿九千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二点五，而出口则为二亿二千四百万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百分之五点五八。若仅拿纺织品和纺织纤维来说，去年中国从美国进口棉花和化纤为七亿美元，而向美国出口纺织品只有三亿美元。况且，中国供应美国极其需要的羊绒、羽绒、生丝等重要原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美国的纺织业。
据内行人士的分析，目前中美贸易的现实情况，美国无节制地限制中国纺织品入口是值得议论的，不利于中美贸易稳定地、持续地向前发展。
品名价格（港元／斤）靓花菇１５０原粒湘莲１４虾米１８—３４普通鱿鱼２９发菜１８５特级枣６．８０绿豆淀粉３．５０百合３１
原编者按：目前在美国各大学攻读学位或进行研究项目的北京来客，总数达到五千一百人。美国政府对待中共和对待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并无明确界限。一九七八八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韦伯斯特，要求国会增加拨款，“以便更好地监视社会主义国家访问者”，其实主要对象，就是针对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和研究生
【香港《明报》六月四日文章】题：美联邦调查局暗中调查留美中国学生
联邦调查局已悄悄地展开工作，与美国多间大学职员接触，收集有关中国留学生和交换访问学者的资料。
联邦调查局展开的电话调查，或派员访问，是由于中国大陆派往美国各大学的留学生和研究生，人数激增，现时已达到约五千一百人。美国著名学府，如哈佛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斯坦福大学、圣迭戈加州大学和俄亥俄州柯布连大学等的职员，都承认他们曾经与联邦调查局人员接触。
大多数接受记者访问的大学职员，都不愿意透露姓名，他们恐怕会引起中国方面的反感；也恐怕美国学界有人反对联邦调查局干预学府。有些人说，中国方面会因为他们的学生受到监视而不高兴，因而会伤害到两国正在开展的文化交流活动。
波士顿大学的历史教授梅尔·葛特曼，正在哈佛进行研究工作。她说大约一年前，联邦调查局波士顿分局，就有人到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她的办公室访问过她。
葛特曼教授说，当时有一个中国代表团正在该地区访问。联邦调查局人员问她是否认识代表团成员。她说不认识。然后他们就讨论中国问题。这个联邦调查局人说，曾经听过葛特曼教授讲课，而且能说流利的普通话。
一位在中国接受访问的斯坦福大学教授说：“常有经常性的电话……也有人偶然来找你，询问是否有些特别事故。”
他说，联邦调查局人员，从来不明确表示他们到底找寻些甚么。据他看来，要找寻的是颠覆活动。教授说，当他表明毫不知情时，谈话就结束了。
这位教授最近一次和联邦调查局人员接触，是在去年秋天，在大约同一时期，柯布连大学职员也受到联邦调查局人员查询。今年较早时，圣地牙哥加州大学也发生同样情形。
看来联邦调查局人员是分散地工作的，他们不一定在找寻什么资料，只是希望多和大学中人接触，以便将来联络。有些大学职员说，他们所问的都是中国留学生的一般情况。
熟悉中美关系的美国国务院官员说，联邦调查局和大学职员的接触，只是“例行公事”。葛特曼教授的丈夫是苏联问题专家，她说据她所知，对苏联访美学者，也进行类似的调查。
华盛顿区一间大学的教授说，她有一个留学生住在校外，租房子给中国学生的屋主，也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这位教授要求把大学校名保密，因为中国留学生是私下把这个情况告诉她的，不想让外界知道。
一个在威斯康星讲课的华裔女教授说，一九七九年夏秋之间，联邦调查局人员向她查询，曾经问到“有那么多中国共产党人在大学，不觉得有点危险吗？”华裔女教授反驳说：“你以为中国人是什么人？即使是共产党人，也是人，不是怪物！”
威斯康星大学另一位职员说，他只向联邦调查局人员回答中国留学生的一般问题。大多数其他大学职员都说，他们的政策是和政府合作，告诉他们向学校正式印刊出来的文件找寻资料。如果学生曾经提出要求，校方会对他们的资料予以保密。
联邦调查局华府发言人韦里·汤普逊对于调查中国留学生事件，表示不予置评。他说：“一般而言，我们不能讨论涉及对外国反间谍活动。甚至我们是否曾与大学当局接触，我也不能透露。”
一个熟悉美国保安程序的前任美国官员说，各地联邦调查局人员，就地向各大学主动展开调查是可能的。他们的调查，主要是一种事前的准备。
联邦调查局人员，对于向学界调查也很谨慎，他们若碰了钉子，遇见采取敌视态度的对手，就会知难而退，不再向同一个人追查。例如上述威斯康星大学的华裔女教授（她不愿意透露姓名），就因为向联邦调查局人员声明，这次谈话内容，将毫无保留地向大学校长报告，后来该联邦调查局人员就再也没有来过了。
柯布连大学一位行政人员卡尔·积柯逊，是负责照顾该校五名中国留学生的，他说联邦调查局克里夫兰分局有人打电话向他查询，不过问题很简单，“似乎是试探的查询。”
记者向美国其他几间有大量中国留学生的大学，如密执安大学、柏克莱和哥伦比亚大学查问，则找不到任何曾与联邦调查局人员接触的教职员。不过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教授爱德华兹则说：“这并不意味着并无任何接触。”
另外几间大学则说和美国国务院有过接触，是关于若干学术范围，涉及国家安全设备和高级电脑技术，应限制中国留学生进行研究。
目前在美国留学或研究的留学生，约有半数是官方交换性质的，其中绝大部份是年纪较大的科学家，在美国进行短期研究项目，为期一年或两年，他们大部份都有妻子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