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班是位于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兵在这个岛上同日本人交过成。如今它成为以日本人为主要对象的旅游地
【美联社塞班二月十五日电】题：今日塞班岛（记者：彼得·奥洛克林特写）
当地一家电台的人这么说：“很多人不知道塞班是一个地方呢还是一件东西。”
塞班是位于西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数以万计的美国兵在这个岛上同他们的对手日本人进行过交战，这里曾是太平洋战争最残忍的战场之一。在一九四四年六月美国袭击该岛时，美国海军陆战队有三千人战死，一万一千人受伤。防守在岛上的三万名日本人，仅有六百人幸存下来。几百名日本兵和平民从三百米高的悬崖下跳而死也不肯做美国的俘虏。那个悬崖就是现在人们皆知的自尽崖。
如今，旅游车开到自尽崖的顶部，日本的来访者站在生了锈的当年日本大炮的旁边拍照留念。
日本人的旅游为塞班人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来源，所以他们欢迎日本人到这里来观光。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前总编辑欧文·坎汉说：“这个地方快要成了日本的加勒比海。”坎汉是美国驻北马里亚纳群岛最后一位助理专员，他帮助当地政府制定了宪法，组织了第一次总督选举。现在他退休居住在这里。
坎汉说：“二次大战之前，这里是日本的殖民地。现在有五万——七万日本人居住在这里。这个岛是一座大的城镇，甚至还有一辆缆车在主要街道上开来开去。这里约有四十家艺妓院，还有一条运输糖的环岛铁路。”
战争摧毁了这个二百三十二公里长的岛上的一切建筑，也毁灭了大片的植被。而今，丛林又长起来了，日本人再度返回。
据马里亚纳旅游局的数字表明，一九八○年塞班有十一万九千三百七十名旅游者，其中有九万一千二百零五名是只需乘三个小时飞机即可抵达的日本人，相比之下，一九七九年十万零三千二百五十二个旅游者中日本人占七万六千八百六十一个。
到这里来的日本旅游者——绝大部分都是度蜜月的情侣——估计为该岛的经济收入增加了五千二百万美元。
在这个岛上，四家大的饭店里都设有日本餐馆。
北马里亚纳自由联邦现任总督卡洛斯·卡马乔说，“我们不拒绝日本人。”塞班对日本人有强大的吸引力，“它不存在污染，有许多良好的海滩，人口密度不大，一年到头有充足的日照。”他还说：“五十岁的老一代人很像日本人一样仍用日语交谈。年轻人倾向于美国，有的也不一定。”
马里亚纳群岛由十六个岛屿组成，其中有八个无人居住。尽管日本人有兴趣到这里来，然而它却面临着无自然资源的问题。
马里亚纳群岛是费迪南德·麦哲伦于一五二一年发现的，直到一八九九年一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后来卖给德国，一九一四年被日本占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一九五一年由美国海军掌管。
提尼安岛是马里亚纳群岛中的一个，它就是美国对广岛和长崎进行核袭击飞机的出发地。
自一九五一年以后，统称为密克罗尼西亚的马里亚纳群岛以及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成了美国太平洋托管地的一部分。
美国和联合国曾推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设想，但是，在四百年殖民统治下，已失去自己文化特征的北马里亚纳人民对这一设想不感兴趣，并放弃了这种设想。一九七六年马里亚纳群岛通过表决成了与波多黎各地位一样的自由联邦。
同时，塞班正在尽力解决它的行政管理的问题而且对其财政也很忧虑。
按照联邦协定，从一九七八年一月开始七年内为调整通货膨胀，美国政府保证每年向它提供一千四百万美元。这个自由联邦还从美国政府获得一千二百万美元发展项目的另一种款项。
北马里亚纳群岛几乎不长庄稼。差不多６０％的人从美国获得救济品、奶粉、蛋、花生酱之类的食品。
塞班按人口平均的收入约四千美元，工人都由政府雇用。
一位叫巴曼的人认为年轻的塞班人存在酗酒的问题。他说：“他们只喜欢坐在一起抽烟喝酒，不愿工作。有些人喝得醉醺醺的并且开枪伤人。”
这里得高血压、心脏病的人是很多的，年轻人自杀的也为数不少。
尽管在美国的统治下已三十年了，而塞班人民的生活仍存在落后的方面。天一下雨电话系统就停止工作，而这里又时常下雨。水必须长时间煮沸才能喝，码头设施简陋。
这里仅有通过海底电缆从洛杉矶转播的电视，节目都是三天以前的，有两座广播电台，一家周报，一家卖美国食品的超级市场。
塞班人从种族上和语言上同菲律宾人很接近。
【法新社纳杰夫二月二十五日电】题：纳杰夫——什叶派教义的神圣的城市
在纳杰夫的入口处，有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一幅巨大画像，画在数公尺高的一座混凝土碑上，阻挡着人们的视野，碑后是伊斯兰教教长清真寺的圆形穹顶和两个尖塔。
纳杰夫和离它西北六十公里的“姐妹城”卡尔巴拉，一直是过去几世纪什叶派发生争议的场所或动乱的起点，不论是反对奥斯曼土耳其人、英国人也好，还是自独立以来反对执政的政权也好，动乱都从这里开始。一直到七十年代末，还发生了多起动乱。
纳杰夫还接待了从一九六三年起流亡在外的霍梅尼达十四年之久。正是在这个城市，这位伊朗宗教领导人从一九一七年起开展了政治行动，导致伊朗国王的下台和“伊斯兰革命的发生”。
现在，这个城市是平静的。它似乎致力于发挥它的宗教作用。
纳杰夫中心由四个同心圆形成，首先是穆罕默德女婿阿里的坟墓，阿里是什叶派公认的第一个继承人。这个坟墓在清真寺内，这个清真寺有着惊人的财富：一个穹顶和两个金尖塔，墙壁上满是蓝色、草绿色或黄色的镶嵌画。带有怪石饰的沉重的草绿色的大门，不让世俗人士看到清真寺内部的情况。第二个同心圆是一个大院子，周围是高墙，它面对着清真寺和先前的古兰经学校的教室。
围墙的外面是一片开阔地。这里聚集着朝圣者和小商人的吵吵嚷嚷的人群。他们出售着假珠宝、雪茄烟或塑料玩具。朝圣者们在这块土地上定居或暂时居住下来。不过，某些人更喜欢在邻近街道树荫下的长廊上吃饭、睡觉和讨论问题。
所有妇女都毫无例外地戴着面纱。某些妇女甚至整个用罩布裹起来。在这个城市是禁止饮酒的。
对什叶派人来说，最大的希望就是死后能埋在纳杰夫。因此，白天能好几次看到一辆朴素的出租汽车，或载着棺材的小公共汽车来到纳杰夫。棺材往往是用三块木板做的，里面铺上一块毯子或布。
在清真寺放了一会后，死者就被放到纳杰夫出口处的什叶派人的坟墓里。在这个人们称为“宁静的山谷”里，长眠着成千上万的人，从卑贱的人到富有的人，墓上盖着一块小的石板，或绘有彩色图画的更加庄严的墓板。
【德新社纽约二月二十五日电】现今美国一些大公司的总经理越来越担心遭到绑架，他们还担心，由于他们担任着公司的最高职务，管着亿万美元的营业额，因而使他们的家庭也面临着额外的危险。
起码这是“菲吉报告”的主要发现，这是对一些主要公司总经理的调查报告。
报告的另一结论是：美国的公司每年要花费几千万美元用于安全防卫措施，以防止犯罪和恐怖分子的袭击。
哈里·Ｅ·菲吉和另外一些民意测验者去年九月发表的第一个题为《犯罪恐怖》的“菲吉报告”，使美国人感到震惊。这个报告说，每五个美国人就有两人担心会成为诸如谋杀之类的暴力犯罪的牺牲者。据菲吉说，这种担心不但改变了很多人的习惯，而且也使人们多疑起来。
菲吉报告说，每十个经理中几乎有四人——确切地说是百分之三十九——担心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庭成员或者他们的同事会遇到绑架。特别是在国外工作的那些经理这种恐惧心理更甚。
这个报告说，四个在外面联系业务的经理中就有一人会仔细检查他所住旅馆的房间，甚至连床下都要查看，因为那些钻进来的人就有可能藏在下边。据调查，每五个经理中有一人不仅其私人电话是保密的，而且连他们自己的住址也是保密的。每三天就要改变一次去工作的所经路线。
美国一些公司为安全所采取的防卫措施包括：武装警卫、强力照明、警报装置、还有精致的电视监视。
该调查的科学指导，约翰·波洛克博士对这些安全措施进行评价的时候说：“警报系统、强光照明、电子装置和安全人员，这些都是二十世纪的‘城堡’。”
他说，“我们的报告反映了在美国不断增长的一种沮丧情绪，这种沮丧情绪在我们企业领导人身上反映更突出。”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实际上是经常住在自己建造的“监狱里”。据《纽约时报》报道，迄今为止，百分之四十五的凶杀恐怖活动是针对公司而来的。
【美联社伦敦三月五日电】在英国古老的下院建筑物里，最近安装了一个电子监视设备，以制止就餐者偷窃那里的餐具。
官员们说，英国议会的二十六个餐厅和自助食堂，每年所丢失的价值十万英镑（二十二万美元）的餐具不是议员们自己，而是被议员们的客人给偷走了。
下院的宴会小组委员会主席查尔斯·欧文对记者们说：“我不打算告诉你们这种新的电子系统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但是，以后无论是谁想试试的话，都将要栽跟头。甚至是装在口袋里的一把茶匙也能查出来。”
例如，一旦一个就餐者离开时拿走一把下院的汤匙时，威斯特敏斯特宫里马上便会响起刺耳的铃声。
欧文是执政的保守党的议员，他说：“他们不知道铃声将在什么地方响起来。”
目前，这里每年要丢失四万件餐具。
【苏《在国外》八一年第八期译载瑞典《每日新闻报》文章】美国每年几乎有二百万个儿童遭到来自父母亲的各种各样的非人惩罚。每天平均有十三个孩子被毒打致死。
“暴力——这是美国家庭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不打孩子的父母通常被认为是不好的父母。家庭中的暴力导致更为残酷的社会暴力。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性质和家庭状况，是阻止暴力发展的唯一办法。”罗德艾兰大学社会学教授理查德·吉利斯这样说道。
不久前，他怀着研究年青一代教育方法的目的访问了瑞典。在瑞典这个国家里，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家庭以外的地方，打孩子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吉利斯说，最近美国许多州的学校都建立了体罚制度。不久前最高法院甚至表示赞成学校有权对学生实行体罚。
吉利斯认为，电视、电影银幕上大力渲染暴力，甚至每两个美国家庭中有一支火枪等等，对暴力在美国的传播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班牙《终极日报》二月十六日文章】题：苏联：青年犯罪率上升
今天，在苏联，尤其是大城市，青少年犯罪活动日益增加。就莫斯科来说，犯罪率不断地上升，甚至连警察局都难于控制那些抢劫、酗酒闹事的流氓集团活动。据苏联报刊和专家们说，因青年犯罪活动增加，莫斯科当局不得不在莫斯科大学建立由警察和社会学者组成的专门调查组，以便研究产生这种严重社会问题的原因。《真理报》说，调查结果使人惊讶。多数被询问的青年说，犯罪分子都有凶器。
波尔托诺夫教授在《大学学报》上撰文说，“法官应该认真考虑如何处理那些因吸毒犯罪的青年”。他说，“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这个社会问题。尽管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现象，但目前在我国的情况十分严重，应立即做出回答和马上着手解决。”
《真理报》还发表文章指责在一些大楼的地下室里几乎天天举办“西方”舞会。并说“青年男女在那里胡作非为，寻欢作乐。”他们“一喝醉酒，就满街乱跑，给下班回家的女工带来严重威胁。”莫斯科一心理研究所，把首都青年犯罪率高的原因归咎于家庭环境的影响，说一是娇生惯养，二是缺乏应有的道德教育。研究所还说，尤其是一些独生子女，变坏的更多，因为在苏联，三口之家占比重相当大。家里条件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也是助长青年犯罪的原因。研究所指出，住房挤、离婚率高和父母经常不在家，是导致青少年犯罪增加不可忽视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