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2月7日参考消息 第2版

    在四川省大城市重庆郊外,有一个称为“长江农工商联合公司”的农民“股份公司”。听说,对引入资本主义基本内容的“股份方式”,确实受到过各种各样的抵触。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两年总是扎实地赚得了利润。
    它与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在精神和制度方面确实都不相同。但是,就是这种形式,在几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考虑到这种背景,大概可以说,这个公司的出现是农村改革浪潮推动的结果。
    该公司是一九八○年四月成立的,它生产、加工和销售甘桔、茶叶、牛乳和淡水鱼。称它为“联合公司”,是因有二十六个国营农场及周围八百个生产队联合经营。
    为什么股份公司的制度纳入这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农村了呢?简单地说,是为了消除国营农场的赤字。
    据说,国营农场全国有二千个。它与人民公社的不同之处是国家投资,给农场的农民发月薪,利润全部上缴国家。不论农场丰收或歉收,与每个成员的收入没有关系。种植计划由上级制订,收获的产品也由国家的收购部门全部包下。因此,在农场干活如同在官衙里工作一样。有的农场甚至发生因不来收购员而使桔子大批烂掉的现象。这样,农场便陷入亏损的困境。政府经过一番苦恼之后,决定将一部分农场民营化。
    联合公司把入股的资金和赚得的利润当本钱,开办了出售汽水和罐头之类的小卖店,也经营食堂。而且,理想正在扩大,说下一步想“建饭店”。
    当然这只是农村的一种情况。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正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摸索。
    过去亏损的一大批农场,这样一来开始复苏了。但是,仅从“长江联合公司”的情况看,如何圆满地解决与生产队的关系,似乎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生产队对公社负有计划任务,对公司参加的股份越多,与公社的协调大概会越困难。而且,随着公司经营活动的发展,也会与现存的国营商店网发生竞争。这些问题,今后将如何处理呢?


    【委内瑞拉《新闻日报》十一月十九日报道】题:印中两国比较(作者:伊·色马)
    埃雷拉总统访问了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国家的差别大得不能再大了。
    这两国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在亚洲又是紧邻。但是,在工作道德标准极高的共产党中国与民主制度效率大概最低的印度之间的差别,常常使委内瑞拉客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就治理这么大的国家而言,极权政权岂非更合适。
    在印度,闹声简直不绝于耳——汽车的喇叭声、开车人的叫骂声、汽车急煞车的嘎嘎声。在这个国家里,人们爱吵架:出租汽车司机因为索取小费而吵架,共产党的传单措辞刻薄,国会内的反对派对英迪拉·甘地总理可以爱怎么无礼就怎么无礼。
    王公大君在印度已经没有了,可是贫富悬殊现象还是存在。这与中国的划一化的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里的种姓制度还存在,尽管官方想把它消除。贫困现象到处可见。
    最主要的是人口在猛增,政府现在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控制人口增长。
    要是象现在这么下去,到二○○○年印度人口就会超过中国。
    现在印度人口已占世界七分之一。
    在这样一些对比之下,总统随行人员不免对中国的印象更深,对印度则感到有些失望。
    营养不良的标志比比皆是、污秽的环境、混乱的交通,这些都使他们愕然,有人还作了一些对印度不利的对比。
    即使在对外政策方面,今天中国也比印度更合委内瑞拉人的心意。
    埃雷拉在印度访问时一句未提外国军队应从阿富汗和柬埔寨撤走的问题,因为印度对共产党对这两个国家的入侵采取随和态度。
    总统是在这里作客,为了说话得体,充其量只能同印度人一样对超级大国想把竞争范围扩大到委印两国关心的地区这一点表示遗憾。
    但是,即使在提这一点时,印度人也是主要指美国卖飞机给巴基斯坦和美国在印度洋建立基地而言,委内瑞拉总统则主要指俄国和古巴干涉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而言。
    尽管代表团有些成员在印度和中国之间作了些不利于印度的比较,但是,除了乞丐、神气活现的婆罗门、社会和经济不公平现象、改革缓慢以及西方人眼中印度对外政策的混乱以外,委内瑞拉和印度毕竟在利害关系上还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


    【台湾《经济日报》十一月十八日译载文章】题:美国零售方法的大改变
    目前美国最新且最广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是一种由制作人绞尽脑汁与费尽心机所制成的商业广告。观众可以经电话,订购荧光幕上所展示的任何产品。
    “购物频道”是目前美国最新且最有发展的实验性有线电视节目,这类节目统称之为“电视购物”,此类利用有线电视、电报交换机或录影碟等崭新电讯沟通工具将产品直接销售给顾客的方法,最后可能会全面改变美国人的购物习惯。
    美国新闻周刊公司电视部的一位主管说:“这是一种未来的发展趋势,它将是个数十亿美元的市场。”
    电视购物很能引起美国企业家的注意力,美国厂商最近受到急遽上涨的行销成本与不断下降销售额的双重打击,使他们对此种直接行销的方法寄予无穷的希望。事实上,产品型录、优待券、直接邮购、广告和电视方面的销售成本,每年已增加百分之十到十五。
    今日潜在的电视购货观众之数目已急遽增加,目前已有百分之二十五的美国家庭装设有线电视,而且打算装设的人愈来愈多,最近由于双向或交互电缆科技上的进步,使得“在家中购物”的服务变得更为可行。
    “家庭购物剧场”的节目制作人说:“我们的生意好得很,我们不愁没有厂商作广告,目前的广告数目已超过我们所要的。”
    美国著名的宝硷公司也尝试以“家庭购物剧场”来推销其产品。显然该公司对此一广告的效果甚为满意,最近该公司曾在该剧场介绍一种“皮士博”饼干的制法后,竟然收到一万多位观众来函索取购买此种饼干的优待券。
    由此可见有为数众多的观众在收看此一节目。
    目前大多数美国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一个由时代镜公司和电脑卡公司携手合作财务健全且制作精良的“购物频道”节目。此一有线电视节目的观众,每年只要付出十八美元的费用,就能以对方付款的电话购买电视上展示的任何产品,他们可以购买三万种以上的商品。电脑卡公司经由“购物频道”节目卖出的产品比该公司基本会员顾客所购买的还要多得多,而且其间的差距愈来愈大。
    电视业界人士预测,此种双向电视的普遍化,将加速电视购货的成长。
    预料“电视购货”发展的最后情形,将是任何人在电视上看到他所想买的产品时,只要拨个电话,就一切都行了。


    本刊编者按:日本《读卖新闻》八月五日至九月二十一日连载该报访华记者组写的访华系列报道,本刊从即日起选载。《包工制使农民产生活力》
    中国现在正刮起“经济调整”的风暴。目标为实现现代化的政策大转变,仍然处于摸索阶段,整个面目暂时还不清楚。但是,不拘泥于过去的路线,以及以现实的态度着手进行建设,这种巨大的潮流到处可见,它使人们的生活和意识发生激剧的变化。
    《读卖新闻》社向正在进行这种“经济革命”的中国派出了记者采访组,探寻了它的实际状况和发展方向。
    经万里副总理的极力劝导,我们于六月份访问了四川省。在经济调整方面,万里是邓的助手。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我们的时候说:“正在四川省试验如何改革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
    在省会成都东北大约五十公里的广汉县,是改造公社的实验地,首次向外国记者开放。
    我们去的那天,天阴沉沉的,不时地下起雨来。
    从车窗向外看,农民正在忙于插秧。
    人民公社制度,使农民消除了贫富之差,在提高和稳定生活上有很大的功绩,这是事实。然而,据说相反一面,因行政和生产一体化而造成的弊端也很多,例如在国家修建水利工程或建造学校时,靠公社的行政命令,无偿地驱使大批农民,占用耕地……等等。
    最要紧的是,过去那种集体生产的方式很少有余地使有能力的人得到经济上的报酬,因此,不论怎么说也失掉了干劲。其证据之一,公社制度成立后不久,生产上升就停止了,中国完全成了粮食进口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的国家,每年必须从外国进口一千多万吨粮食,无论怎样想也是不可思议的。
    对人民公社产生怀疑,决心进行改革,大概就是这样的背景。
    听完广汉县县长的介绍,得到的强烈印象是,人民公社的解体进行得相当彻底。
    首先,这个县的各公社从去年四月开始把农业、工业和商业三个部门分离,各自独立,并成立了统括三个部门的“农工商联合公司”。让那些懂经济的人当负责人,负责领导制定计划、生产和销售产品。“公社”实际上等于降到负责基层行政事务的“乡公所”。
    农民方面,从过去的集体经营改为个人或小组经营的生产责任制。
    “一实施这种改革,产量大大提高。去年每人平均收入是一百九十四元,相当于一九七六年的三倍。”
    这话并不是夸张,从到处都是农民盖的新房,并且好多地方正在建房子的情况来看,这也是事实。


    【埃菲社墨西哥城十一月十九日电】据此间今天的官方消息说,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的来墨西哥的最重要的日本代表团,同墨西哥达成了二百四十项贸易协定,价值为三亿美元。
    该代表团团长田部文一郎说,还就开采铜矿、渔业、港口建设和墨西哥化学工业等方面同何塞·洛佩斯·波蒂略总统的政府进行了会谈。
    「三菱」公司总经理田部文一郎指出,对于在各个方面建立的联合企业来说,存在着广泛的前景。
    另外,日本通商产业省的代表宫本说,日本进口石油公司和墨西哥国立石油公司之间的会谈正在顺利进行,他希望,会谈最后圆满结束,以便在短期内使日本增加石油购买量。


    【美国《洛杉矶时报》十一月二十六日述评】(该报记者迈·帕克斯)中国政府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对经济政策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改革,允许工人有权自我工作,从而结束了历时三十年的国家保证就业的作法。
    制订政策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作出的联合决定说,必须进一步发展城镇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以便为城市青年创造就业机会,改变以前向国营过渡的倾向。
    在这项影响深远的决定的背后是,中国在过去三年半的时间里为二千多万城镇失业者寻找工作而进行的努力大部分是成功的。
    就经济而言,这个决定只是证实了在北京、上海、广州和其他一些大城市已按政策采取措施。在这些大城市里,过去三年的新就业机会中至少有一半来自私营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
    然而,在政治方面,这个行动对于全国其他地方和整个经济都具有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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