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13日参考消息 第2版

    【香港《大公报》四月七日社评】题:看不深也看不远的蒋经国
    在台北举行的国民党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天宣告收锣。
    这一台戏只能说明一件事:蒋经国鼠目寸光,与他自己在闭幕词中要人家“有远见,有定见,对一切问题,看深一层,看远一着”的论调,完全是南辕北辙。
    这个大会在宣言中大声嘶喊,“大陆光复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类似的话,台湾当局三十年前说过,二十年前说过,十年前也说过。现在又搬了出来,不过是把破旧的留声机片重新播放一遍而已。
    台湾当局最近不断梦呓“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坚持反共拒和的立场。这次召开会议,看来也不外如此。
    蒋经国在闭幕词中声称,“中国大陆是在中国国民党手中失去的,也定要在中国国民党手中光复。”这两句话,一句也没有说对。
    如说国民党当局被赶出了中国大陆,那还讲得通。中国大陆三十几年来一直在中国人手里,而且成为举世重视的国家,几时曾经失掉?
    要说光复,连蒋经国自己都明白,那不过是永难实现的一项政治幌子,现在是要用“精神结合”这四个字来对其党员和台湾同胞施加压力,不许议论和谈,不许赞成“三通”——其实,在台湾有这样看法者,才真正是“有远见”人士。
    蒋经国的调门虽然唱得高,但他的闭幕词前后有很多矛盾,似高实低。
    他一边讲,“大陆的动乱,已发展到了我们必须加速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时候”,却又一边承认,国民党员要“面对一切艰难和变局……来突破一切难关。”
    蒋经国在闭幕词中还提到,现在要考虑的是,“大陆光复之后,我们该做些什么?”这一着棋,其实蒋介石早已走过,“大陆光复设计委员会”业已组成多年,“福建省主席”至今仍挂虚衔,这些失业人士大概早在多年之前便已提过询问了:“我们该做些什么?”
    国民党“十二全”在
    闭幕前还发表了一个《敬告自由世界》的宣言,依然改不了几十年来的老毛病。
    所谓“庄敬自强”,不过是寄望于“美国政府……似已渐由迷惘转为清明”,然后提出,“中华民国处于亚太地区锁钥地位,一直坚守反共的第一线”,要求赏脸。这是摇尾乞怜。
    国民党这一次“十二全”乃是一场毫无新意的演出。它说明了蒋经国既不讲民族大义,又不重视国家人民利益,其主要目的,不过是以“光复”呓语来压制内部,拒绝和谈。那些永难兑现的远期支票,只不过是心神恍惚、前途难卜的自欺欺人之谈而已。


    【香港《文汇报》四月八日特稿】题:自吹自擂的国民党十二大
    自今年一月蒋经国宣布决不与北京谈判,也决不同意“三通”,至这次“十二大”的“致词”中,又提出了三不改变,即反共的政策“决不改变”;所谓“国体”“决不改变”;“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目标决不改变”。和孙运璇、蒋彦士等一再吹嘘的台湾如何“繁荣”、“安定”等一起,这一幕混声大合唱,至此,终于到了巅峰。
    台湾当前的现状究竟如何“安定”、“繁荣”?台北当局诸公心里应该是最清楚不过的,单讲社会的“安定”吧!警察的白昼被枪杀、青少年犯罪率的直线上升;贪污盗窃成风、色情场所遍地、奇形古怪的凶杀案件层出不穷……。这一切,就是今天的台湾现实。
    至于政治上,台湾上层集团的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以及依赖外国的殖民地经济,更是长期以来公认的事实。
    其实,“十二大”上的很多“豪言壮语”,不值一驳。仅举一例,可见一斑。就说这次大会上叫嚷的“决不妥协”,就是欺人之谈。奥运会名古屋决议,要求台湾改名、换旗、换歌。台湾聘律师在瑞士打官司,拖了一年多,还不是乖乖的改了名、换了旗、歌吗?
    蒋经国还狂妄地提出,这次大会的各个议题“都是环绕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中心”。
    其实,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早已被蒋介石糟蹋和歪曲得面目全非了。
    国民党在大陆时,发生过北京的沈崇事件,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抗议与示威游行。到台湾后,干出的丧尽民族自尊的事还少吗?最近台报就多次发表报道和读者来信,指责台北当局纵容台女赴日本和东南亚卖春,台《自立晚报》刊登了至今还遗留在台湾的混血儿这一社会问题的文章。
    这些国民党留在台湾人民心里的痛苦“烙印”是永远难以磨灭的!大概这就是蒋经国标榜的所谓“民族主义”吧!
    高雄事件的严厉镇压,也很能说明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的“民权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
    此外,离开了外国输血补液就难以维持的台湾经济,更证明了它的“民生主义”的实质。
    自吹自擂的国民党“十二大”终于收场了,蒋经国也“理所当然”地又一次披上了“主席”的袈裟。他还可以以“红衣大主教”的“身份”继续在台湾大喊大叫他的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滥调,然而听他的人必将越来越少,信他的人更不会增多。


    【台湾《联合报》四月二日报道】刑事警察局昨天说,去年台湾地区共发生两万六千六百五十件窃盗案,比民国六十八年增加两千六百二十七件,增加了百分之十点九。
    去年发生的窃盗案件中,一般窃盗占百分之八十点八六,汽车窃盗占十九点一四。
    统计资料中显示窃盗案发生较多的四个地区是:
    台北市八千四百三十四件,占百分之三十一点六五。
    台北县两千五百五十九件,占百分之九点六。
    高雄市两千五百三十七件,占百分之九点五二。
    台中市两千零四十四件,占百分之七点五二。
    据刑事警察局统计,台湾地区去年发生的窃盗案件,非但是十年来最高的一年,而且比民国六十五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九点四九,令警察人士忧心忡忡。窃盗案件一直高居台湾地区全部刑案第一位,而且最近五年逐年增加。如果按照去年剧增的速度,十年后窃案发生的件数,可能达四五万件。


    【台湾《联合报》四月五日报道】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昨天发现珍藏在该馆的五把明朝、清朝的宝剑及宝刀被窃。
    据调查,遭窃的宝剑及宝刀,一把是明宁王的随身佩剑、两把是清朝的扫刀,一把清朝的七星剑及一把清朝的小宝刀。
    警方说,这些宝剑、宝刀,外表雕刻得精美细致,又是明、清宝物,价值难以估计。
    【台湾《中国时报》四月六日报道】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昨天经由警方协助,终于寻回了四柄遭窃的古剑,并已再度陈列于馆内展览,但目前仍有一柄遭窃的清代短刀不知下落。


    【本刊讯】据港台报纸今年第一季度的报道,肝炎和高血压病患率很高。肝炎病患率很高台湾《中央日报》说,台湾人“约有百分之九十感染过肝炎,其中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为肝炎带菌者”。
    据说,感染B型肝炎病毒的男性患者,可能在中年后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一部分人将成为慢性肝病。高血压病患率高台湾成年人中每七个人就有一人患高血压病。据称,这“与食盐的摄取量过多有关”。
    此外,台北市学龄儿童得气喘病的平均患率为百分之一点三六,即每一千个儿童中有十四个患气喘病。污染严重台湾东海大学环境科学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说,“台湾河川下游水呈褐色,有白泡沫及臭味,溶氧量很低,河中少有鱼类生存”。
    台湾地区落尘量大,“可能对人体构成致病威胁”。台北市噪音在三年前已达到八十六点四三分贝,已经造成市民情绪不安,性情暴躁等。
    另外,台湾犯罪率高。去年一至八月,台湾十四岁至十八岁的青少年犯罪人数达七千五百人,列为“虞犯”者(即需要预防其犯罪的人)达四万九千人。台湾每四个人犯中就有一名青少年犯。台湾《中国时报》说,台湾目前约有十二万通缉犯。


    海军代表团的地位在一九四二年九月由于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将军任命迈尔斯为该局驻中国的负责人而似乎加强了。实际上,多诺万仅仅是希望利用迈尔斯与中国政界的种种关系。迈尔斯不满意多诺万的花招,认为多诺万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是要限制他同戴笠的特殊关系。戴笠竭力反对美国战略情报局扩大在中国的活动,认为那个组织的政治方向可能是反对国民党的。
    戴笠的疑惧是有道理的,因为战区司令部和其他战略情报局的特工,都对迈尔斯为了建立他们所谓的“中国盖世太保”而进行的活动给史迪威的物资供应线造成的压力感到不满。但是,戴笠和蒋介石要确保迈尔斯不受批评他的人的限制,很快就要求给予海军代表团以新的基础。中国人希望“友谊工程”成为一个戴笠指挥下的正式中美联合组织。迈尔斯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应邀起草了一份契约性协议。迈尔斯在同宋子文讨论时获悉,蒋介石要求罗斯福亲自批准这个拟议成立的新组织。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九四三年初考虑了迈尔斯和他的中国东道主主张建立的美国海军和国民党正式联盟。二月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制订计划人员建议批准这个计划,因为这是蒋介石的得意计划,可以得到他本人的赞赏,为美国人分享国民党秘密警察的广泛权力提供了手段。作为这个组织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还要求专门拨出六架运输机来运送海军代表团的补给。
    迈尔斯于一九四三年三月飞往华盛顿为自己游说,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迅速接受。但是,他在华盛顿发现,自己名义上的上级战略情报局以及国务院内的“开明派和老中国通”都反对海军设想的计划。迈尔斯责骂反对他的人是“白种人至上主义者和亲英的帝国主义者”。他尤其是恨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约翰·戴维斯,因为戴维斯到处表示反对迈尔斯的活动。尽管如此,由于海军上将金和海军部的有力支持,还是得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认可。到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罗斯福总统和戴笠的签字都已获得。
    此时,迈尔斯领导的“驻华海军观察组”的实际行动小组就有了中美合作所的名称而正式建立,由戴笠和迈尔斯联合指挥。它的权力独立于美国的战区司令之外,它的物资补给来自美国而不是租借法案。中美合作所最初每月得到一百五十吨物资,到一九四五年初,该所的飞机每月运输好几百吨武器。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中美合作所办了十个游击队训练营、训练出一万多名游击队、支持着八个各由一千人组成的突击纵队、向戴笠的有一千五百人的忠义救国军供应武器并声称对沿海数千名海盗有影响。在重庆,它办了一所“警察训练学校”,由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充当教官。在这个时期,总共有两千五百至三千美国人在中美合作所任职。
    对中美合作所说来,如要充分发展它同戴笠的关系,它就首先必须澄清迈尔斯与战略情报局的关系。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由于收到一些关于海军活动的报告而感到伤脑筋的多诺万将军,通知海军说,他要用一支战略情报局的正规分队取代海军代表团。海军部斩钉截铁地反对要迫使它自己的部队撤出中国的尝试,拒绝多诺万的要求。多诺万毫不退缩,他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初乘飞机去中国,要求戴笠和迈尔斯都从属于战略情报局的领导。两人都拒绝了这项要求,于是多诺万解除了迈尔斯在战略情报局的职务。多诺万后来提请参谋长联席会议谴责迈尔斯并把海军军官划归战略情报局领导的请求被拒绝。相反地,多诺万自己却遭到确认中美合作所独立性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申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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