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2月27日参考消息 第2版

    【香港《大公报》十二月二十一日文章】题:农业生产中的阵痛(作者:马涟)
    台湾农业生产率连年下降,粮食自给率减低,是台湾农业衰败的严重现象。孙运璇十二日在台湾农学团体七十年联合会中承认:“目前农业所遭遇到的困难,实在是我国(台湾)经济和社会结构急速转变中的‘生产阵痛’。”
    本月初,孙运璇在全岛经济会议上也强调指出:在农业方面,面临第二次农业改革和提高农民所得的问题是迫切问题。台湾农民所得偏低是个老问题。因为每年从美国进口玉米、大豆、小麦、大麦、高粱等谷物五百余万吨,使台湾米价大幅跌落,目前米价每公斤仅售十三元五角,而生产成本则高达十七元,农民无利可图。
    “行政院农发会”经济企划处处长毛育刚指出,一九五九年台湾农家每人所得为非农家每人所得的百分之八十四,一九六六年降至百分之七十,一九六八年更降到百分之五十八。所谓农家所得是指农民的包括农业和非农业的收入。一九六六年,农民非农业收入仅占农家所得的百分之三十四,但至去年非农业收入所占比率已增为百分之七十三。可见农家农业所得偏低问’题已越来越严重。
    毛育刚说:农家所得相对偏低原因不外是:农场经营规模过小,农业劳动生产力较低,产销制度不尽健全,农产贸易交易条件亦不利于农民。
    当前台湾农业,由于人口不断增加,耕地面积有限,许多耕地变成了建地,以致农地面积逐年缩小。
    农地面积无法扩充,农业生产利润不高,农民生产意愿下降,农业劳动力不足,于是农业成长率逐年低落。“农发会”秘书长葛锦昭指出,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一年的八年间,农业年平均成长率为百分之五;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一年为百分之四点二,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九年下降为百分之二点八,一九八○年更沦为负数。
    台北《自立晚报》详尽分析过去十年的台湾农业生产,平均毛额年增率仅及百分之一点五七。其中一九七五、一九七八及一九八○年曾三度出现负成长,成长率分别为负百分之三点四五,负百分之二点一三及负百分之二点五一。今年第一季农业实质生产毛额较上年同季减少百分之五点三八,许多单位面积产量较高的地区,因春季梅雨影响,种植面积减少,多呈减产。因此,上半年农业生产较去年同期减少百分之二点九六。据报道,今年全年情况也“难以乐观”。


    【中央社华盛顿十二月十八日电】据最近一期美国《对外农业贸易》杂志说,从一九八○年十月至一九八一年九月的本市场年里,中华民国是购买美国农产品的第八个最大的买主。美国农业部出版的这家双月刊报道,在本市场年,美国农业出口共达四百三十七亿八千八百万美元,其中对中华民国的出口为十一亿零五百万美元,占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五二。
    在这一年里,中华民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包括一亿一千零二十二万美元的棉花,三十三亿零四百四十三万美元的粮食,二亿三千五百七十二万美元的玉米,三亿一千九百九十七万美元的大豆和六十万四千九百吨小麦。据这份报告说,在此期间,欧洲经济共同体向美国购买的农产品最多,居第一位,其次是日本和墨西哥。


    【台湾《巨桥》月刊十一月号文章】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脱党违纪——国民党党纪面临挑战
    台湾地区四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从提名的第一梯次名单公布起到十月十二日政府办理候选人登记结束止,国民党员脱党和违纪的人数较诸历届多得多,使国民党的党纪面临极为严重的挑战。
    截至目前,国民党党员脱党及违纪登记者高达三十一人,其中登记竞选县市长者有十三人,省议员部分有五人,台北市议员有六人,高雄市议员有七人。另外,台北县的李文炳及台南县的林耿清均经国民党提名并已办妥登记之后,又于登记截止前撤销登记。合计此次在正式登记程序中,脱党或违纪者达三十三人之多。除此之外,经疏导而未见诸行动者有十二人,他们均曾先后声言要违纪竞选。在彰化则发生国民党提名史上前所未有的三十九名地方知名人士联名陈情省及中央党部,要求更换党提名人选的情事。一时脱党、违纪之声,不绝于耳。此一情势,震惊了国民党中央以至地方各级党务机构,也震惊了整个社会,更伤害了国民党多年来所努力塑造的新形象。
    造成脱党与违纪的原因约有下列七种:
    一、政治参与欲望的提高。二、对提名的公平性信任度不够。三、党纪的权威性未能树立。四、报备竞选制度的后遗症:国民党于六十七年建立之报备竞选制度,容许未经提名的党员参选。五、对未获提名者作职务上安排之不当。六、弹性提名政策的副作用:国民党今年实施弹性提名政策,采取“不定时,不定量”的提名策略。在实力不相上下的地区,由于提名时间拖延过久,许多人都抱着一线希望,虽然名单尚未公布,但已开始运用各种关系,从事争取、打桩与部署工作,投下的精力、时间、金钱,在未被提名后,自然不希望平白浪费,加上支持者抬着不放,愈陷愈深,使未被提名者难以自拔,乃不顾一切力拼到底。七、受无党籍人士的鼓惑煽动。
    不论这些脱党或违纪现象是何种原因造成的,都已深深地伤害了国民党的威信与形象,这种伤害是很不容易弥补的。国民党如果不能及时检讨,设法遏止此种不良风气的发展,则离经叛道违犯党纪的情势必将更为严重。
    明年年初的县市议员及乡镇市长选举,或许将泛滥得难以收拾。


    【香港《文汇报》十一月二十六日报道】据台《联合报》报道,根据台湾地区一九八○年农书普查初步统计,台湾农家平均耕地面积为零点八一公顷,专业农户只剩下九万一千二百零九户,较十年前减少十七万余户。报道说这“显示近十年来农地细分及农村劳力外移的现象日趋严重。”
    普查资料指出,目前台湾农家耕地面积在一公顷以下者,占农业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一点一。其中在零点五公顷以下的农户,共三十七万六千五百零一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二三;零点五公顷至一公顷的农户,共二十五万七千三百零七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八七。
    资料同时显示,目前兼业农家计有八十万零五十四户,占总农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九点七七,较十年前多出十六万一千零四十七户,其中以兼业为其主要收入者,占四十九万三千七百一十九户。


    【美《纽约时报》十二月七日报道】苏联计划削减现在这个五年计划规定的石油出口指标,到一九八五年把原油出口量减少百分之二十。
    新近宣布的五年计划指标透露,莫斯科经济计划人员自己目前也正式制订减少苏联石油出口的方案。而西方早就预言苏联将减少石油出口。
    石油出口量的减少多半会为提高原油价格,增加更能赚钱的石油加工产品的出口以及增加向西欧提供的天然气所抵销。
    苏联对西方的原油和石油加工产品的出口获得的收入目前占苏联赚取的硬通货的百分之五十六。
    自一九七四年以来苏联一直是世界主要的产油国,仅次于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第二大产油国,由于两伊战争,这两国的石油产量大幅度减少。
    苏联打算减少原油出口的计划虽然证实了西方的估计,但并未直接宣布。
    但是从对一九八五年计划规定的原油产量和精炼油产量的比较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的设想。
    由于西西伯利亚偏僻的无人居住的沼泽森林地带开采新油田的工作越来越缓慢,原油产量在十年来急剧增长之后已开始不增长了。与过去几年原油产量增长百分之五和百分之六相比,现在的年增长率已下降到百分之一。修改过的一九八五年五年计划指标规定原油日产量为一千二百六十万桶,而今年早些时候计划规定的指标是日产量为一千二百四十万桶至一千二百九十万桶,因而取了一个中间数。然而,计划规定继续建造炼油厂,如果这一计划实现的话,那么它将吸收越来越多的国内原油。现在这个五年计划规定在一九八五年精炼油产量将比一九八○年增加百分之十,即大约增加一千零五十万桶。如果果真如此的话,那就将只剩下大约两百万桶原油可供出口了。这样原油的出口量将比一九八○年
    减少百分之二十。


    【香港《大公报》十二月十三日文章】题:联合国闹穷濒于破产
    创立三十六载,拥有一百五十七个会员国的联合国,也因为本身“国际大家庭”不断膨胀,开支浩繁,弄得赤字累累,交上了穷运,陷入了重大的财政危机。
    上月六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提出了一篇题为《联合国的财政危机》的报告书,警告说,倘若联合国再不清还她所负的债务,就有破产之虞。此语绝非恫吓,如果翻翻联合国的帐簿,就知道这株老树,确实蛀蚀得差不多了。
    据瓦尔德海姆在报告书中说,在今年二月底,联合国的赤字估计为二亿五千五百万美元。这相当于联合国通常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一。但到了十二月初,估计这个赤字数目又不止此,应为二亿七千四百八十万美元,比去年的赤字增加百分之十五。即增多了三千六百万美元。
    联合国的财政大致分为“通常预算”和“维持和平活动”的特别支出两大类。另外,还有一项特别经费,是准备为了弥补一旦财政发生危机时的一笔特别款项。
    “通常预算”是联合国进行一般活动所需的经费来源。联合国有职员一万一千四百人,他们的薪俸即来自“通常预算”。另外联合国大会,各个理事会的行政费用也是从“通常预算”中拨出的。一九八一年,“通常预算”的支出为六亿七千万美元,除了发行联合国邮票、书籍刊物等收入之外,约需五亿五千万美元的经费,是由各加盟国负担的。
    各国对联合国经费的负担率,是根据各国国民收入而计出该国支付的能力。美国一向担负的经费最大,但自从联合国的中小国会员增加后,美国已不能控制联合国,就声称不愿负担联合国经费了。日本是经济大国,今天它负担联合国经费已从初加盟时的百分之二增至今年的百分之九点五八,合五千三百万美元。苏联是最会赖账的,截至今年二月,苏联积欠联合国的未付经费一亿二千零四十万六千美元。中国因为拒绝支付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费用,也积欠了五千九百三十五万美元未付,但最近北京改变态度了,因为今天的联合国已不再是美国的橡皮章,中国愿意负担联合国和平部队的维持费用。一些国家拒付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费用,是出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理由。例如南非,在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谴责种族歧视的决案后,它就拒付联合国为履行这一决议所需的任何费用;真个是一毛不拔。为此,南非积欠联合国的未付费用达一千四百万美元。
    一九五六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联合国第一次派出紧急部队;一九六七年刚果内乱,联合国又派出紧急和平部队,苏联和法国都拒绝分担费用。从此联合国的财政危机即越陷越深。
    一九六四年派赴塞浦路斯的联合国和平部队的经费是各国自发承担的。但也只有这一次比较公平。之后一九七四年联合国派监视部队到中东,监督以色列和叙利亚两国的军队脱离接触,一九七八年派赴黎巴嫩的联合国“和平军”,就有许多国家不肯出钱。苏联说,“联合国这次维持和平活动是非法的,也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苏联不负联合国出现赤字的责任。”
    由联合国派出的“和平部队”大国从不参加,多半是中小国家派出的军队,结果中小国家又要出钱,又要出人。联合国经费日益困难,于是一般的行政经费也被挪用。
    联合国再穷,它的一万一千多职员的每月薪金和日常杂费总是要发的,两者每月须要五千万美元的现款开支,许多国家既不肯出钱和准时交付分摊款项,联合国经费拮据,在不得已之余也只好发行纪念邮票增加点收入,如明年底以“保护大自然”为名,发行六种新邮票,可以赚二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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