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币名称外币单位买价卖价美元１００１６７．１４１６７．９８英镑１００３６１．７８３６３．６０加拿大元１００１３９．４９１４０．１９西德马克１００７７．０１７７．３９瑞士法郎１００８４．２３８４．６５法国法郎１００３２．４４３２．６０日元１００，０００７６９．７３７７３．５９新加坡元１００７８．２９７８．６９港元１００３０．６８３０．８４
说中国大学生学习努力、遵守纪律、对人尊重友爱；校方对外籍教师事先没有报出要求使他们无法准备教材
【日本《英语学习》月刊三月号文章】题：北京的外籍英语教师访问记
约尼·薇尔：她在参加澳大利亚—中国友好协会组织的旅游团到北京旅游后，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回国后她立即向中国驻澳大使馆申请到中国做英文教师。八个月后，她的申请获准。
列昂尔德·佩雷梯里：他到中国教书的经过同薇尔相类似。几年前他参加美中友协组织的旅游团到中国旅行，被中国所吸引，乃决定来华。他的夫人及一个孩子也随之到中国。
虽然他们收入少，平均的月工资不过４１５美元，但他们声称，他们的生活水平却是高的。以下是记者同他们的对话：
佩雷梯里：我一向对伟大的社会实验极感兴趣。两百年前开始的美国社会试验已失去了劲头，生活在美国社会感到极大压抑。而在这里，在中国，我却感到一种极大的兴奋情绪。正在出现一种新的令人感到兴奋的人类社会，它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想参与其中。
记者：约尼，你如何？
薇尔：我认为中国不错。有时你外出旅行会发现一些好地方，而在我看来，中国恰好就是这样一个好地方。她同我们澳大利亚有很大的不同。例如，不那么重视物质利益，不歧视妇女，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好事，这些对我都是很陌生的。
记者：你们教书的环境如何？
薇尔：按照澳大利亚的标准来看，客观环境确实是非常简陋可怜的。我很清楚，任何一个维护雇员利益的澳大利亚工会工作者，看到中国教师的工作条件都会大为震惊。但是这种环境看来却丝毫不影响中国学生的学习。教室冷得可以结冰，一无所有，但这都算不了什么。
记者：你们的课程安排如何？
薇尔：哦！关于这方面，学校当局实际上似乎没有任何课程安排。大家知道，即使去问学校，也问不出什么结果。
我教什么东西，我是完全自由的，看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关心我干什么，一点不关心。唉！我只是教学生们说和听，我想我的价值仅在于此。
佩雷梯里：我的学校要求多一些。例如，今天下午的两个小时，多半用来同五个研究生进行本学期的期中评价。大部分班级的学生都轮流向我妻子及我提出改善教学的建议。他们现在很喜欢我们，认为我们是好教师。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的喜爱以及如何继续改
进教学。
气氛是很好的，这是我们学校的传统。他们当然也听取我们给他们提的建议。
薇尔：常常有些人来华前完全没有为他们所要从事的工作做准备。原因很简单：他们来之前，根本没有考虑对他们将会有什么要求。
佩雷梯里：因为中国方面也没有预先向我们提出。我来时随身带来的几箱材料，书籍呀、报刊呀，我料想我将教基础班。可是不是这样。我只是教中级班和高级班，而我却没有合适的材料。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
我们（外国教师）没有一个人事先得到通知，告诉我们要教些什么课，所以我们带来的材料也没有用处。
记者：我听说学生们除了学校提供的材料外，看不到其他任何英文读物。是否如此？这不是会造成学生英文知识狭窄，字汇有限吗？
薇尔：确实如此。在我们学校，有一个图书馆，但是学生借书只能借一夜，实际上他们不能进书库去看看，只能递一张纸条上写要借的书的编号。
如果他们对书的内容毫无所知，那就不会有什么大收获。他们的书刊在逐渐老化、过时。（佩：唉！就是这样）。你要知道，在许多中国图书馆可能有很多极有价值的书，只是藏在角落里，日益积上灰尘。
佩雷梯里：我所在的那个大学也是如此。幸运的是几周前一些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旅游者给我带来四箱书。
这样就在我的办公室内建立了一个小图书馆，学生们借去了一些近期杂志和图书。
薇尔：哦，我也有些。
记者：是否有中国学生可以去的英文书店。
薇尔：城里有外文书店，学生可以在那儿买到某些英文书刊（佩：有限，很有限）。
佩雷梯里：我喜欢电影。看电影是学外语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薇尔：很不幸，对看电影有一些新的规定：预先审查。
先由学校领导、系领导、外国专家看，然后写报告送给教育部，等待答复。对于什么人能看这一类事规定得相当严格。
记者：日本（学外语的）学生有些胆怯，在课堂上不太爱开口。中国学生有什么特点呢？
佩雷梯里：他们同外界隔绝三十年了，主要由于“文化革命”使他们对外界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几乎什么都想了解。
他们学习很努力，学得很好，我很满意。
薇尔：在西方教师们经常碰到的问题——纪律问题，在这里不存在……
佩雷梯里：不存在学习纪律一类问题。
薇尔：你有时可能偶而上课迟到……
佩雷梯里：他们对人尊重、友爱，他们坐在那里等待你。
薇尔：他们等在那里，那样的安静。你听不到课堂内有一点杂音。
【美联社科威特四月十五日电】议会十五日被要求考虑政府发起的法案：借给伊拉克二十亿美元无息贷款，帮助它重建被战争破坏的经济。
与此同时，日报《祖国报》援引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伊拉克要求沙特阿拉伯提供四十亿美元用于同一目的的贷款。该报还说，预料海湾其他产油国也会提供这类贷款。
科威特的法案已提交议会经济和财政事务委员公。
议会人士说，这笔由国家公共储备中开支的贷款将分期付款，本月付五亿美元，今后五个月每月付三忆美元。
他们说，这笔贷款将从一九八四年四月一日起每年分期偿还两亿美元。
一位人士援引法案的序言说：“这笔贷款将用作修复战争中遭到破坏的设施和公用事业设备所需要的财政费用。”
这位人士还说：“考虑到科威特历来奉行与处于困境的兄弟站在一起的方针，议会批准这项法案是件必然的事。”
这里的石油工业界的官方人士估计，自从伊拉克与伊朗去年九月二十二日爆发战争以来，伊拉克在石油出口方面损失了一百五十亿美元以上。它的石油设施和发电工程也受到伊朗轰炸。
有些观察家估计，七个月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达二百五十亿美元。
巴格达的外交官说，伊拉克的现钞外汇储备在战争爆发时估计有三百五十亿美元，现在可能已降到二百亿到二百五十亿美元。伊拉克的钱正迅速用来购买武器和花在经济发展工程方面。
说日本早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就派侦察员到欧洲刺探技术革命情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也派出了这样的使者。日本人就是这样两次赶上了技术经济的发展，两次都花钱不多
【西德《法兰克福汇报》三月三日鲁布雷希特·冯德兰文章】题：我们需要日本问题专家（原编者按：本文作者是杜塞尔多夫钢铁工业联合会的干事长，他对日本的情况非常了解。）
德国工业界看到自己正在受到日本人的压力。许多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上而且也在国外市场上都处于防守的地位。我们在战后习惯于取得成就的公司将如何来回答这种挑战呢？通过调整其生产计划通过加强合理化、加强研究和发展的努力、通过更有力的市场销售？许多企业都面临着来自远东的激烈的竞争，巧妙地利用自己的优点，向新的阵地推进，同时不断撤离变得支持不住的阵地。
为了卓有成效地对付竞争者，必须了解其一切资源、优点和弱点、物质和精神状况、习惯和真假意图。只有在足够的深度和广度上掌握了这些情况的人才能说他是了解市场的，并有作出正确决定的良好机会。
日本人长期来是按这种认识行事的。早在十九世纪的后半世纪他们就派侦察员到欧洲刺探有关技术革命的情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也派出这样的使者。他们就这样两次赶上了技术经济的发展，并且两次都是花钱不多的。
所有重要的日本企业都在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或汉堡有“触角”（这个词被他们用来称呼在国外的联络处），在其他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海外贸易中心也有这样的“触角”。在每一个这样的驻外机构里至少有一位为完成其任务作了充分准备的专家在工作。这个人在国内已经在我们的一所歌德学院学过德语，或者在我们的一所高等学校里学过一门技术自然科学或经济学。往往是整个联络处的人从事于分析每天的报刊以及有关的德国专业杂志。例如在德国专业杂志《钢铁》上发表的文章的标题最迟在发表后两周就可以在东京和大阪见到。日本地方上的专家们不久也能看到最重要的文章的原文译文，可以将其自己的知识作一比较，并加以补充和修正。这种情况也相应地适用于化学、机器制造、电工和其他工业部门。也从英语、法语、估计还有俄语地区搞类似的材料。
那么德国的经济界拿什么来抗衡这样的一个情报系统呢？非常少。目前有约一千名德国商人在日本工作。他们当中只有很少的人有用该国语言交往的知识。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寻找对其国内产品的定货。一般说来没有时间和力量来进行广泛的市场研究。他们是通过剪报（大多数是英文报）来完成这个任务，当然也有例外。日本公司在我们这里的代表有三千多名，是我们在日本的三倍多。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至少有德语的基本知识。他们致力于获得关于发展方向和今后的市场的情报。他们所寻找的东西在几年之后才会变成重武器。
还应当提一下的是：学德语学的日本大学生约三万名，而学日语的德国青年只有二百名。如果考虑到双方没有学完而中断学习的人，那么在日本掌握德语的有一万人；而我们只有一百到二百名同胞拥有能解开日语之谜的知识。
德国的这种差距有许多原因。日语是一种难学的语言。凡是想看懂日文报的人都必须学会二千个字，并掌握大量的重要词组。
另外还要掌握专业方面的专业词汇。此外，德国大学提供的学习名额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
我们的大学提供的学习名额不多，但工业界的需要量也不多。这是已经谈到的不好的一面。许多企业认为，为在日本进行贸易活动而学习日语是多余的。英语在那里也通用。此外，日本在赶上现代的工业社会之后反正越来越西方化了。
然而，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估计。全国有一种保守的思潮。在老的价值观受到损失时又被恢复了。能设想出一种比十分难学的、象密码一样的语言更好的保护层来防止遭受外来影响吗？日本人为什么要放弃一种单方面的好处呢？象一块海绵一样可以吸取世界其他地方的知识而不必失去本身的什么东西，这不是一种好处吗？
谁想要在与日本人的竞争中长期获得成功的话，他就必须培养日本问题的专家。为此需要现代的语言学校，除了教语言之外，还必须教国家的概况。需要设立大规模的文献中心，对最重要的项目应有专门的翻译人员。我们的文化外交官员应帮助德国人能在日本大学注册，并有充分的毕业权利，而不致因入学考试在与当地人的竞争中被吓退和被淘汰。
但是，这一切只有在我们的企业愿意给予那些受过日语知识教育的人以晋升的机会的情况下才有价值。迈出第一步是经济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