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８月３０日刊登该报主编罗伯特·基特利的文章】题：中国决不能使自己或别人眼花缭乱
据专家说，中国在本周周末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当会使中国保持政治上稳健、经济上稳步发展的长远政策。中国是一个以历史成就和积累的智慧为自豪的民族，这种自豪是应该的，就这样一个民族而言，现代中国却表现了一种吓人的集体疯狂的本事。大跃进、文化革命拜占庭式的阴谋、清洗和各式各样的欺骗政策使中国最近一段历史沾染了污点，并且严重地减慢了从贫穷攀登到仅仅是能够节俭度日的生活的进度。
这样的事情也许永远不会再发生了，但是没有保障——尽管目前是在朝稳健的方向走，而且据说是不可能逆转了。
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说：“真正的问题是，这些新的经济政策是否能成功到足以防止比较过激的政策卷土重来。”
要使这些经济政策成功，这显然是北京现领导所想的。因此，预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批准党的政治局已经作出的一些谨慎的决定，其中主要的是寻求合理的——意思就是慢而稳——的经济发展，提升健康的和年轻一些的务实派人物，换掉身体虚弱的和政治上软弱的人，再加上一些措施，使任何领导人今后都难于再一个人支配社会的生活。
所有这一切使许多人产生了希望，认为中国有了相当灿烂的前途。有人认为中国是西方在遏制俄国人方面的一个有用的准同盟国，有人期望它在外贸和投资方面的地位越变越重要。总的说来，在这亚洲谋求繁荣——尽管印度支那战争迟迟不结束——的时候，中国被称为一支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起稳定作用的力量。
这是一种乐观的估价。但是，中国在过去也曾多次显得似乎在反对激进主义了，结果却又回到了教条主义道路。
同外界的关系同样也改变了。
关系的变不仅仅在外交上。中国最近几年同许多国家建立了正式关系。同外国的交流在扩大，北京的人已开始参加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
民族利益已取代毛主义思想成为中国是否参加这种活动或者参加到何种程度的尺度。
然而经济上的变化更显著。既然中国已经承认自己的技术多么落后，进口货已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起关键的作用。发展计划已经修改了，放弃了不现实的目标，减慢了增长率。曾经一度被诅咒的外国贷款现在成了希望得到的东西，同资本家合办企业也成了时髦的事情。
一位刚在中国渡过夏季的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说，中国的领导人和群众都知道他们的国家现在已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
他认为，普遍说来，现在中国人的愿望和外界比较相似了，而不是更不相似了。因此他不大相信中国人会容许再次走向闭关自守。此外，最近几十年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破坏了那么多人的生活，又出现了那么多的愤世嫉俗的情绪，因此他不相信狂热的强调意识形态的政策能够再次复兴。
目前的走向稳健政治的趋势——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受到世界上也许除了苏联集团外的大多数国家的应有的欢迎。
但是这一切令人眼花缭乱的事物不应影响我们作出正确的判断。
香港一些外资厂商对我所得税法表示欢迎，认为提供了指标，有助外商更易作出决策，但有的认为一些技术问题仍有待澄清
【香港《明报》９月４日消息】题：中询有限公司主席高德思认为，中国所得税率具有吸引力
中国公布了中外合资联营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法案。此间外资人士普遍表示欢迎，认为是进一步健全外来投资的有关法例。
他们又认为，企业所得税率颇为适中，不算太高，但也不算低。但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则有些问题仍待进一步澄清。
中询有限公司主席高德思说，中国政府宣布这两项所得税法，是一好消息。因为对有意在中国投资的外商来说，这提供了指标，有助外商更易作出决策。
他又说，新税例的内容大致与一般预料相距不远，税率不太高也不低，可说是在香港与美国两地企业所得税之间。而且不会把外来投资吓走，或引来一窝蜂式的投资。
高德思说，虽然中国对外调的企业利润加征１０％的附加税，目的只在鼓励合营企业的外商把利润再作投资，是无可厚非的，较某些国家不准把利润外汇好得多。
一个外资银行经理亦同意这个税率不算太高，不致减弱外商前往中国投资的兴趣。
另一外资公司董事也认为，这税法标志着合资联营法的进一步发展，有助澄清海外投资人士的疑虑，是一项正确的行动。
他说，企业所得税率可能偏高一些，但中国仍然是外商投资的理想地。最主要原因是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合营企业可以就地取材。
在广东和福建设立的经济特区税率低许多，高德思认为会使外商更有兴趣投资于经济特区。但外资银行经理则认为不会。
他说，特区的设备和基建条件较差，企业需要长时间去建厂和生产，但在其他地区如上海，若与现存的中国公司合营，则可立刻投产和销货，这有助于缩短收益回笼的时间。
不过，他们均同意企业税法仍有一些技术问题有待进一步说明，例如会计制度、核数标准和程序，折旧问题等。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外资人士也认为在细节上需要更详细的说明，目前难以确定在什么情况之下，外籍工作人员需要怎样纳税。
特别是如何界定在中国的居住期以及收入的来源，应有更具体的解释。
【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９月３日报道】在四千多年以前就开始对大米和食盐征税的中国现在正准备征个人所得税，但是，在中国的将近１０亿人口中，只有２０人才交这种税。征个人所得税一事说明，中国已经承认工业时代，虽然承认时间晚了些。
实际上，这种新的税收是针对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的，尤其是针对北京希望同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公司建立的新的合资企业的。
开办这种合资企业后，还要有许多外国人以比较高的薪水在中国工作，这最终将意味着，要付给同他们一起工作的中国人较高的薪水。
【美国《新闻日报》９月３日报道】政府的现代化计划推行者昨天提出了中国的第一个所得税法。征收个人所得税的界线正好规定在实际上都征不到中国人的头上，而正好征到实际上是每个外国商人的头上，这种规定不是偶然的。
这种做法是同中国利用一切手段取得外汇来购买国外技术的做法相一致的。
【英国《金融时报》９月３日报道】中国已确定对涉及中国人和外国合股人的合资企业的利润征收３３％的税。
在中国的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所作的这一宣布消除了使外国人迟迟不在中国投资的一大捉摸不定因素。
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说３３％的税率“略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税率。这一税率在大多数外国实业家一直预计的３０％到５０％这一幅度中也是比较低的。
【法国《世界报》９月５日刊登文章】题：北京的新进程
事实上，人们在北京所看到的变化远不只是重新分配人物的角色。
姚依林所阐述的经济原则意味着发生了真正的转折，断然抛弃了从六十年代初以来所奉行的政策。人们认为发生变化的是：放宽了国家对企业的控制，使工业部门在选择投资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开始搞财权分散，加强银行的作用，建立“工人代表大会机构”而试搞自治管理，一些“大的企业”可以直接与外国接触。总之，中国结束了令人头痛的鼓励“群众”劳动的时代，而进入了专家治国的现实主义的时代。
为了实现这一政策（它可能受到许多习惯势力和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中国党显然选择了一个它应当选择的人物，赵紫阳既不过于“专”，也不过于“红”，这几年来他在他所领导的四川省已经实验过他的某些方法了。但在一个拥有十亿人、相当于十八个法国大的、８０％的人口生活在农村的国家里，怎么全面铺开、顺利地进行这一调整呢？
某些消极的现象已经出现了，这很可能减缓执行新方针的速度：１９７９年已出现了近６％的通货膨胀率，预算赤字，对外贸易不平衡。把技术能力优先于政治标准难道不会使官僚主义机构害怕吗？
【英国《金融时报》９月４日社论】题：中国的方针变化
中国人是有经验的舞台监督，毫无疑问，他们现在正在把一些好戏留着在目前的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快要结束时演出。
但现已清楚的是，在中国经济管理中实行以市场为主的政策的试验现在要加以巩固，并扩大到全国。
在财政部长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对代表大会的最初报告中出现了一些标志，表明了脱离毛主席的遗产或苏联的集中计划制度的模式的这种重大的方针变化。
银行通过其贷款活动将对企业有效使用资金负有较大的责任；中央对国营企业的控制正在进一步放松，以便使地方管理者有较多的决策权；很可能开始彻底检查税收制度，新的税收制度将考虑到对于办企业获得的利润所给予的更大重视；中国直言不讳地鼓励外国投资，现在规定对外国投资征收３３％的相当慷慨的税，以鼓励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以上措施除了税收改革外，本身都不是新的东西。
但是，目前政府碰到了预算开支过大的困难，粮食收成不好，通货膨胀仍然是个问题，在这样的时候北京信心十足地实行和推广这些措施，这反映出它相信这些措施正在奏效。
中国领导对他们现在奉行的以市场为主的政策经验不足（因为许多领导人在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５年这段文化革命期间不是被下放到省里就是进了监狱），被指派执行这些政策的管理人员的经验甚至更少。在过去的三年里，中国人研究了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自治模式。他们亲眼看到了一些试验取得的成就，正如四川省那样，尚未就职的新总理赵紫阳曾是四川省的党的负责人，他由于鼓励农民搞自由经营而使该省的农业产量提高了。
但他们同样也看到国营企业由于调整价格而增加了利润，并进行了新投资，而进行这种新投资是没有充分理由的。
正是这种浪费促使预算超支过大。令人鼓舞的情况是，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不过，中国人愈是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这些问题似乎愈多。这些问题可能有：由于石油产量不可能增长，能源仍然缺乏；由于国内资金或外汇缺乏，对作为中国新钢铁工业心脏的宝钢和武钢的不适当投资，就迫使削减对新项目的投资；重新训练在中央平均主义制度下培育的、对进一步改革持冷淡态度的干部。
他们所抱的领导将摆脱困境的最好希望就是，其政策比毛要人们表现革命热情的号召更多地响应了提高生活水平这种仍然是普遍的愿望。
【香港《大公报》９月４日报道】题：对于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本港知名人士看法不相同，有认为合理，有认为偏高，有认为不高不低
人大常委会提交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和个人所得税法（草案），受到海外投资者的关注。
香港法律界人士廖瑶珠认为，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定为３３％，是个合理的数目。
香港总商会助理执行董事冯若婷说，中外合资经营的所得税加上地方所得税与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比较是处于中上水平。但是，这个税率比香港的１７％为高。相信中国考虑这个税率是有一定的理由，不过，如把它降至２５％以下的水平，会增加中国与亚洲其他地方的竞争力。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讲师廖柏伟认为，合资企业所得税定为３３％，可谓不高不低（较香港高，较欧美低）。最关键还在于中国能否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诸如改善管理、运输等服务。
他又表示，加速发展轻工业，不但可以满足人民对消费品的要求，还扩大整个市场的贸易额。
在这种情况下，纵使税率稍为高一点，也不会减弱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