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南洋商报》五月二十二日文章】题：温雅端庄的宋庆龄
《纽约时报》助理主编索尔兹伯里，在１９７４年３月曾出席宋庆龄女士在其湖畔居所举行的宴会。过后，他写了一篇关于这次宴会的特写，对庆龄女士，索尔兹伯里这么形容她：““她是我想像中那样端庄，面孔坚强而开朗。她长得比我想像中要矮些，很是美巧。”索尔兹伯里所形容的当时的庆龄女士，已是八十三岁了。姐妹三人性格不同
庆龄女士于１８９３年出生于上海，祖籍广东琼州文昌，父亲叫查理宋，早岁潜逃美国波士顿，并在美以美神学院受教育，后返回中国从商致富。宋家有三男三女，庆龄女士在三姐妹中排行第二，大姐是蔼龄，嫁给孔祥熙，孔被美国记者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三妹美龄的夫婿是蒋介石。大哥宋子文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蒋介石政府中担任行政院长、财政部长、外长和中国银行总裁。庆龄女士后来与孙中山先生结婚。宋家三姐妹的夫婿，都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但宋家三姐妹的性格却全然不同，一位宋家的朋友曾这么说：“蔼龄爱钱财，美龄爱权力，而庆龄爱原则。”学成归来投入革命
庆龄女士虽与美龄、蔼龄同受美国教育，但她的性格与其大姐及其三妹都不相同，蔼龄和美龄一生跟随国民党，庆龄女士却永远站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立场，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能改变中国的黑暗局面，她对人民的尊敬与鼓励是持久且真实的。
庆龄女士年少时就决心献身革命。１９岁时，她还是佐治亚威斯理安大学的学生，就已是国民党员。那时她深信中国民族解放事业必定胜利，她在１９１３年写的一篇文章里就曾说：“当中国行动时，她将震动世界。”
１９１３年，庆龄女士完成学业归国，那正是个轰轰烈烈的时代，革命军在武汉起义，辛亥革命刚刚成功一年，孙中山先生当选为中国第一任大总统，庆龄女士从这时起便在临时政府内当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不久，孙中山先生与庆龄女士因受国内的政治形势所迫，逃到日本避难，患难之交，感情日深，两人终于１９１５年在日本结婚。从此，庆龄女士就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为积极抗日组“保卫中国大同盟”
回国后她住在上海，继续关心时局，１９３２年她与蔡元培，杨杏佛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五万名政治犯进行监狱改革，但该盟秘书杨杏佛不幸被暗杀，这个组织解散了。
日本侵占东北后，庆龄女士于１９３２年主持“保卫中国大同盟”，鼓励抵抗日军，并阻止内战延续的工作。这组织后迁到香港，从事对抗战将士提供医药工作，１９３７年春，同盟的七个会员因反日活动被捕，庆龄女士闻讯赶回苏州，在法院中静坐抗议，才使当时的“七君子”无罪获释。
１９３９年国民党加紧对共军控制的边区实行大封锁，庆龄女士四处奔走，呼吁解除封锁，以便把药物供应品送给边区人民，她痛斥封锁行为，影响抗日受伤战士的救治，是一种不可宽恕的罪行。这一呼吁，扩大了“保卫中国大同盟”的活动。１９４１年“皖南事件”发生后，她更对蒋介石展开正面的攻击，并发起“人权运动”反对蒋介石的抗日统一阵线行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庆龄女士搭最后一架飞机离港到重庆，但一到重庆，就被当时的政府软禁在那儿，并不许她发表任何声明。
可是，当李公朴与闻一多先生在昆明遭特务狙击而死时，她打破长久的沉默，向全世界发出宣言，呼吁停战，要求“让自由批评，代替贪污暴政，恐怖镇压与政治暗杀。”
外国学者对宋庆龄女士的印象颇佳，在文孙。塞安的笔下，“她是一个既美丽娴淑而又英姿飒爽的人物，她像一株幽谷的芳兰，一件光彩动人的磁器，她是个瘦小温雅的女性，音调异常婉转，她的温柔和天生丽质，使人怀疑她并非经历过革命风潮的人物，而是一个还在开始创业的少妇。”
【香港《明报》五月三十日文章】题：有感于宋庆龄女士
连日以来，大陆不断传出宋庆龄女士的消息：五月八日，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校长佩奇专程往中国大陆，授予宋庆龄女士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一周之后，五月十五日起，中共连续发布关于宋氏病情的公告，宣称：宋氏患有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并有恶性发作现象。随后，白血病并发了败血症。五月十六日，在中共接收她为正式党员之后，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授予宋庆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听到这些消息，不免令人一则以悲，一则以喜，颇有感触。
宋庆龄女士早年投身革命，辅佐中山先生反对帝制，振兴中华，堪称有胆有识。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以后，在五十年前，即被尊称为“国母”，备受中国同胞和世界各国人士的崇敬。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她谨遵中山先生遗嘱，中国革命“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她数十年如一日，为中国人民的幸福，为增进各国友谊，为世界和平，竭尽平生精力。她不仅是中山先生的生活伴侣，更是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忠实的信徒与学生，最亲密的朋友与同志。
维多利亚大学校长佩奇在授予她学位时致词，称誉她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公仆和社会领导人之一。”赞扬她“毫不动摇地从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事业，因而赢得了世界各地人民的尊敬。”这个赞誉，对她来说，并非溢美之辞。中共的人大常委会授予她国家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也是开中国历史上之先例，至尊至荣，无以复加。回顾她的一生作为，可以当之无愧。不过，如果倒退五年或十五年，在林彪、江青之流横行的时候，则是不可设想的。由此也可见当前中共路线之一斑。
宋氏三姊妹（蔼龄、庆龄、美龄）中，庆龄女士并非居长，但是，从事业的成就和所受百姓的爱戴，她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了。历史老人是严正的也是公平的。千秋功罪，都得在他面前受到评议。宋庆龄女士所受的殊荣，不过是证明历史老人公平的一例罢了。
台“国史馆”馆长叹着气说：“国父留在台湾的史迹本来就不多，行馆是仅有的一个，拆了就什么都不剩了！”
【香港《大公报》五月十八日文章】题：孙中山行馆旧址在台北遭到拆毁
台湾当局最近频频把有价值的文物古迹拆除，引起台湾公众不满。据台北《中国时报》载称，台北市为了兴建地下铁，把“国父史迹纪念馆”拆除，该报说，看见拆除的情景，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国父史迹纪念馆”就是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第二年的一九一三年取道台湾去日本，在台北市“梅屋敷”住了一夜的行馆，后来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伟大革命行动，就把这个地方建成史迹纪念馆，是孙中山先生在台湾仅存的行迹，但是现在已经拆除了。尽管台湾公众指出：
“这不是一处普通的老屋，而是中华民国的一座圣殿。”
这是孙中山先生“在台湾留下的唯一行馆，一旦摧毁就无法还原。”
台湾“国史馆”馆长黄季陆也叹着气说：“国父留在台湾的史迹本来就不多，行馆是仅有的一个，拆了就什么都不剩了！”
在孙中山纪念行馆拆除之前，板桥的林家五落大厝也被施工单位用一辆“大怪手”给拆除了。林家五落大厝，也就是一般人称的林家花园，是全台湾规模最大的建筑物，建于一八八八年（即清光绪十四年），它用的砖是年代久远的闽南砖，质地细而薄，当时是一块一块从福建运往台湾的，是很有价值的，但现在却被巨轮碾烂了；雕梁画栋、石柱、石板也被碾得支离破碎了。
目睹这情况，不少人感到痛心。
此外，比林家花园的面积小一点的屏东佳冬乡的萧宅、林安泰古厝和台北市的陈氏大宗祠，也都在近两年先后被拆除了。台湾的古迹也就越来保存得越少了。
【香港《大公报》五月二十五日文章】题：台湾电视播大陆风光台湾民众表欢迎
台北“中国电视台”逢星期五晚播映的《六十分钟》，受到台湾民众欢迎。去年中秋前夕，这个节目介绍了上海风光和上海居民的生活情况。台北居民顾屏可在播映的影片中见到亲人，见到故居，欢欣雀跃。
然而，台湾却有人认为《六十分钟》播映介绍大陆风光文物影片，“具有被‘统战’的毒素”，“有为匪宣传之嫌”。事情在台湾社会中引起议论。
台北《自立晚报》五月十三日刊载了一篇题为《一点感想》的文章。作者表示，《六十分钟》“经常给予观众难得一见的镜头，无论知识性的或趣味性的，都有突破的表现”。“在今天电视节目极为贫乏的情形之下中视的《六十分钟》，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好节目”。
《六十分钟》的最大特色，是经常选映外国人士访问中国大陆时拍摄的影片，介绍大陆上的风物，譬如新疆沙漠、蒙古草原、景德瓷器以及珍兽熊猫，等等。文章说：“这样的报道，不仅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也引发了人们对大陆的怀念；相对地也不免招致若干带着有色眼镜者的非议。”
文章作者对非议者的言论不与苟同。文章说：“我觉得我们这里有些人，与其说是敏感，勿宁说是自卑，总认为共匪的统战可怕，认为传播大陆上的风光与文物，有‘为匪宣传’之嫌。……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况且大陆风光与历史文物，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东西，……我们天天在喊反攻复国，为什么不可以让局促海岛上的人民，多了解一些大陆风物，以增加他们对大陆的知识！”
【合众社台北五月二十一日电】一名旅游部官员星期四表示，虽然香港两年多前已经暂时停止签发入境证给台湾的申请者，但是香港仍是台湾游客最喜欢游览的地方。
这位官员表示，一九
七九年当台湾首次签发旅游证件时，成千上万的本地居民都申请前往香港的签证，他们是希望到香港买平货。
他说，香港政府当年四月二十六日停止接受台湾居民入境的申请，而在中止服务之前，已有九万六千六百零六人获发前往香港的旅游证件。这个数字达到一九七九年获准外游的台湾旅客的百分之三十点九。
这位官员说，台湾停止接受外游申请理由之一是遏止部分台湾人利用到香港的机会而到中国大陆旅行。
此举是台北政府所不鼓励的。
台北官方数字，一九八○年共有三十万零九千一百二十九人获准外游，较一九七九年微降百分之一。
【合众国际社台北五月四日电】最近，当台北市郊的一主妇从食品商场回家时，发现她家里所有的贵重东西，包括一架彩色电视机都被偷走了。
她向邻近的警察分局报了案。当这个主妇想进一步了解警察如何对保护她家不再被盗的时候，这个警官坦然的回答说：“夫人，我们这个方圆不到两英里的地区每天报来的盗窃案就有四十多起，那么你希望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警方报告说，一九七八年台湾发生了四万四千六百起盗窃案，但到一九八○年，据警方报告说，盗窃案只有二万六千起了。
案件减少百分之四十多的唯一答案是：警察并没把所有记录在案的盗窃案上报，这在台湾已是公开的秘密。
台北的一个警察分局长告诉他的朋友说：“如果我把所有的盗窃案全部上报，我的上司要么把我革职，要么就把我降职，没有别的选择。”
三月份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在台湾的七个大城市中，每五家就有一家被盗，而且很多家还不止一次被盗。
一位官员说：“即使我们对每个盗窃犯只判处一年徒刑，在一个星期之后，我们这个岛上的所有监狱就会给塞得满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