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2月12日参考消息 第3版

    【日本《读卖新闻》十二月十四日消息】题:计算卡路里的电子计算机
    从事饮食疗法的糖尿病患者和肥胖病患者,为计算每餐的卡路里的繁琐手续而苦恼。慈惠医科大学青户分院内科的永野允教授等人研制了迅速算出食品的卡路里的「食品成份小型计算机」。
    这个计算机看上去比台式计算器大一圈,存储容量为6千字节,存储350种食品数据。其中,常吃的100种分成淀粉、果实、蛋白质、乳制品等8组,一转钮,就会以文字显示出来。
    例如一餐的食品为,米饭一碗、一豆腐酱汤一杯、鲑鱼片一片、拌菜一碟,牛奶100CC、桔子一个,这时显示盘上出现的品种的编号与量就输入到计算机里,很快就答复说「卡路里416克,糖质55克,蛋白质25克,脂质9克」。
    各品种的卡路里数是以80卡路里为一个单位计算。同时,也安装了将数值用打字机抄录下来的装置,据说,医生可以把打字纸贴在卡片上。
    每餐的卡路里数能存储起来,所以,一天的卡路里总数根据需要也能显示出来并用打字机抄录下来。
    过去计算卡路里是把食品交换表一张张打开计算,所以非常繁琐。永野教授说:「这个计算机操作简单,糖尿病患者在候诊室等着的时候,就能算出卡路里数」。


    【日本《日刊工业新闻》十二月十四日报道】题:苏联开始制造节能照明灯
    苏联莫斯科的电气器具和电子管厂开始制造节能的新型电灯和三相金属卤化物灯。新照明灯不仅将人工照明的质量提高二倍,而且能节约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电力。另一个特点是电压即便降到三分之二以下,也完全不会出现一闪一闪地时亮时灭的现象。新研制成功的这种照明灯在世界上是第一次,和过去的硅光灯相比能大幅度地节约电力。


    【香港《大公报》二月三日文章】题:耗资二十亿美元的盛会
    刚刚在沙特阿拉伯圣地麦加闭幕的第三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是一个耗资二十亿美元才开成的会议。这样的会议如果不是由世界闻名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主办,恐怕谁也作不起东道国。
    二十亿美元并不是都用在三天会议的程序上。耗资庞大是由于为会议而特别建造了一批宫殿,以及一间金碧辉煌的会议宫。这些建筑也并非建在麦加,那里虽是圣地,却显得过于嘈杂。首脑们下榻的地点乃是距离麦加七十公里的山城塔伊夫,一座盛产水果的小市镇上。怎样把这座古老的小市镇添齐现代化设备,修建机场,开辟公路,就成了新课题。
    参加会议的伊斯兰国首脑虽然只有三十七位,最初的招待计划却是按照四十二位进行的。首先,沙特阿拉伯在塔伊夫兴建了一座大旅馆,由美国人管理,然后在这间旅馆的周围,修筑了四十二处宫殿,准备每座宫殿招待一位国王或总统。最主要的建筑物既不是这间旅馆,也不是那些宫殿,而是一座比纽约联合国大会会场还要大得多的会议宫。单是这座会议宫就用掉了三亿五千万美元,里面的陈设连每一个房门的把手都是真金制成的。最外面的一圈建筑,则又是一系列的旅馆,以便每个国家跟随首脑而来的外长、随员们居住。
    塔伊夫本身有卫星设备,可以通过百余条电话线随意与全世界通话。会议中心又装上闭路电视,可将会场情况当场转播到塔伊夫的任何所在,包括附近的新闻中心。东道主每天为客人准备五千份饭菜。从十个国家聘去了三十五名高级厨师为各国首脑进行烹调,厨师们在会前用了三个月时间专门研究了各国首脑的饮食习惯。
    客人们下榻的地方虽然在塔伊夫,他们的飞机却不能在塔伊夫降落。这些国家的飞机先到了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转乘主人家给他们准备的豪华小客机从吉达飞到塔伊夫。
    会议开幕的那天,一个从来未在伊斯兰国家出现过的大排场演出了。开幕式是在麦加开伯尔大清真寺举行。沙特阿拉伯新购入的“平冶一六○○”型号豪华汽车组成车队,沿着刚刚修成的塔伊夫—麦加高级公路,浩浩荡荡地护送这三十七国首脑前往开会。
    车队到了麦加开伯尔大清真寺,沙特阿拉伯国王哈立德站在前国王伊本—塞拉德纪念门前恭候,鱼贯进入方形广场。广场中间,就是伊斯兰教奉为神明的天房。会议桌所摆成的形状既非圆形,也非方形,而是在天房前面摆成一字长蛇阵。沙特阿拉伯国王坐在中间,两旁则按在职年份的多少来排位。
    一场伊斯兰国首脑会议,而且已经开到第三届,为什么要耗费如此巨大款项,会议究竟要讨论些什么?是谁的设计?
    伊斯兰教在世界范围内振兴,是这次首脑会议的主题。这本来是一个旧课题,却因为有了新背景,而重新突出。塔伊夫会议是伊朗革命以后的第一次伊斯兰国首脑会议。也是以色列在去年宣布耶路撒冷永远是以色列首都以后的第一次伊斯兰国首脑会议。当然,东道国在早几年被安排为油元充足的沙特阿拉伯,也正好造成了这次的际遇。
    对于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来说,麦加虽然是每年朝圣的地点,但耶路撒冷依然是他们每一个人的第一圣地。因此,这一次会议的最大目标就是要向全世界宣布,伊斯兰国家绝对不放弃耶路撒冷。
    塔伊夫会议的设想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王室,由王储法赫德主持一切。法赫德与伊拉克总统侯赛因有很密切关系。他们两人,一个是亲王,一个是革命者,彼此却有很多了解和同情,而最主要的一条线索则是两者都有发动“圣战”以夺还耶路撒冷的想望,以及与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的路线的对抗。法赫德当时向全世界宣布,如有任何国家胆敢把大使馆留在耶路撒冷不走,以表示承认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地位,阿拉伯国家必定全面与其绝交。这个表示的确起了阻吓作用。
    法赫德召集这一次塔伊夫会议,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想对伊斯兰国家说明,并借此把它们组织起来。


    【法新社马德里一月二十日电】此间《国家报》今天报道,已故画家毕加索的女儿玛雅·毕加索反对把他父亲的内战油画《格尔尼卡》送回西班牙,她说,因为西班牙还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主国家。
    毕加索死于一九七三年,他曾在许多场合说,只有在西班牙重新建立了民主的时候,才应把他的油画送回西班牙。
    《格尔尼卡》是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在一九三七年委托他画的。一九三九年在佛朗哥将军夺取了西班牙政权之后,为了妥善保管起见,把这幅画交给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这家报纸说,玛雅·毕加索说,只要她爸爸要求的民主条件还没有实现,她就坚持她的立场。《国家报》说,她主要是批评西班牙没有“一项合乎人情的离婚法”,并继续保持“属于前政权的警察和军队”。
    这家报纸援引西班牙政府人士的话说,不应由哪一个人来决定西班牙的民主程度,但是他们又说,政府将考虑这位画家的继承人的意见。
    但是,玛雅·毕加索又说,如果其他继承人赞成把这幅画送回国,她将会同意,尽管是勉强同意。这家报纸说,作为最后的手段,可能会请海牙国际法院作出裁决。
    【南通社马德里一月二十日电】今年年初,毕加索家庭的某些成员反对把毕加索的名作《格尔尼卡》送回西班牙。此间曾正式宣布要把《格尔尼卡》由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搬到西班牙来。
    西班牙政府现在正在尽力使毕加索的所有继承人同意把《格尔尼卡》搬回马德里,因为若干时期以来,西班牙一直在为举行这位著名画家诞生一百周年作准备。毕加索的出生地马拉加和马德里之间正在就《格尔尼卡》将放在哪里长期展览一事进行斗争。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月十四日刊登该报记者索尔兹伯里从丹佛发回的报道】题:将会出现一个极端气候的新时期吗?一些专家说,漫长的稳定时期在七十年代中结束了
    你认为今天的气候异常,是由于气候发生变化了吗?嗯,你也许对,但是同样,你也许错了。
    任何一个“老资格的人”会对你说,对于气候,相对来说,异常就是平常。这就使得人们极难断定气候是否在变化。对于这个问题,气候学家们是十分感兴趣的。
    七十年代初,研究世界气候型的科学家们开始深信气候是在改变。他们提出,气候型将更加反复无常了,将出现更多的严冬、酷夏和干旱。
    但是,十年之后,人们仍然对这个理论进行着激烈的争论。最近,时而出现严寒的日子、时而又出现炎热的气候,使科学界的争论更加激烈了。
    虽然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但科学家们已经提出了气候方面的一些见解。一个是,从三十年代尘暴日子结束后起到七十年代中这个时期在若干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全国大气研究中心的史蒂文·施奈德说,“就农业而言,这是一个很长的幸运时期。”施奈德目前正在深入研究气候和农业的关系。这个时期,气温和雨量型式变化不大。
    施奈德又说,自从七十年代中期以来,气候变得越来越坏了。
    一九七九年,亚利桑那大学的托马斯·奇科和威廉·塞勒斯分析了自从一八九六年以来美国每年的气温变化。他们发现,一九○○年到一九三○年的气温变化比一九三○年到一九七○年大得多。塞勒斯教授说,“这种变化率在七十年代初达到最低点。从那个时期起,气候就很难说了。”虽然还没有人弄清过去五年气候发生了什么变化,但一些专家觉得,最近一个时期的气候型式已经被打破了。全国气象局的气象学研究员罗伯特·利夫西一方面提醒说,每年,气候都有重大的“异常”,另一方面又说,“看来已经打破了最近四十年的趋势。”
    如果重新出现过去比较极端的气候型,那对美国社会可能产生严重的影响。几年来施奈德一直争辩说,美国的现代农业还没有经受不利的气候型的考验,而这种气候是迟早会到来的。施奈德在他的《未雨绸缪策略》一书中说,我们必须在丰收年储备足够的粮食以备肯定会跟着到来的歉收年使用。在落基山脉东部缺乏积雪场、去年夏天的热浪以及低于正常的秋季降雨量,这些现在正在给密西西比河上的通航造成问题。水位低已使驳船搁浅,这条河的一些地段已经暂时停止了商业性运输。


    【法新社巴黎二月一日电】弗朗索瓦·特律福导演的《最后一班地铁》在昨晚的塞扎尔评奖仪式(相当于美国好莱坞的奥斯卡评奖活动)上被评为法国一九八○年的最佳电影,这部电影还夺得了其他奖中的大部分奖。
    这部电影被提名参加正片电影所有的十二个奖的评比,最后赢得了其中的十个奖。
    阿兰·雷斯内导演的《天命》被评为过去十年的法国最佳电影。
    日本导演黑泽明导演的长达三个小时的史诗《影子武士》被评为一九八○年的最佳外国电影,这部电影曾在去年的戛纳电影节上与别的影片共同获得了最佳电影奖。
    特律福还因这部电影获得了最佳导演奖和最佳编剧奖(最佳编剧奖是与另一位编剧苏珊·希夫曼共同获得的)。这部电影描写的是巴黎的一个剧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人们认为他们已经离开巴黎,而他们实际上是藏在地下室,并在该剧团的犹太人导演的秘密指导下,勇敢地开展剧团工作的故事。
    《最后一班地铁》里的两位明星卡特林·德讷夫和热拉·德帕尔迪约被评为一九八○年的最佳女演员和最佳男演员,这部电影还获得了最佳音乐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响奖、最佳剪辑奖和最佳布景奖。
    纳塔利·巴耶因在让—吕克·戈达尔导演的《拯救生命》里的杰出表演而获得最佳女配角奖,雅克·迪菲洛因在克洛德·索泰导演的《坏姑娘》里的杰出表演而获得最佳男配角奖。
    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授与编剧兼导演马塞尔·帕尼奥尔的遗孀特别奖,以纪念他的杰作《马里于斯》上演五十周年,这部电影可以说是法国电影界的珍宝,它与《法妮》和《塞扎尔》一起被称为帕尼奥尔有名的三部曲。
    法国电影学会还评选了十首外国最佳电影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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