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波恩评论报》十一月十日文章】题：不会把他当作和平鸽来欢迎在访问联邦共和国之前经济方面的问题比军事上的问题更使勃列日涅夫烦恼
“我不认为德国和平运动的成员将把勃列日涅夫当作和平鸽来欢迎。”波恩一高级官员的这句话，与克里姆林宫对勃列日涅夫访问联邦共和国所抱的希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克里姆林宫希望：这次访问将给予照苏联人看来是“中立主义的和反美的”并因而也是对莫斯科有利的和平运动以更多的鼓励。然而，不仅知内情的波恩外交家看到了克里姆林宫的这种方针。基民盟高级政治家基普从他的莫斯科之行中也带回来了对克里姆林宫意图的同样估计。
但是，公众中有关勃列日涅夫访问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和平和裁军问题上，而专家们则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克里姆林宫统治者的波恩之行。据说，勃列日涅夫由于国内的情况而不能“搞单纯的武器方面的力量较量”，他必须为有益于他的国家的经济合作操心。克里姆林宫在西方负债八十亿美元，整个经互会甚至负债五百亿美元。
使勃列日涅夫苦恼的是：他需要用他那并不富裕的外汇去西方购买食品。因此他没有足够的钱去西方购买高级工业技术，而这又是他需要用来推动能生产更多食品的经济的。
克里姆林宫不得不走补偿贸易（以货易货）的道路，而西方对此是不十分感兴趣的。波恩的专家们分析，如果勃列日涅夫想尽管如此也要获得点东西，那末他就必须把经济形势同裁军问题联系起来，这就是说总的要对西方作点让步。
从一九八五年起，克里姆林宫也将有能源供应的困难。首先是因为如此，西方专家们一直认为侵入阿富汗也是向波斯湾的石油进军。莫斯科在国内虽然有矿床，但是却没有开采自然矿藏所必须的技术。
因此专家们估计，勃列日涅夫（即使他不能用现金支付）也要提出一项合作的建议，或者甚至建议搞一个长期支付方式的原则协定。苏联人当然不会因这种经济上的关系，而象某个专家开玩笑所说的那样向西方“下跪”。克里姆林宫在裁军谈判中要求那么多，以致于和平运动中的每一个亲苏的成员都感到背脊发凉。
在裁军的意图方面，看起来情况也并不美好。例如基普估计，和平运动使苏联人脸皮厚了。因为苏联人认为德国的和平运动是“反美的和中立主义的”，所以俄国准备在裁军谈判中作出让步的诚意也就变得小了。
基普还带回一个重要的印象。在他看来苏联人似乎认为美国人已决定不管怎么样也要比迄今为止更多得多地搞军备。苏联人这样提问和这样希望：为什么这不能促使德国人更加愿意松动他们同美国人的紧急关系呢？
【南通社德黑兰十一月十二日电】伊朗报纸今天援引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对伊朗驻莫斯科大使的谈话说，“如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需要增加援助的话”，苏联将提供援助。
伊朗报纸写道，葛罗米柯说，苏联“谴责美国在波斯湾的阴谋”，美国舰队“在那里并非要威胁苏联，而是对伊朗，也许还有其他几个国家施加压力”。
伊朗报纸强调，伊朗驻莫斯科大使莫克里说，苏联外长说，伊朗和苏联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中东和平计划所持的立场是一致的。据莫克里说，葛罗米柯说，苏联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关系向来都是建立在健全的睦邻关系的基础上的。
【路透社华盛顿十一月十二日电】里根总统今天说，他将使两年前由于人质危机而对伊朗宣布的紧急状态继续下去，因为两国关系还未到正常化的时候。
如果里根不采取行动的话，卡特总统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美国人员被扣作人质以后几天宣布的紧急状态今天本来就会到期。
紧急状态是根据美国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宣布的，该法使得总统有权力冻结伊朗在美国的资产。
【美联社波恩十月二十五日电】在反美的口号、有关“白宫的骑马牧者”的笑话和反对美国政策的游行的背后有一种看法，那就是，许多西德人认为美国不再是欧洲的楷模。
对这些人来说，美国不是未来的希望，而是一个具有种族问题、社会不公平现象以及对别人的观点感觉迟钝的独特的国家。
一家有影响的《明镜》周刊在本周一期的用作封面图片题材的报道中描绘道：“里根的美国……富人的国家。”这篇文章，把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地区的富裕生活，同居住在纽约贫民区居民的艰难困苦的生活作了鲜明的对比。
这家杂志在批评美国的社会意识时指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在对婴儿死亡所作的斗争中，却与马耳他一道排列在第十三位”。
其他一些对美国较友好的德国人承认，尽管他们都致力于实现民主和西方的理想，但是西欧在地理、历史和资源方面同美国有根本的不同，因此美国不能作为现实的楷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德出现过一段狂热地坚决亲美的日子。这两种观点反映了自那时以来，这个西欧国家公众的看法发生了深远的转变。
这种对美国看法的转变，已经开始对正在兴起的和平运动和刚出现的“左翼民族主义”产生影响，“左翼民族主义”认为德国是被两个超级大国当作人质拘押的分裂的国家。
这种转变，还导致了西德报界、电台和电视台更为经常地谈论西欧必须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来坚持自己的权利。
自从越南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在西德的形象日趋下降。从那以来，这里的许多人认为，美国已经失去了它作为冷战中维护民族独立的战士的声誉。
观察家们认为，人们的看法在里根总统当选后转变得更快了。里根保证要重新恢复资本主义的活力和重新恢复在军事上的优势，这与西德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一自由民主党联盟的观点是相抵触的。
美国和西德公众看法的分歧，鲜明地集中在防务问题上。尽管调查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希望加强防务，但是和平主义的浪潮正在席卷西德和其他欧洲国家。
虽然施密特和里根坚持认为，西方在军事力量方面正在落后于苏联人，但是许多西德人仍然接受了莫斯科的论点，即欧洲双方的力量已处于均势。
施密特党内一位有影响的党员认为，使西德公众确信必须在军事上同苏联人平起平坐，是可能的。
但是他又说：“绝不可能使欧洲人相信有必要同美国一起努力获得军事优势”，而美国一些保守的政治家却是这样建议的。
【美联社华盛顿十一月十二日电】美国政府官员昨天说，美国及其盟国将坚持发射一枚起警告作用的核武器的选择办法，以制止苏联入侵欧洲，但是目前尚未制定出详细计划。
一位官员说：“它仍然是可供联盟采用的一个一般性的选择。”他强调说，北约的战略目标是使苏联失去警戒。他说：“但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种选择是没有吸引力的，这完全是从这种选择对进一步遏制苏联侵略的有效性的角度来看的。”
里根总统十一月十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对于警告性的爆炸一枚核武器这种选择仍存在混乱看法。
但是一位要求不要透露姓名的官员明确地说，虽然北约还没有制定出警告性的爆炸一枚核武器的战略，这种选择并未取消。
【美联社华盛顿十一月十一日电】在大西洋联盟的秘密计划委员会中，北约的战略家早就一直在考虑这种可能性：可以在海上或向天空发射一枚警告性核弹，以击退苏联对西欧的入侵。
但是四届政府中的国防官员都说，这个主张从未成为北约战略的一部分。
曾在尼克松政府期间任国防部长的莱尔德说，“我认为过去四五年所考虑的主张并不是这个主张。”
在约翰逊政府执政后期管理过五角大楼的克利福德说，他参加过北约核计划小组一九六八年举行的会议就发射警告性核弹方案进行的讨论。他说，“这是”当时所考虑过的“十个或十五个主张之一”。
当时负责战术核战略的副国防部长沃恩克说，当时的想法是把一个战术核装置当作“一种警告”，但是它从未被列入北约的主张中。
卡特政府的五角大楼首脑布朗说，如果放弃对苏联的入侵作出任何核反应，这将使西方失去一支主要的威慑力量。布朗说，他同情里根政府“为了设法使人们正确看待这个问题”所作的努力。
【法新社雅加达十一月十日电】印度尼西亚外长库苏马阿马查今天说，印度尼西亚将同越南保持对话，以寻找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办法。他在国会外交委员会说，“印度尼西亚无意直接卷入这场冲突，但是，印度尼西亚将同越南保持对话。”
他说，东南亚国家联盟希望许多国家参加进来，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样，这就不会只是东盟和越南之间的问题了。他说，“从根本上说，这是个越南和中国之间的问题。”“因此，在东盟寻求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时，印度尼西亚将继续同越南进行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双边接触。”
尽管南斯拉夫土地肥沃，但是仍然发生了这种情况，南斯拉夫人民有史以来一直是依靠这块土地上生产的东西来生活的。农民们在耕种、灌溉、收获，他们是土地的主人，他们希望年年增产，以增加他们的收入。
铁托完全无视苏联霸权主义的原则，他颁布了一项法令，允许每个农民占有不超过二十五费丹的土地。
这项勇敢的法令在南斯拉夫产生了神话般的作用……
南斯拉夫农民恢复了自由和他们的财产，他们又象过去那样成了土地的主人和奴仆，成为土地收获物的第一个受益者。铁托引进了最现代化的耕作制度，从而使得南斯拉夫成为粮食生产方面最享盛名的一个欧洲国家，不仅供给了南斯拉夫人民粮食，而且还向几个西欧国家的人民供应了粮食！
铁托能够证明他的领导作用，他的勇敢，以及不顾遇到同苏联的麻烦和分歧而坚持他的人民的利益。这种勇敢是世界上正直的领导人的特点。
我还记得纳赛尔、我和埃及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一九六五年对苏联进行的正式访问结束时，预定在我们返回开罗之前要在贝尔格莱德停留两天会见铁托总统。在莫斯科机场上，一位苏联高级官员——他是一位中央委员站在那里同我们谈话。我听到他用嘲讽和充满仇恨和厌恶的语气对纳赛尔说：——哦，你们现在是去访问那位共产主义的皇帝铁托啊！
这种说法不是这个人创造的，这是苏联领导人喜欢称呼铁托的形容词。每次他们都能找到中伤他、怀疑他对共产党国家人民取得成就的忠诚的机会。
苏联领导人发现的铁托有保留的地方就是他喜欢不同于其他共产党国家领导人那样生活。铁托喜欢住在以前的王宫贵族们的宫殿里，到了南共时期就把这些宫殿国有化来为人民谋利了。
铁托的错误就在于别人秘密干的事他公开干了！
苏联领导人正在过着美国百万富翁们的生活！
他们用共产主义的皇帝来称呼铁托是极不公道的，他没有为自己挥霍国家资财，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他对人民能力的信任从来没有动摇过。
让我谈一谈临近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的时期。
当时铁托有着真正崇高的立场。
我在阿尔及尔会见了铁托，我坦率地告诉他，对以色列的战争即将开始了，而且日期实际上已经定了！铁托当时的答复同我从已逝的费萨尔国王那里听到的答复一模一样。他预祝我们顺利，没有问我何时行动。我回到了开罗。几周后，全世界都被埃及发动的凌厉进攻的消息惊醒了。
战争刚开始六小时，苏联大使突然要求会见我，他建议埃及支持叙利亚的要求，要求停火，他向我强调说是哈菲兹·阿萨德正式向苏联提出了这一要求。
当然，我拒绝了这一荒谬而又奇怪的要求。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