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3月4日参考消息 第2版

    【英国《金融时报》二月十九日刊登查尔斯·史密斯发自东京的报道】题:中国修改了石油产量估计数字
    现在,据估计,到八十年代中,中国的石油产量将下降到九千万吨以下。去年,中国石油总产量为一亿零六百万吨。而原先曾预计,到一九八五年,石油产量要增加到二亿四千万吨。
    这个消息是中国政府高级领导人,在上星期就中国最近取消许多成套设备合同问题,同日本特别贸易代表大来佐武郎先生举行会谈时透露给他的。中国把石油总产量下降归因于大庆的石油产量正在下降。中国近海地区的新油田要到一九八一年以后才会开始生产石油。中国过去对石油产量作了现在认为是过于乐观的估计。
    这种乐观的估计是中国和日本签订二百亿美元的长期贸易协定的基础。根据这项贸易协定,中国要以迅速增加石油出口来支付日本出口的成套设备。
    现在看来中国今年很可能最多出口七百八十万吨石油,但是明年有可能减少。


    【德新社波恩二月十八日电】中国取消宝山轧钢厂和其他大笔西方订货。德国经济东方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说,东方委员会从来没有参加过在别的地方流行的中国热。对于中国的弱点,委员会从一开始就知道。其中包括缺乏基本设施,运输和能源方面有缺陷。以后缺乏工业管理知识,所以至少不能期望迅速地进行工业建设。
    东方委员会认为,中国人首先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可能性。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个清醒的阶段,认为现在搞现代化要有较长的时间。各个工业化的项目据说将延长时间,并将造成采取推迟和取消订货的行动。
    这位发言人强调说,中国人迄今为止都以非常可靠的伙伴著称。他们现在也暗示说,他们在原则上将支付迄今所花的费用。现在人们必须等待,看目前正在与有关公司进行的谈判有何结果。总的来说,有那么一种印象,即中国人在努力争取不造成失去信任的结果。


    保加利亚抓粮食生产取得明显成效。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保加利亚还需要进口一些粮食,以补充国内食粮和饲料粮的不足。七十年代以来,保加利亚把粮食生产列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口号下很重视提高小麦和玉米的单位面积产量。近年来的粮食生产情况表明,这一方针业已奏效。据一九七九年统计数字,保生产的小麦,平均单产约合每亩四百六十七斤,仅次于英国、丹麦、西德、法国、瑞典、东德、埃及,名列世界第八位。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约合七百八十二斤。主要饲料粮玉米的总产量由一九七五年的二百八十二万二千吨增加到一九七九年的三百二十二万三千吨。
    保加利亚小麦生产之所以能取得大面积高产、稳产,主要是因为政府重视粮食生产,采取了必要的组织措施与技术措施。
    第一项措施是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实行科学耕种。小麦产量比较高的四个州都同小麦研究所建立了密切接触,合作关系逐年扩大和加深。研究所的专家经常走访有合作关系的小麦产区,在选用良种方面对生产单位进行帮助,对种植新品种的农艺、施肥和防治小麦病害的工作给予详细指导。研究所农业科技人员不仅重视指导大面积生产,而且对小面积试种的新品种也很关心。
    第二项措施是不断选用新种。保加利亚农业部门很重视育种工作。保加利亚育种专家们近年来还根据各地的不同气候与土壤条件培育成功了许多种良种小麦,在选用某一品种之前,总要先对当地的气候、土壤与作物接茬情况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在科学数据和科学预测的基础上确定新品种的采用。
    第三项措施是把粮食生产纳入工业化生产的轨道,组织综合生产队,实行严格的内部经济核算,用工业办法管理农业生产。(王金柏)



    解决全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课题,而且非一日之功。我们请日本朋友谈谈,日本实施这些计划取得了哪些成果,有些什么经验。
    据四柳先生说,有些计划执行得并不理想。但是,从一九五五年开始的偏僻地区青年人大量流入城市的现象,这些年来已经停止下来了,出现了人口的U型回流和J型回流的趋向。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东京、大阪等地人口迁入大大超过迁出;而一九七六年则出现了迁出超过迁入的现象,东京、大阪人口开始减少。与此同时,全国十万人左右的小城市人口迅速增加。
    据一九八○年的统计,日本全国的大中小城市已经增加到六百四十六个,其中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十一个,二十万到五十万人口的城市八十个,十万至二十万的二百个,三万至十万的二百个,三万人以下的四十个。在国土厅的一张“人口推移”图表上可以看出,从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五年,日本原来落后地区人口总共增加了二百五十万人。
    人口流动的这种趋向,说明了落后地区正在逐步开发。四柳先生在谈到日本的经验时说:人们流入大城市,不过是为了求得一个好的工作,好的学校,过上好的生活。把这些条件移到农村、城镇,人们不就安心在那里了吗?
    具体的作法是,日本把全国土地按照开发的成熟程度,分成“过密地区”、“整备地区”和“开发地区”三类。在“过密地区”,原则上抑制开发;在“整备地区”和“开发地区”,布置大、中、小三种规模的开发据点,通过充实交通、通讯系统,把它们有机地联系起来。在“整备地区”指定了十五个区域建设“新产业城市”;在“开发地区”指定了一百零五个“低开发地域工业开发地区”。在这些地区,政府除了优先分配公共投资,配备交通、通讯系统外,还采取了财政、金融、税制上的补助措施。国土开发计划由国土厅负责制订,由日本政府的建设省、运输省、农林水产省、文部省、厚生省、自治省等有关部门,和各地方政府以及公共团体共同执行,国土厅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并负责检查监督。
    目前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论居住条件,中小城市比大城市强得多。由于“整备地区”和“开发地区”劳动力比较便宜,并且容易得到工厂用地,国家配备的交通网又降低了运输成本,这一切都使企业家感到在这些地方投资更为有利。因此,中小城镇发展很快。在以后的访问中,印证了这些。
    我们从大阪驱车访问久保田铁工厂的途中,发现在大阪湾东岸,有一片新兴的工业区。这里座落着十二个重工业和电子工业工厂,组成“堺临海工业团地协同组合”。向导人员告诉我们,这片新兴工业区,连同我们的汽车正在上面行驶着的这条公路,都是填海造地建成的。填海投资六亿五千万日元,是大阪府接受国土开发计划拨款进行的。政府还给予一笔偿还期十五年的低利贷款,用于建设“工业组合”共同使用的设施。交通、通讯网络也由国家负责建设。在这里建厂的企业家告诉我们,他们就是被这种种优惠条件吸引到这远离城市的海滨来投资的。
    在德岛县的一个只有二千三百五十户人家的石井町,我们看到这里有医院和诊疗所十六所,有县立大学和职业高中、高校各三所,有两所初中,六所小学,六所幼儿园,还有两座设备齐全的体育馆,一所养老院,一所老人福利中心。最使人惊异的是,这里开设的饮食店竟多达五十一家,商店三百六十四家。在东京可以买到、吃到的,在这偏僻的小城镇同样可以买到、吃到。在五十、六十年代,这里人口每年减少。然而,从一九七五年开始,石井町的人口就开始增长,一九七五年比七○年增加了近一万人,几乎增长了八分之一,预计以后平均每年还将增加六百人。陪同我们访问的日本记者以钦慕的口吻说:在这里居住比东京好得多!
    在福岛县的安达町,町长佐藤正二先生告诉我们:他们这里居民的收入水平同东京差不多,物价却低百分之十,而且居住得比较宽敞。东京的东西多一些,可以看到高级人物,可以参加音乐会,但是坏处很多,拥挤、污染,因此,现在人口开始出现了回流的现象。(下)


    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前景没有暗淡。中国有庞大的资源基础、发展中国家相当先进的农业和众多的勤劳的人民
    【美国《华盛顿邮报二月二十日刊登该报记者霍·罗恩的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对使其经济现代化的速度进行新的重新估计,结果是取消或者推迟了一些外国投资的大工程,看来这可能是现实地更改早些时候那种想入非非的概念。
    但是,从世界银行刚刚完成的对中国的经济调查来看,这种重新估计是有意义的。被取消的许多大型建设工程,象由日本和西德出资兴建的五十亿美元的上海宝山钢铁厂,缺乏由一个专家小组进行一次透澈的“独立的再调查”,而在世界银行,这是一种标准的做法。宝山和其他大型工程正在受到
    一次再检查,显然为时已晚。在今后两三年的重新估计时期,中国人可能集中搞小型工程和消费需要。在商业银行向他们提供的二百五十亿到三百亿美元的贷款中,他们可能不会用得很多。但是,几天以后,中国将第一次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费用,后者将提供一笔贷款,以帮助中国的经济进行基本的调整。
    还没有公布的世界银行的调查,可能在中国的潜力和问题方面透露比外界人士迄今所知道的更多的情况。中国人由于急于想得到帮助,显然让银行接触所有人员和资料,让银行代表团的成员在全国自由旅行,以便让他们作出自己的判断。
    到中国去探索这个国家在哪些方面可以使用发展贷款的世界银行代表团说,双方抱的期望太高了。因此,银行和中国政府都竭力想确定它们所希望的将是现实的贷款计划,无论从银行的整个资源和中国处理外来的投资资金的能力来说,都需要有一个现实的计划。初步的努力将集中在一些小的工程上,分下面四类:高等技术教育、农业、运输和水热发电。
    中国领导人中间的新的现实感使他们承认,实际通货膨胀率比官方所说的百分之六高得多,在城市里,至少比这个数字多一倍。物价上涨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被认为是蓝领和白领工人的工资突然增加了。很合乎潮流的一件事情是,中国人现在也的确担心预算赤字了。
    使世界银行的专家们极其吃惊的是,他们发现中国所谓的“计划经济”的计划性,比他们设想的状况还要糟糕。这个问题有助于说明中国是怎样在雄心勃勃地开办联合企业方面,尤其是同日本开办联合企业方面过多地承担了义务。多年来,中国人一直效仿苏联的特别强调重工业而使个人消费保持在低水平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但是,坦率地说,大约二十个负责经济工作的主要部的各委员会中的计划人员工作能力一直很低。甚至各部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是很差的。每个大部都只顾经营自己的小王国。例如,煤炭部和水电部都有自己的学院和大学,甚至从来不一起开会协调他们的工作。
    无论官方新的决心有多大,无论从国外得到多少帮助,要想一夜之间就使中国的这种体制或者官僚机构本身合理化是办不到的。
    把在分散化初期阶段刚刚尝到作决定和花钱权力的甜头的地方政府和工厂经理人员管束起来是需要时间的。象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这样的密切注视中国情况的观察家们,劝告美国的经理们正确地看待问题。他敦促他们在访问北京时要保持接触和“显示力量”,根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前景并没有暗淡。中国有庞大的资源基础、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当先进的农业和众多的勤劳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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