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六月十二日新闻分析】题：波兰危机：党不听话地确认了它的领导人一事可能是对苏联一种蔑视（作者：约翰·达里顿）
波兰共产党现在已经冒犯了莫斯科，而且正冒着被打成苏联集团内的叛徒的风险。
党的中央委员会仍然把卡尼亚当作它的领袖，这实际上没有理会莫斯科发出的警告：必须让一个新的领导班子上任来制止波兰正在遵循的方针。
波兰的一名外交官说，“昨天，政治局似乎不怕俄国了；今天，中央委员会似乎也不怕俄国了”。莫斯科直截了当地警告克里姆林宫在苏联中央委员会发出的信件中发出的警告是再直截了当不过了。正如人们可能期待的那样，这封信引起了轰动，但事情未能如愿。卡尼亚仍留职，因为中央委员会拒绝了政治局提出的逐个对政治局委员投信任票的建议。
卡尼亚在闭幕式讲话时保证，现政策将继续执行下去。他说，不是整个战略而是具体执行办法遭到了苏联的批评。他说，“我们将尽力来使兄弟的苏联共产党重新相信我们的党是其盟友”。
一位外交官说，“我们已向前迈了十步。卡尼亚告诉我们，现在必须向后退两步。不过，我们绝不会完全退回去，甚至这两步也是很难退的”。
在整个危机时期，波兰领导人仿佛是在高悬的钢丝绳上表演的魔术师，它一直试图同时做两件事：缓和外界要它制止自由化运动的压力，并处理更为紧迫的问题——对付要求加速这一运动的国内压力。压力总是同时出现这两种压力同时出现时就发生了强烈冲突。压力同时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莫斯科往往是在国内危机正在酝酿的时候加剧其压力的。波兰领导人的判断认为，国内压力太大，要是加以阻止的话，这个党可能会被人民反抗的洪流卷走。苏联的信件称这种做法为“没完没了的让步”。
莫斯科可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它本来期待波兰党收回人们业已取得的民主果实。卡托维兹论坛——一个指责领导班子太软弱、由保守分子组成的小型组织——这一插曲的
重要意义不在于在波兰能够找到这样的人，而在于他们的人数如此之少以致他们的观点遭到几乎是普遍的谴责。
中央委员会一一独立工会成立以前就存在的党的坚强分子的组合————逐步认识到，已没有回头路了。要是它当时踢开卡尼亚而抬出一位强硬派的话，党可能早就分裂了，同主张改革的力量达成和解的一切希望也早成泡影了。旨在改变领导班子人们普遍认为，苏联写此信的目的在于在计划于七月中旬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之前改组波兰领导班子。这样，新的领导班子可以要么取消这一代表大会，要么多少控制住对代表的选举。苏联信件对各地区党的会议选出的代表表示担心。
自去年夏天工人因肉价上涨首次举行罢工以来，在中央委员会举行的六次会议上，现在是第一次出现国外的威胁似乎大于国内威胁的情况。
波兰的盟国作出的反应可能是强烈的。从东德报纸对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人们看到其气量是多么狭小。这些报纸在提到波兰领导人时连头衔都不加，只是简单地称之为“Ｓ·卡尼亚”。
【奥地利《萨尔茨堡报》六月十三日社论】题：波兰的改革者仅仅赢得了时间（作者：鲁道夫·施特勒宾格尔）
波兰的教条主义者对主张波兰革新运动的人发动的总攻击暂时受到挫折。莫斯科对目前的领导、对党的首脑卡尼亚和部长会议主席雅鲁泽尔斯基的大肆恫吓，在波兰共产党人的中央委员会的两天紧张的特别会议上，并没有帮助忠于莫斯科的势力取得克里姆林宫所希望的胜利。
有六十多名中央委员在有关波兰今后走什么道路问题上的戏剧性的讨论中要求发言。根据发言来看，目前似乎“鹰派”得了逞。他们的最重要的发言人之一，政治局委员塔·格拉布斯基甚至公开要求撤掉党的首脑卡尼亚和所有乐于改革的政治局委员的职。但是最后“鹰派”不再前进了。人们虽然接收了（至少从外部来看）莫斯科对所谓波兰的“反社会主义和反苏”力量活动的不满。但是没有取消革新的方针。波兰统一工人党特别党代表大会也象原计划的那样将于七月十四日在华沙举行。
看来将来爆炸因素恰恰就在这个事实上。莫斯科的具有威胁性的信件向华沙提出了两项要求：解除所谓软弱的卡尼亚党的首脑的职务，推迟党的第九次特别党代表大会。两个目的克里姆林宫都没有达到。
恰恰坚持在规定的日期举行党代会意味着对波兰最近的前途有着巨大的危险。当党首脑卡尼亚在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说，波兰处在它的一千多年历史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时期之一，这并非空话。
参加波兰特别党代会代表的选举肯定会引起克里姆林宫内苏联共产党年老的政治局委员们极大的忧虑。当选的大多数代表明确地拥护波兰共产党当前的改革方针。恰恰是这个方针在勃列日涅夫的威胁信中被批评为“修正主义的。”
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还从未有过一次党代会选举克里姆林宫从一开始起就拒绝的领导。这一点这次要在波兰实现了。这一事实就是为什么在波兰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之后，苏联直接或间接干预华沙的危险并未被排除的原因。因为苏联人以往经常想到的是一个有效的手段，以便在它的统治范围内使变节的同志就范。
【美联社维也纳六月十五日电】（记者：斯蒂芬·米勒）对波兰事件持严厉的批评态度的捷克斯洛伐克今天警告波兰人，“恶有恶报”。
捷共报纸《红色权利报》今天说，上周在卢布林发生的亵渎一座苏联战争纪念碑事件表明，莫斯科对波兰的担心是有根据的。
《红色权利报》的评论使苏联集团周末对波兰发出的抱怨达到了高潮。这些抱怨显然是想表明，华约中的波兰盟国对波共管理这个国家的方式仍不满意。
匈牙利在其党报《人民自由报》上警告波兰说，反共势力试图在华沙夺权。
在通常情况下，匈牙利在对波兰局势发表意见时是比较节制的。
保加利亚的报纸也警告说，波兰仍然有人当真在进行努力，以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保加利亚青年报纸《人民青年报》公开为苏联本月早些时候写给波共领导人的一封信进行辩护。
这封信中写有谴责波共领导人把莫斯科的劝告当作耳旁风的内容。
保加利亚的另一家报纸《农业旗帜报》指责说，波兰的反共力量不但得到西方的帮助，而且还得到了波共本身的一些部门的帮助。
东欧集团对波兰的措辞严厉的评论，是在波共领导人卡尼亚保证对波共反共和反苏分子采取坚决行动的仅仅几天之后作出的。
选择这个时候发表上述各种评论这件事表明，华沙条约成员国仍在要求以卡尼亚为首的波兰领导集团采取更多的行动。
对波兰事态发展的最新攻击，好象包含有提醒波兰人不要忘记他们得靠苏联经济援助的意思。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六月十日电】由于美国和中国气候不好造成庄稼收成不好，农业部今天稍稍降低了它对一九八一一一八二年度世界谷物产量的估计。农业部在对本年度产量进行的第二次月份估计中说，粮食产量可能是十六亿三千六百万吨。这次估计尽管比十个月低一点，但仍比一九八○——八一年度高约百分之五。对世界小麦收成的估计是减少到四亿五千九百万吨，下降大约百分之一。
农业部在它的世界农作物产量报告中说：“雨水使澳大利亚收成的前景转好，但是澳大利亚产量的增加被中国和东欧的干旱气候和美国某些地区的潮湿气候造成的损失所抵消。”
【法国《世界报》五月十二日文章】题：在第四共和国的部长生涯奋斗不息于第五共和国（作者：雷蒙·巴里荣、让一玛丽科隆巴尼）
弗朗索瓦·密特朗于一九一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生于雅尔纳克（夏朗德省）。其父名叫约瑟夫·密特朗，他是巴黎至奥尔良铁路公司的职员。约瑟夫·密特朗在他的第五个孩子三岁那年（在弗朗索瓦·密特朗下面还有三个弟妹）提前退休了，他没有进入巴黎—奥斯特利茨铁路领导机构。此后从事实业，直至成为法国醋生产者工会联合会主席。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母亲名叫伊冯娜·洛兰。外祖父是科涅克地区的一位知名人士，是一家大企业的老板。
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童年是在雅尔纳克的老家和离雅尔纳克数十公里的图旺的外祖父家度过的。他在雅尔纳克时自由自在，“读一些左拉和拉梅奈的作品”。散步、博览群书和与外祖父下象棋培养了弗朗索瓦·密特朗深思熟虑和沉默寡言的习性。弗朗索瓦·密特朗酷爱历史和地理。“史、地是我童年最亲密。最老的朋友，玫瑰色的法国地图和绿色的德国地图使我常常爱不释手。”
弗朗索瓦·密特朗十岁进入昂古莱姆圣—保罗中学，在该校念完了中学。在校期间，他的史、地和其它几门功课成绩均是出类拔翠的。后来他去波尔多参加一次讲演比赛，取得了良好成绩。
弗朗索瓦·密特朗十七岁来到巴黎。同时报名进入巴黎大学法学系和政治科学系学习，住在沃日拉尔街一位修士的家里，这是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巴黎的一位“寄宿学童代家长”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二十五年前结识的一户人家。学习和考试（考法学士学位和准备考博士学位）并未妨碍弗朗索瓦·密特朗去品尝首都的其他精神食粮：“我在巴黎结交的朋友对音乐和文学的迷恋胜过政治。通过他们，我结识了埃里克·萨蒂、霍尼格和斯特拉温斯基，后来又结识了杜梅尔格和达拉弟等。新法国杂志出版法和超现实主义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与其说向我们关闭的、还不如说我们不知道的世界的大门。我在秘密杂志上写一些短文。我铭记着在一九三四年的浪潮曾把我卷进拉丁区的时代。那时我去聆听多列士、多里奥、布吕姆和拉罗克的演说。”
这位聪明的青年是一位折中主义者吗？不是：“我本能地憎恶弗朗哥及其同伙和军队。”弗朗索瓦·密特朗从未试图成为极右派分子吗？他不无狡诈地否认这一点：“有一个谣传硬说我属于法兰西行动……假如我年轻时确实是个极右分子，那么，我认为我今天的情况，比我走过一段似乎动荡不定的相反方向的道路更令人尊敬”。
如果弗朗索瓦·密特朗在五十三岁写自传时（他一九六九年写了《我的实情》）对他三十三年前的情况没有搞错的话，他二十岁时是文学会的非正式成员，是“爵士音乐的狂热爱好者”，他对右派联盟的活动不甚关心。据他说，更多的是一九三六年人民阵线选举获胜使他欣喜若狂。
无疑他当时已经有了一些关于家庭范畴的主张，他认为家庭“把等级制度建立在金钱特权的基础上，会导致最大的混乱”。但是，是到了不久以后他才真正认识到这一问题。
正当弗朗索瓦·密特朗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时，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不得不服兵役。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大哥、综合技术大学毕业生罗贝尔和弟弟雅克穿着军官制服出征了，而分在第二十三炮兵团当二等兵的弗朗索瓦·密特朗被派往保护法国—比利时边界上的马其诺防线。
就在一九四○年六月十四日德军进入巴黎的同一天，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凡尔登附近受伤被俘，被送往吕内维尔。尔后又被送入卡塞尔附近的第九（Ａ）战俘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深刻地认识到人是吃人的狼。良好的开端
失去自由，这对他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事。但是，已被迁往魏玛附近第九战俘集中营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必须步行六百多公里才能到达瑞士边境，从而摆脱束缚。他仔细地做了准备，积攒了一些饼干和块糖，于一九四一年三月五日趁着朦胧的曙光，离开战俘劳改队。与他同行的还有勒克莱尔神甫。经过二十二夜晚的奔波，他们终于到达离自由瑞士只有四公里的一个地方，但是遇到了麻烦：他们在夜幕降临之前穿过埃格海姆村庄时被人发觉了，于是被投入斯佩肖伊根监狱，而后又被解押到第九战俘集中营。
他进行了三次逃跑尝试，于一九四二年五月来到圣特罗佩，在他父亲的朋友家里休息了几周，然后前往当时未被占领的法国首都。他在维希的一个半官方的援助战俘的组织里找到了工作。他的活动使他得到了“法兰克战俘勋章”，后来多次受到谴责。而他解释说：“二九四三年秋季决定授给我这一勋章时，我在阿尔及尔从事抵抗运动的工作，因此我根本没有接受……那个时候，我是援助战俘中心副主席。维希向该组织的所有领导人都授予了战俘勋章。对于象我这样一个来自另一方的人来说，这是最好的护身符。”
弗朗索瓦·密特朗确属来自“另一方”，是“问心无愧”的抵抗者。他的绰号叫“莫尔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