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联合报》九月二十八日文章】题：和中国现代史相关联的张学良访问记（记者：于衡）
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四十五年前所发动的西安事变，虽已成历史陈迹，但当事人之一的张学良仍然健在，成为当代历史的见证人。
将近半个世纪，张学良一直隐居在山陬水涯，过着宁静而闲适的生活，陪伴在他身边的仍是那位“红粉知己”赵四小姐——赵一荻。去年十月二十日，张学良夫妇曾赴金门参观。半个世纪以来，他总是避见新闻记者。直到不久之前，他却很不心甘情愿的接受了本报记者的访问。这可能是西安事变后，四十五年来他所接见的第一个“职业新闻记者”。
八十一岁的张学良，在荣民总医院四十三病房第十七病室中，告诉《联合报》记者说：“这世界上，有许多事情要发生，我们不可能预先知道，然而上帝却了若指掌。”
他说：“我研究明史的动机，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一直被外国欺凌，我想从明清两代的历史中找出原因。因此计划先研究明史，接着研究清史，再及于民国史。但当我研究明史告一段落，刚想进入研究清史时，自己却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觉得圣经是一部最完美的经典。由于专心研读圣经，研究清史的工作，就放弃了。”
张学良说，在他研读圣经之前，也曾计划写回忆录，而且拟订了大纲。他说：“我写回忆录的原则是：第一写自己经手办的；第二写自己亲眼看见的；第三写自己亲耳听见的。但在研读圣经以后，一切都不想写了。”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时，仅三十六岁，九一八事变那年，刚三十一岁。那时，他是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被人称为“张少帅”。现在他已满头灰发，头顶中间的头发脱落。有人说他“声若洪钟”，其实是由于他两耳重听，讲话时怕对方听不到，所以嗓门拉得特别高。他刚进医院的第一天，我听到他拉大嗓门说：“今天上午我的体温是三十八度九。……”。他除了患视网膜炎和老年性重听病以外，心脏、肾脏、肝脏、血压都很正常。他这次住医院，是由于高烧不退，经诊断是重感冒。在他住院期间，他的夫人赵一荻，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今年六十八岁的“赵四小姐”——赵一荻，是在十七年前的七月四日，才与张学良在台北补行婚礼的。那时她已经五十一岁，和“张少帅”同甘苦已二十八年。依她的年龄推算，西安事变时，她二十三岁。
本报记者这次访问张学良时，前后会晤达八次之多，其中一次最长的时间是五十六分钟，最短的时间是五分钟。谈话的内容，没有涉及西安事变。所谈的问题，包括他到金门访问的感想，他的人生哲学，生活形态，病中的感触……范围颇为广泛。
记者望着他那疏落而灰白的头发，面部的老斑，再加上医院“病人”所穿的宽大睡衣，还有他那一脸纯朴的表情，看去真似乡间的老农，那会想到他就是五十年前叱咤风云的张少帅，是四十五年前西安事变的主角之一。是曾经改变了现代中国历史，并在现代史上——不管是好的或者坏的——留下记录的老人。
张学良在二十年前，写过一篇《西安事变》忏悔录，但未向社会公开。
在记者断断续续的访问中，第一次的访问时间最长，占了五十六分钟。那一晚张先生的情绪很好，他和我谈访问金门、谈种兰、谈圣经、谈生活，也谈他的夫人——赵一荻女士。
张学良第一次和记者聊天时，谈到他的老友冯庸——前东北冯庸大学校长——，他说：“我们两人常抬杠，五十年前如此，前几年仍然如此。但最后我说服了他，终于皈依基督，并且领洗。”
由于冯庸的逝世，谈到刘毅夫在《传记文学》上写的追悼文章，也谈到传记文学和刘绍唐其人。
赵一荻今年虽已六十八岁，看去可能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一些。大约是因为“少帅”重听，她也就练成了大嗓门。
她和我不谈张学良的事只向我传教。她和她的丈夫相同，可以背出圣经的某一章某一节。她说：“人生的旅途极短，我们真正的老家在天国。”
听赵四小姐谈话，觉得她的辞锋锐利，咄咄逼人。我衣袋里有一份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的《联合报》，在第三版的头题，报道了张学良和赵一荻结婚的新闻。本想拿给她看看，但却由于她的严肃表情而作罢。
在张学良住院期间，立法委员王新衡，国策顾问何世礼、总统府资政张群，先后到病房探病。
张学良目前住在北投复兴岗的半山中，他的生活简单，平时他和他的随从人员一道吃大锅饭，偶尔也会由赵四小姐下厨房，做点小锅菜。
【时事社东京十月三日电】题：中台贸易急剧增加
中国建议与台湾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走在政治世界的前面，近两年中、台之间贸易有了急剧的增加。这种贸易完全是经由香港进行的。就其贸易内容来说，几乎都是以电视和摩托车等为主的台湾制品向中国出口。台湾向中国出口，今年上半年比前一年同期增加了两倍多，我国的大宗贸易公司认为，今后“基本上肯定会继续扩大”。
中台贸易开始急剧增加，是以美中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的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为转机的。
从这一年开始，中台贸易开始急剧增加。据日本贸易振兴会香港办事处说，一九七八年仅为二亿二千万港元的中台贸易，到一九八○年增至十三亿九千六百万港元。其中，台湾向中国的出口一九七九年为一亿零六百万港元，一九八○年继续增加到十二亿零五百万港元。仅今年上半年就达到十二亿二千六百万港元，比前一年同期急剧增加了约二、三倍。
台湾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是纤维丝、人造纤维制品，电子零件、电视、小型摩托车、收音机和表。
据大宗贸易公司推测，台湾经由香港向中国出口占全部出口量的近百分之十，已在台湾经济中深深地扎下根来。因此，尽管台湾当局采取禁止措施，向中国的出口丝毫没有减少，反而是在“顺利”地增加。
不过，在大宗贸易公司中有人认为，今年下半年台湾向中国出口的发展可能会相当缓慢。
这是因为：
（一）中国进行经济调整，扩大了轻工业品的生产，限制进口电视和收音机；
（二）对于中国来说，台湾制品暂时处于过剩状态。
但是，中国呼吁第三次国共合作，有可能进一步加速中台贸易。
一、革命香火在台湾
自明末以来，由于陈永华的创立天地会，台湾与中国大陆革命运动的关系，即至为密切，其间之相激相荡，桴鼓相应，可以说始终如一，未曾间断，充分显露出一脉相承，母子同体的特质。孙中山先生于一八八五年立志革命倾覆清廷之后，在甲午年（一八九四）十一月二十四日创立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于檀香山。兴中会的第一个支会在第二年（一八九五）成立于横滨，第二个支会就在台北成立，时间大约在丁酉年（一八九七）冬天，或戊戌年（一八九八）春天，这是根据陈少白的口述，陆续追寻出来的。
兴中会台湾分会是陈少白到台湾成立的。陈少白从日本到台湾以后，首先访查到设在大稻埕（今台北延平区）的良德洋行，并在良德洋行里找到了兴中会的老同志——杨心如（帝镜）。杨是孙中山先生老友杨鹤龄的堂弟，早年在粤加入兴中会，由于乙未（一八九五）广州起义失败，遂来台北谋生，担任经营茶叶出口的良德洋行司账。
陈少白在台北时，经由杨心如的介绍，相继结识了一些当时活跃在商界的杰出青年，如良德洋行的少东厦门人吴文秀、广东人赵满朝、容祺年等。不久，陈少白即与吴文秀、杨心如等组成了兴中会台湾分会，或称台湾兴中会，即以杨心如的住宅为会所。这是中国革命党人首次在台湾建立的据点，也是台湾志士与祖国革命运动结合的开始。一八九八年春，陈少白由日本再到台湾，这次停留将近半年的时间。陈少白前后两次到台湾活动的结果，得到杨心如、吴文秀、赵满朝、容祺年等人赞成革命，成立了兴中会台湾分会，所募到的钱也有二、三千元之多。可见当时在台同志已能踊跃捐输，充分表现出倾心革命的深厚潜力。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八月，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于东京，有全国十七省的留日学生参加了这个革命组织，开启了全国革命青年大团结的新局面。这一形势的出现，不但使革命党人增加了革命可“及身而成”的信心，也为被割让已达十年的台湾同胞带来希望的曙光。
宣统二年（一九一○）春，一位年轻的中国革命同盟会的会员王兆培来到了台北。这位祖籍福建漳州的革命青年到达台北后，一方面在台北医学校注册修习医学，一方面却秘密的在师友同学中找寻革命的伙伴，想在台湾建立中国革命同盟会的组织。终于，他在同班同学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知己——台南籍的翁俊明。在他的影响与同盟会革命宗旨的感召下，翁氏遂毅然于同年五月一日，宣誓加入同盟会，成为中国同盟会的第一位台籍会员。同年九月间，中国同盟会设在漳州的机关部委任翁樵（翁俊明化名）为交通委员，负责发展台湾的会务，也同时宣告了台湾同盟会，亦即中国同盟会台湾分会的成立。
在王兆培、翁俊明的审慎推动下，同盟会在台湾的组织逐渐开展，两年之后，即民国元年时，会员已增至三十余人，其中包括了以后崭露头角的民族及社会运动领导人物蒋渭水等人。会员分布的范围，也已由台北医学校推广到当时台湾高等学府的国语学校及农业试验场。他们并组织了一个外围团体——“复元会”，常在太平町之江山楼，艋之二仙楼、平乐游酒家等处秘密集会，密筹款项，讨论政局，并研究如何光复台湾，一时会员增至七十六人。二、三二九之役中的两位台湾志士
在国民革命的号召下，台湾志士不仅在中国同盟会的旗帜下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在台湾展开一连串的抗日活动，而且曾以实际的行动支援祖国的革命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最壮烈的一次起义便是辛亥年（一九一一）三二九之役，台籍志士在这一役中，不但出过钱，而且流过血，这段光荣的史实是不容湮没的。
为三二九之役秘密筹划、踊跃捐输的，首推林薇阁志士。林薇阁，别号肇权，世居台北大稻埕，原是从福建龙溪迁台的世家子弟，林家聘请了由侯官来台的蔡法平为其管理庞大的产业，也因此建立了林、蔡两人长期间的宾主兼密友关系。由于两人都怀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壮志雄心，所以很自然的便结成了志同道合的同志。他们参与革命的第一步行动便是参加了林森（子超）在沪所组织的革命团体——“福建学生会”，而且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之后，林森遂偕同“福建学生会”的全体会员加盟，林、蔡两位志士自然也就成为同盟会的会员了。
三二九起义之前，同盟会第十四支部部长林文（时塽）应黄兴（克强）之电邀，决定率领十九位同志由日本前往广东参加。然而志士们由日赴粤的这笔旅费，却不易筹措。事闻于林森，林氏遂派遣陈燊赴台，经王孝总之介绍，商请林薇阁和蔡法平两位同志设法。林薇阁于闻悉革命党人将于广东起义的消息后，喜不自胜，立即捐献日币三千元，作为同志们的旅费和购械之用。有了这一笔款项，第十四支部的各位志士始能如期赶到广州，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三二九起义壮举，用自己的鲜血和头颅写下了最光辉的革命史篇。
出钱之外，台籍志士也曾当仁不让的实际参加过革命的战斗。根据已发现的文献资料证实，最少有两位台籍志士曾经参加过黄花岗之役。第一位是台南籍的许赞元，他是台湾著名爱国诗人许南英的次子，名作家许地山（笔名落花生）的胞兄。许南英在甲午割台抗日之役失败后，携眷内渡，时赞元只不过六岁。至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年方二十三岁的许赞元即跃身而起，参与了这次的义举。及党人起事失败，赞元也不幸被捕，碰巧清军副将黄培松与南英先生有旧，认识许赞元就是许南英之子时，就偷偷的把他释放，许赞元因此成为三二九之役少数生还的义士之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