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时报》９月４日社论】题：变化的中国
在目前正在北京开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领导人对现代化中国的设想是异常明确的。然而，这种设想的概念的基础是现实主义和重实效的作法。
华主席仍将保持他的党的最高官员的职位，但是将辞去总理职务，他的４名副手也将辞去副总理的职务，其中包括现代化的设计者邓小平。这些变化标志着计划者们现在重视使党政分开。
这些变化也反映了邓先生坚持要使较年轻的人得到权力的意向，这是一种趋势，他希望这种趋势将能够从最高层普及到省和地方政府中。他还认为，如果要取得进步，一定程度的权力下放是十分重要的。
他的这种激进的理论将在广东和福建这两个沿海省试验，在这两个地方，省当局将有权完全控制自己的财政，通过税收只向国家交一定的钱。这种作法如果在这些地方行得通，那就将会在其他地方也试行。
到目前为止，代表大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经济上，鉴于邓先生提出的很紧的时间表，这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可真不少。
显然，领导对能否为巨大的经济转变找到资金而伤脑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领导制订了“调整”政策，目的在于使开支和投资政策适应中国经济的实际能力。
这种作法的一种引人注目的结果——它可能使一些外国观察家，特别是俄国人感到意外——是，已宣布要削减国防预算，从去年的大约１５０亿美元削减到今年的大约１３０亿美元。
下述一点现在更明确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束缚不再时兴了。将对各级的经济管理进行检查。负责国家计委的新部长一直主张奉行一种全面的政策，这种政策将考虑各种市场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默认资本主义的做生意之道。
除了权力下放和基本的经济调整外，还有迹象表明，北京还在考虑对人民代表大会结构本身进行一些改革，从而使人民代表大会少一些橡皮图章议会的色彩，而多一些真正监督机构的性质，使它具有西方式制衡的内在能力。
【西德《总汇报》９月４日社论】题：北京的转变
列宁曾梦想过共产主义的优越性，梦想赶上和甚至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但在此期间，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已清醒过来了，列宁的梦早已做完了——不仅在东欧，尤其是在中国。计划到处都完不成。然而，当在苏联非常需要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改革一事因克里姆林宫的老先生们死抱政治教条不放而遭到失败的同时，正在老化的北京党和国家的领导却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这是目前中国人代会最重要的成果。
中国人正在从过去的工作中汲取一些重要的教训。
在北京，教条主义者不再有发言权了，务实派占了上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些改革——它们是伴随着使毛不断地“失去魔力”而来的——也包括人事方面的变化。迄今为止，领导层患有最高机构权力过分集中的毛病。为了消除这一弊病，现在把权限广泛地分散在更大范围的合适的人的手中。正如党的首脑华辞去他的总理职务和邓辞去他的政府职务所表明的那样，人事变化是以谨慎的方法进行的，谁也不会因此而丢失面子。
这些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党、国家和管理班子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轻化。从而为中国的进一步‘‘现代化”创造了人事方面的前提。绝没有被架空的华将从党主席的了望台上观察和监督进一步的发展。他将被看作是既适度又目标明确地贯彻改革措施的保证人。毛的这位接班人想避免一场新的会带来各种弊病的‘‘文化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局怎样，今天还没有人能肯定地作出回答——大概连华也不能肯定地回答。不过有一点现在就已经可以确定了，即可以预计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将会出现令人极为感兴趣的发展。虽然不能期望会出现一个广泛的民主化过程——完全按照西方样板的民主化过程。党的地位也不会受到影响。但在其他方面，国家控制经济的状况将会减少。
从中获得好处的显然首先是经济。在一定的限度内，除国营企业外，个体经济现在也被认为是不可放弃的，尽管由于引用一些市场经济的原理而造成了一系列迄今未曾碰到过的问题。但华知道：只有用新的方法才能克服中国经济普遍停滞不前的状况。
【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９月５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迈克尔·帕克斯的报道】题：过渡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开始显示威力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目前一系列的改革中正发展成一个远比历来都民主的讲坛。
看来，代表们的意见越来越多：食品价格太高、工资太低、工作条件不卫生也不安全；污染越来越严重；城市的犯罪仍是一个问题；经济改革的步伐太慢；许多地方官员继续象独裁者那样独断专行。政府发现，它不仅在上述这些和另外一些问题上受到代表们的批评，而且受到直接的指责。
一项为控制人口增长所迫切需要的法律，由于对该法草案的一些强制性的条款的反对意见而暂时搁置了起来。政府承认，象对老年人实行普遍的社会保险之类的支持性措施，它尚未准备就绪。
在这一周的详细讨论中，一些代表确曾指责政府企图草率通过某些法律，其中包括今年的预算和对中国的整个经济结构进行改革的建议，因为它向代表们提供文件太晚，无法进行透彻的分析和提出意见。
得到的掌声最热烈和最自然的是下述这些建议：增加工矿企业里的工人代表大会的权力；经营管理人员要对公司的亏损负责；保护“检举人”，因为现在检举浪费和舞弊行为的人往往受到迫害；限制地方官员的往往是独断专行的权力。
与美国国会议员攻击政府的情形相比，这无疑是相当温和的，但是在中国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就一个在制定政策时意见似乎完全一致的国家而言，中国新闻机构所报道的讨论和辩论情况表明在政治上已经开始有了一种新的精神状态。
人大常委会派了将近２０个特别代表小组研究全国的各种问题，还像美国国会建立的委员会那样，也建立了一些委员会来研究其他一些问题，并在上届人大以来的１４个月里把代表们提出的具体建议提交政府机构付诸行动。
据大会负责人说，这次人代会给民主党派（他们也有代表参加大会）和非党人士发言的机会多多了，为的是使讨论多样化。
这与一年半以前人代会还是个橡皮图章时，《人民日报》批评的现象形成了尖锐的对照。
《人民日报》的那篇文章说，“人大开幕以前，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代表对于将要向大会提出的法律草案根本不了解。他们只是举手表示赞成而已。”
《这种作风助长了通货膨胀、使失业情况恶化、损害了生产力和削弱我们的国防》
【美《华盛顿邮报》７月６日文章】题：美国拖拉作风严重副题：这种作风助长了通货膨胀、使失业情况恶化、损害了生产力和削弱我们的国防
帝国大厦于１９３１年建成，从破土动工到第一个房客住进去，时间不到１４个月，但是这在今天可能是难以相信的。五角大楼于１９４１年建成，从动工到竣工用了１６个月。与此相反，新的菲利普·哈特参议院办公大楼于１９７６年动工，完工至少需要７年到１０年时间。
这些不是孤立的例子。它们反映出完成全国各地的私人和公共工程所需的时间大大延长了。这种拖拉的作风使投入的资金的价值下降、妨碍了技术的发展、降低了美国的生产率、助长了通货膨胀、使失业情况恶化和使财富和权力集中在为数更少的人手中，因为经不起拖的小公司被淘汰了。
更为不吉祥的是这种拖拉作风正危害着对于国防十分重要的主要新型武器系统。例如陆军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设计、试验和制造第一辆艾布拉姆斯ＸＭ—１新型坦克用了８年多时间，这种坦克是美国和北约对欧洲的防御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
美国人确实拥有大量的技术知识，但是最近我们掌握不了时间——因此在许多方面我们遭了殃。拖拉作风严重在目前和将来造成的一些后果如下：
第一，这使得人们要等待。
仅仅是拖拉就要用掉美国全部新的资本投资的四分之一或更多的部分——用于支付累积的利息和由于通货膨胀而上涨的物价上。
例如，在公用事业方面，建一个新煤矿或一个核电厂所需要的时间在六十年代不到５年，到八十年代就增加到１０年以上。结果是，在美国用于公用事业主要建设项目的尚未用完的１，２２０亿美元的拨款中有４００亿美元给拖拉掉了。
第二，拖拉作风使竞争带来的益处减少。
拖拉造成的浪费使那些可以加入发展进程的公司受到限制。只有那些拥有大量资产的公司才能在长时间的休整酝酿阶段中维持一些工程项目直到出成果为止。例如，只有少数公司才具有承担类似华盛顿的儿童广场、旧金山的码头中心或波士顿的昆西市场这样的工程项目所需的财力物力，或者研制一代新型的电子计算机、一种新式飞机或其它大的工程项目所需的财力物力。甚至这些公司能承担的工程项目数量也是有限的。
第三，拖拉作风妨碍了先进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司发现它们自己无能力参加新技术——甚至一些可能大大有利可图的技术——的创造和发明，因为他们无法承受由于拖拉而付出的很大代价。自１９７１年以来美国公司得到的专利逐年减少，而外国公司得到的专利却不断增加。美国许多公司正在向外国公司出售或允许它们使用它们最好的技术，或者甚至出售整个公司。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把它们研究、研制和生产的设备运往其它国家。
第四，由于拖拉作风，政府开支大幅度增加，从而使它的收益明显减少。
例如，在自１９７４财政年度开始以来的７年中，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社会发展街区赠款计划用掉了它累积的１８６亿美元的拨款中的不到７０％的资金。按目前通货膨胀的水平，由于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有６２亿美元拨款尚未用完，它一年就要失去将近１０亿美元的购买能力。
第五，私人和公共工程越拖拉，丧失的就业机会就越多。
在目前这次衰退中，建筑工人失业率在全国达１７％和在某些地方高达４０％到５０％的情况下，联邦、州和地方各级积压的公共工程使得有１，０００多亿美元的工程拨款尚未使用。不言而喻，如果能按意愿用掉这些资金的话，那么很快就会在建筑方面创造数以十万计的就业机会。反过来像钢铁、水泥和机械控制这样有关的企业也会得益。
第六，拖拉造成的浪费威胁着诸如环境保护、工人保健和消费者的安全等计划的政治生命。
人们对这些计划的注意力大体上集中在直接的费用上，例如要求公司清除污染物质所付出的代价。然而较大的开支往往是由于在执行这些计划时，时间抓得不紧，因拖拉而造成了浪费。
第七，拖拉作风危害着国防。
ＸＭ—１式坦克的设计和制造工作在军界普遍处于拖拉状态。例如，为陆军制造这种新式步兵作战车辆的工作在六十年代初就开始了。然而这种武器系统要到１９８２年１０月才可投入使用——几乎用了２０年。此外，几乎不用说，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所能制造的武器的数量减少。例如，ＰＰ３Ｃ飞机采购计划在１９８０财政年度为１２架，在１９８１财政年度将降到８架，在１９８２财政年度又将恢复到年产１２架。通货膨胀和罚款将使这项计划的费用增加３１００万美元。
拖拉的根源就是时间抓得不紧。尽管这种管理不当有很多原因，其中包括私人企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根源是政府。由于政府在过去２０年来已迅速地扩大了干预经济的规模和范围，实际上企业家和公司经理们的任何决定都是同政府各机构共同作出的。
这方面的问题并不在于自由市场中的买卖人说这种干涉是否正当的问题，这应该是不言自明的。私人企业本身确实对许多干涉的作法很拥护，只要指出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或卡车司机乞求华盛顿继续对他们实行管理这一点就会提醒人们注意，有许多企业渴望得到联邦政府的保护。更确切地说，问题在于使执行这些任务所用的时间缩短。这不是政府大笔一挥所能实现的东西。这要采取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行动，这种行动单个看起来也许并不重要，但是加在一起就能大大缩短拖拉的时间。
如果我们真想要扭转美国生产下降、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一直很高和我们在世界的军事地位下降等状况，那么我们就要从消除美国严重的拖拉作风开始。时不可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