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日报》二月一日刊登该报驻北京首席记者威廉·萨克斯顿的文章】邓小平虽然已是七十六岁的高龄，但是，他自己似乎仍在无畏地实践他的“实事求是”箴言。
西方分析家发现在邓领导下，中国的统计数字是可信的。确实，一九八○年在中国周游了五千英里的一个西方人，没有看到什么迹象表明存在过去的那种贫困和饥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十分习惯于没有物质享受的社会里，一九八○年电视机的产量提高了百分之八十三点八、收音机产量提高百分之一百一十、缝纫机提高百分之三十点六、自行车（私人能拥有的唯一交通工具）提高百分之二十八点七。
如果提出里根在总统竞选辩论期间向美国人提出的问题——“你们今天的境况比四年前好吗？”——中国人会响亮的回答：对，的确如此。对中国城镇和公社的大多数人来说，仅去年一年人民生活水平就有很大提高。世界各国（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中能说取得这一成就的国家并不是很多的。
只是类似品种日多，买者无所适从，市场销售将大有问题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二月四日报道】题：中国酒销路有新突破
马来西亚中国酒最大经销商海鸥有限公司董事经理陈凯希说，中国酒的销路，在猴年比羊年好得多。可说是一枝独秀，销售数量大量增加。本公司中国酒的销售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他说，中国酒销路大量增加，主要是经销商不懈地努力主动，打开市场，不象过去那种散漫的态度。
他说：根据我们向国家统计局所取得的数字，一九七九年入口的数值为三百九十三万元，猴年达到六百万元。
陈凯希说，中国酒销路大量增加的原因如下：
（一）中国酒经销商不遗余力去推销，打开市场，不象过去抱着保守的态度。（二）很多人对中国酒有了新的认识，心理因素加上健康因素，促使华人喜欢饮中国酒。（三）中国酒有保健作用，人们重视健康，因此宁愿选中国酒而不选饮洋酒。
陈凯希说，我国通货膨胀对中国酒的销路没有影响，销售量仍然令人鼓舞。虽然，中国酒在口岸方面有提高价格，不过涨幅不大，而且只有个别畅销的品种起价，如特制灵芝酒及巴戟酒起百分之七点五，蚕蛾公补酒起百分之二十。不大销的中国酒，在口岸源头方面并没有调整价格，无起亦无跌。
尽管如此，陈凯希认为，中国最近涌出很多类似的品种，日后会产生怎样的现象，很难预料。比如说，本地市场早已出现三鞭酒，现在又出现了至宝三鞭酒，特质三鞭酒，参茸三鞭酒，五鞭酒，鞭尾强身酒……不久的将来，将会出现“鞭战”。源头方面是否应生产这么多种类似的中国酒，是值得研究的。后果怎样？是值得注意的。
陈凯希说，这并非没有根据的说法，根据过去的经验，过去有蜂乳精，蜂皇浆的口服液，在经销商打红牌子之后，类似的口服液大量出现已有四十多种，买者无所适从。现在大家索性不卖，陷入没有人愿意经营状态。
还有，最初是出现虫草鸡精，现在出现十多种类似的鸡精，在将来，相信有很多品种打入市场，市场销售方面将大有问题。不过，陈凯希表示，值得自豪的是，特质灵芝酒，已经成为大型宴会——千人宴，寿宴酒的开路先锋，宴会采用特质灵芝酒，已经蔚然成风，引以自豪。
他说：在过去，宴会中采用中国酒，人们总是觉得不够派头，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而是引以为荣了。他说：中国酒地位提高，普遍受欢迎，这是猴年的特征。陈凯希认为，中国酒在马来西亚是有很大的发展潜能。问题只是在于经销商如何去开拓市场，如何去发展市场和推广市场。
过去，经销商经销五十箱至一百箱就感到满足，“可是现在，就以本公司来说，经销以万箱计算，特别是以特质灵芝酒，巴戟酒及蚕蛾公补酒最突出”，销路突飞猛进，我们所经销的中国酒，为入口总量的三分之一，每年进货达两百多万元，（尚未包括税款），这是由于华人社会对中国酒有了认识，有了信心，以及酒质地好之故。
他说，在竞争中，中国酒已经攻进洋酒市场，这是一项很大的成就。
目前，吉隆坡第一流的酒家，已有出售中国酒。
在日本这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无数个体经营的小业主，填补了经济高度发达和人民生活多样化需要的“空隙”
去年十月十五日的傍晚，我们按事先的约会第二次到德岛市森正见先生家去作客，访问他的前店后厂、自产自销的面包厂——“太郎点心制造贩卖公司”。
森先生出生在中国大连，他自称中国是他的“第一故乡”。他热情地向我们表示：他的面包厂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家庭工业”。客人可以向他提出任何问题。
我们对他的“家庭工业”感到兴趣，一连串地提出问题，直到他的家庭收入。我们的目的是试图解剖日本社会的一个细胞——在日本这样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为什么一个“家庭工厂”能够存在？这种“家庭工业”的出现，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普通现象，还是社会“两极分化”的结果？
这在我们脑海里是一些想弄明白而又不好直接提问的问题。但是，森先生和他的夫人森繁子，耐心而详细地回答了我们转弯抹角提出的问题。
森先生介绍说，他的面包厂包括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在内，共有十五名“社员”，另外还经常雇佣一些“时间工”，每天一早一晚忙的时候，一些半工半读的学生或者有空闲时间的家庭主妇，来劳动一两个小时。这种“时间工”一般每小时工资四百日元，多者六百日元。这种就业方式，在日本很普遍。
几年以前，森先生利用自己的储蓄，加上一部分低利贷款，盖了这座四层小楼，买了烤面包的机器设备，用楼房底层的一半作为出售面包的店铺，一半安放电气烤炉；第二层大部分作为制作车间，这就是他的全部产销系统。楼房的第三层是书房和客厅，第四层是家庭卧室。
这家面包厂每天制作二百五十公斤左右面粉的面包，一般都能当日销完。原料从批发店里买来，一个电话就送来了。森先生说，原料不成问题，销售是最重要的。为了做好生意，他们在竞争中不断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增加品种，现在能制作四五十种面包。
我们走进一楼的售货店，只见各式各样的烤得金黄的面包，重重叠叠地摆在货架上。每个面包都用塑料袋包好。顾客走进店铺，端起盘子自己挑选，最后一起付钱。为了适应市民吃早点的需要，两个儿子每天早晨还开着自家的汽车出去摆几个早摊。
森先生说，他的面包厂生意顺利，一年的营业额约九千万到一亿日元，扣除工资、所得税、市民税和其他成本之外，每年的纯收入不少于六百万日元，生活是可以的。
“一个雇十五个工人的小厂，这里有没有同工人的矛盾？有没有工人罢工的‘春斗’和‘秋斗’？”我们直率地提出了问题。
森先生说，在十五人中，有七八个是技术工人。一个技术最高的男工，月工资是十七八万日元。没有专门技术的女工，平均月工资是八万日元。由于工厂属于零散工业，这里没有工会组织，厂里没有“春斗”和“秋斗”。他说：“我注意兄弟厂的情况，主动给调整工资，工资一般比别厂略多一点。有技术的工人如果嫌工资少，他就自动离厂了，没有‘斗争’。”
这位当年从大阪难民营回来的森先生自豪地说，他的面包厂可以说是“从零开始”，“白手起家”的。当初日本战败时，他从中国回来，那时刚十八岁。在大阪难民营遇到了他在哈尔滨上中学时的同学森繁子姑娘。他们成家立业时，是从一无所有开始的。做面包营生三十多年，积累了今天这个家业。现在，他的三个子女已长大成人。二十六岁的大儿子在大阪大学经济系毕业，二十四岁的二儿子在德岛大学教育系毕业，二十一岁的小女儿在四国女子短期大学家政系毕业。三个子女现在都在这个面包厂工作，同工人一样拿工资。面包厂早晨五点钟就有“时间工”来工作，干两个小时回家。店铺七点半开门营业，出卖早点，晚上八点关门。工人下班后，剩下一些零活、苦活，三个子女就收拾着干了。
我们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对企业的前途是否乐观？有什么担忧的事没有？
森先生说，德岛市共有七十多家中型面包厂，还有许多不雇人的小面包厂。在日本，食品业走上了工厂化的道路，面包是人民生活的必需，是不能缺少的。他说：“原先我想，事业发展到这一步也就算了。后来看孩子大了，除了长子继承事业以外，还想再搞几个小分店，其余的孩子分出去经营。我想，只要勤俭经营，不浪费，不胡闹，起早贪黑，工厂就倒不了。这个行业比较稳定，因为人总是要吃饭的，面包是大家的需要，我对前途并不担心。”
访问回来，我们这样议论：在日本这样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无数个体经营的小业主，填补了经济高度发达和人民生活多样化需要的“空隙”。“人总是要吃饭的”——这句话启发了我们。这是否是“太郎点心制造贩卖公司”之所以能够存在并具有经济活力的依据？回头想想，在我们的国家里，是否还有许许多多为人民生活需要的“空隙”，需要我们采取各种方式去填补？
品名价格（港元／斤）靓花菇１６７原粒湘莲１３虾米１６—３８普通鱿鱼２６发菜１９０特级枣６．８绿豆淀粉３青岛苦杏７．８腰果２３普通元贝１６５京枣５百合３０
【合众国际社香港二月十九日电】（记者：詹姆斯·希夫曼）据这里的一些报纸消息说，为了克服通货膨胀和赤字开支，中国的给企业经理人员以较大的自主权的运动已陷于停顿。
报道说，在给了六千六百个企业以“自主权”以后，中国领导当局现已决定不再扩大这种试验的范围——至少暂时不扩大。
冻结自主试验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使国民预算比较接近于平衡而实行的大规模勤俭计划的一部分。至于这种新政策究竟是向计划工作全部中央集权倒退的步骤呢，还是从市场社会主义暂时后退，西方分析家的看法有分歧。
香港的分析家说，这项新指示并未说明对六千六百个试点企业有些什么基本规定，但是它意味着领导当局对实行自主权的某些副作用不满意。
一位专门研究工厂管理的西方学者说：“他们现在发现自主与通货膨胀之间是有联系的。”他说，由于可以保留利润，所以多数企业集中力量生产利润高的商品，忽视利润低的商品，从而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中央人民政府由于出现赤字而不得不采取一种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做法：增加货币供应量，尽管某些地方政府钱库里现在的钱比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任何时候要多。
一位分析家说，这一试验还导致了起反作用的竞争。这位分析家说，地方政府常常建立一些保护本地新企业的壁垒。例如，官员们不让上海生产的纺织品进入他们的地区，同公社生产的服装竞争。
他说：“去年，由于公社一级的纺织厂使得城市的工厂不能充分开工，中央人民政府的收入减少了二亿四千万美元。”
使自主工厂伤脑筋的另外一些问题在中国工业中是具有普遍性的。奖金常常是作为工资的补充发给几乎全体工人，而不是只发给工作效率特别高的生产者。由于就业过多，工人的劲头不足，管理的标准也需要提高。
工业中发生的许多困难的根子在于文化革命，在那次动乱期间被清洗的成千上万的管理人员在恢复原职后发现，他们的职位已被在文化革命期间飞黄腾达起来的干部占据了。
一位学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人员数目比所需要的多出一至两倍的状况，这种状况导致了一种无所作为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