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加以论述。无论中国是继续接近美国，还是再次陷入带有孤立主义色彩的情绪，中国都将对我们的国家生存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除非中国的政治制度瓦解（这种前景不大可能出现），中
国的军事实力必将日益强大，并将缓慢地获得把它的力量投送到远远超过中国边界以外的能力。中国日益扩大的经济将对世界能源、粮食、纺织品和金属供应产生重大影响。一言以蔽之，在本世纪下余的时间里，美国对外政策日程上一个中心问题，将是对于中国以一个积极发挥作用的国家的身份进入世界舞台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继续以积极的心情对这一挑战作出反应，以尽可能建设性的方式来确定我们的关系。
然而，在八十年代，如何处理中美关系中美国一方的行动，将是一个与实现关系正常化时期性质不同的任务。在某种意义上说，容易做的一部分事情已经做完了。比较难处理的那一部分正等待我们去做。如果要挖掘出中美关系的全部潜力，就需要很细致地处理好两国关系。首先，美国必须对自己的利益有明确的认识，每前进一步都必须根据这种精神衡量衡量。
我们的自身利益要求我们不能谋求同中国结盟。美国已进入了世界事务的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要求美国在外交上要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如果再扩大我国现有的联盟系统就会有损于这种灵活性和适应性。中国也没有谋求同我们结盟。此外，我们在朝鲜、台湾和东南亚确实存在着潜在的利益冲突。但是我们两国可以进行广泛的合作，并且在不承担盟国之间自动承担那种义务的情况下享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华盛顿过去一直谋求而且应当继续谋求就世界事务同中国进行有意义的磋商，谋求在明确理解我们两国利益一致的问题上应当如何行事达成明确的谅解，为维护区域性安全进行合作，并且谋求和在双边事务中建立建设性关系。对中国来说，要在国际上起到负责的作用，就必须使自己继续是一个统一和独立的国家，有能力阻止任何可能谋求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的势力。中国只要能有效地治理其庞大的人口，从而使自己不致成为大国竞争的潜在焦点，就是对保持世界均衡作出贡献了。一个软弱和分裂的中国将会成为国际局势动荡的源泉。
我们也希望中国人能参加所有的国际组织和各种多边的军备控制和裁军谈判，有许多超过国界的问题——人口控制、粮食供应、能源供应、防止核扩散、环境保护、军备控制、地下核试验、海洋的利用——没有中国的积极参加是无法得到适当解决的。
有些事态发展是无助于美国利益的。比方说，中苏紧张关系的大大加剧会扩大中苏发生冲突的危险。中国研究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对我们来说至少有互相矛盾的含义。它一方面使苏联的防务计划复杂化，另一方面又给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带来了潜在的威胁。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我们同苏联举行的军备控制谈判会变得更加困难。一方面，我们希望有一个安全的中国，但是，如果中国以不合理地加剧苏美紧张关系来加强它的安全，这是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的。
我们在东亚的地区性利益同中国的关系比较明显。中国对日美联盟——东亚和平的拱顶石——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希望中国人本身能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在东南亚方面，有一个对一些不威胁其邻国——特别是在印度支那半岛——的独立国的兴起作出贡献的中国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中国对及时和适当地解决柬埔寨局势所提供的帮助，对中美两国继续在东南亚合作是重要的。
就双边关系来说，让美国公司在逐渐成长的中国市场获得一个应有的地位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我们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通过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范围广泛的研究工作而增进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这也是符合于我们的利益的。
中国若要在双边关系中成为富有吸引力的伙伴，那么它为实现现代化而进行的努力必须取得成功。
美国政府在执行对华政策方面面临其他很困难的问题。由于华盛顿在发生阿富汗事件后，摸索对苏联实行前后一致的对苏战略，它必须决定如何使我国的对华政策与对苏政策统一起来。１９７１年以来，华盛顿一直宁愿同时改善它同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事实上，我们同北京的关系已变得比同莫斯科的关系更加密切。
我们的政策也不应该受到象三角关系、不偏不倚和均势这样一些模糊的概念所约束。
关于为什么不在北京、莫斯科和华盛顿的三角关系中实行等距离外交，这是有一个比较根本的原因。正如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在他于１９８０年６月发表的对华政策报告中所指出的，“三角的战略关系”的概念是有一点被误用了。正如我们所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中国的核力量，尚未开始接近莫斯科或是我们自己的水平。在承担全球性的责任方面，中国不是同美国、苏联或甚至西欧和日本属于同一范畴。在军事安全领域里，中国目前对我们构成的威胁并不比莫斯科大。我们同北京没有象我们同莫斯科那样充满着普遍的利益冲突。如果我们把中国作为地区性国家和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的现状来对待，那么，对中国和苏联奉行均势政策——含有实行等距离外交的愿望——是毫无意义的。”然而，尽管我们拒绝以均势的概念作为一个单一的起控制作用的指导原则，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是相互关联的。而我们必须考虑我们同其中一个国家的关系会如何影响另一个。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一方的关系必须顺从于或受制于我们对另一方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我们不应该以没有必要地刺激莫斯科的方式同北京打交道，我们也不能以不必要地破坏我们同中国的关系的方式来靠近莫斯科。
统一我国的对华对苏政策必须在逐日的基础上进行，而我们所能最妥善地做到的，是从过去的讨论中提取一些原则来指导我们的政策：
首先，我们必须不断地重申，我们不谋求同中国结盟而只争取在我们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扩大我们的协商和合作。第二，我们不能利用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来对付苏联，这是不策略的。第三，我们不应促使中苏两国互相闹翻。大大缓和或加剧中苏紧张关系都是对我们的利益没有好处的，而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影响中苏关系的能力是有限的。第四，当我们发展同中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去刺激我们所要遏制的行动。我们不能够以可能无意地刺激苏联对中国发动侵略的方式来发展我们同中国的关系。第五，我们在同莫斯科讨论军备控制问题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因素”。第六，我们在就中国问题发表评论时必须实行纪律。在讲话中和在非正式的介绍背景情况的讲话中，我们必须避免不必要地刺激苏联人，从而证实新闻界关于我们“打中国这张牌”的猜疑。
简而言之，我们的整个态势必须使人相信我们的这种主张：我们决心同中国建立长远关系不是为了在策略上威胁任何第三国，而是由于我们明确地认识到，我们同中国建立长远关系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我们的利益在于使力量对比更为稳定。
培养我们同中国的安全关系，发展我们的经济关系和保持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的给予（外交）承认的协议许可的范围内同台湾的非正式关系，是中美关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会遇到的三个问题。
中美关系可能再次因为台湾问题而破裂。由于里根在竞选时说过的某些话，北京将警惕地注视着美国，看一看我们是否遵守我们给予（外交）承认的协议。正如谈判纪录写得很明确的那样，美国同台湾有官方的关系就不能不严重损害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可能还有其他的隐患在等待着我们。北京和台北的关系只要是以和平方式处理就不会有我们的事。因此，我们应该避免屈服于（北京的）压力而在它谋求同台北和解时成为中间人，但是我们也不应该阻挠台北同大陆来往。
向台湾出售武器也必须谨慎从事。为了保持这个的区的军事力量对比需要出售武器。武器的数量和质量必须足以使北京不敢从事军事冒险，但是又不会达到促使台湾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台湾海峡造成紧张局势的程度。当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以及中国在制造新一代喷气式战斗机方面遇到了明显问题，看来目前没有理由决定向台湾出售改进型号的Ｆ—５Ｅ飞机了。总之，同台湾的关系情况良好，新政府可能受到压力要求作些改变，但是任何变更都会使为实现正常关系所作的微妙安排遇到风险。
总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应该继续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居于一个主要地位。在建立正常关系的过程完成后，我们可以开始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待中国了，中国基本上是一个非敌对的国家，是真正独立的，是发展中的地区性共产党国家。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利益，中国对我国的安全不是一种威胁。
当然，我们的关系也会有紧张的时刻，有的时候我们在具体问题上可能处于对立的地位，但是有了正常的关系就是有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同中国建立广泛的实质性关系。存在的利害关系要求我们拨出必要的人力和物力应付这种挑战。（下）
【埃菲社马德里十二月二十九日电】题：１９８１年——新的一年，旧的危机
如果所有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工人都分析对了，那么在１９８１年，西班牙就不会是一个“胖牛”。
政府拟定１９８１年国家预算时，就是从不容置疑的严重现实，即从经济危机将继续阻碍西班牙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考虑的。尽管政府期望所采取的具体措施能消除世界性危机对西班牙的影响，但分析家们认为，西班牙的经济不会有太大改善。
明年，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优先目标是增产节约和加强投资以创造就业机会。但是，除了设想和本国的资源之外，西班牙不得不考虑增加石油进口。
今年年底所做的分析中估计，准备要花的一笔钱（大约一亿五千万美元）中，用于西班牙一九八一年必须进口的石油就达四千八百万美元。
对明年的展望，反对派也是悲观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费利佩·冈萨雷斯说，“展望一九八一年的经济，使人过分悲观。明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一点五以上是不可能的。”这位社会党领袖认为，失业人数将会增加；明年的通货膨胀和经常项目收支结算情况还难于捉摸。
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说，“我认为，这样高的失业率很难降下来……依我看，现政府没有能力对付遇到的各种问题和为此找到更合适的解决办法。”
右翼领导人曼努埃尔·弗拉加用下面的数字概括了他对一九八一年的估计：“失业率为百分之十一、通货膨胀率达百分之十五和赤字为四十亿美元。”
西班牙各工会对１９８１年的经济也持悲观看法。共产党控制的“工人委员会”强调的是１９８１年应调整工资，而社会党领导的劳动者总联合会则主要要求维护就业。
企业家们认为，如果政府公开和大胆地放宽经济制度，西班牙经济有可能改善。否则，到１９８１年，经济难于好转。
至于克服经济危机，有些企业家认为，明年必须改变生产结构，否则，就难于适应共同体的要求，进而也会推迟西班牙加入这个组织的进程。据一些企业主说，西班牙企业的生产率仅相当于共同体国家平均数的一半，实在低得可怜。他们说，在加入共同体之前必须大大提高企业的生产率；不然，加入之后，就会给西班牙经济带来巨大的灾难。
他们认为，１９８１年，甚至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３年，西班牙经济必须成倍增加其能力，以便降低生产费用和提高生产率。
除欧洲之外，西班牙的经济和贸易，按其历史、传统和技术发展程度，也应把注意力放在拉丁美洲。
西班牙负责同欧洲联系的大臣爱德华多·蓬塞特最近说，政府希望共同体尊重和考虑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贸易关系“现状”。
总之，识时务者都不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１９８１年，西班牙不会摆脱经济危机。明年是新的一年，但旧的危机仍存在。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二月十八日电】农业部今天说，美国和中国已商定了明年进行农业研究和科技交流的一个比较广泛的计划。中国的１６名科学家将到美国一些实验室工作，２０名中国学者将到美国的一些大学进行研究。
这些具体内容是美中关于在农业领域进行科技合作的工作小组制定的。这个工作小组最近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明年底将在北京举行第三次会议。
农业部国际合作与发展局局长昆廷·奎斯特说，前几次农业研究方面的交流已开始收益。他说，例如，美国大豆协会参加了关于大豆病研究工作的交流。
他说，“美中农业贸易的发展以及利用互派棉花育种和谷物管理小组来提高这种合作活动的作法，指明了通过共同享有技术会得到长远好处。”
他说，两国已商定在１９８１年期间在改良树木、控制沉积物和改良土壤方面将开始一项合作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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