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人报》９月４日刊登该报外事主编德里·霍格的文章】题：铁腕人物邓在顺利转变中让位
在中国的上层，以前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种顺利进行权力变换的事。表明正在发生明显变化的进一步迹象是赵紫阳和一些新任副总理地位上升了，用中国以往的政治标准来衡量，所有这些副总理都像６１岁的赵一样非常年轻。
要不是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年迈的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一定会以极其羡慕的眼光来注视这样一种情况：中国的老人政府已相当自在地把领导权交给了一个精力旺盛的新班子，而同时又保持了已成为新的务实现状的这样一个局面。
至于西方，人们普遍的看法是，自从五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领导人还没有过这么团结一致；赵紫阳和他的新任副总理们将提供如下希望：出现北京政治稳定的很惊人的时代。这将包括中国的对外政策将继续下去，继续向西方开放。
十分肯定，邓和他的即将退休的副总理们将发挥积极作用，务使赵时代的来到，并集中力量在外事方面提供他们的意见，因为外事是新的赵领导班子经验最少的领域。
在赵于去年１２月份被提升到政治局之前，他在西方是不怎么知名的。今年４月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他任副总理。
赵同邓一样，在文化革命期间在六十年代曾两次遭到清洗，但是在政治上非凡地东山再起了。
但是，最重要的转折点是他被任命为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他在那里惊人地扭转了经济，使这个省的停滞不前和不断走下坡路的经济转变为很健全的经济。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方法获得了成功，他的方法包括刺激计划，经济管理权下放以及保留一些利润。
使他在文化革命期间被指责为异端的正是这样一些经济原理。
他的做法现在已在全国运用，虽然可以说在中国没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被否定的，但是，看来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赵的领导班子将继续奉行邓的路线，直到本世纪的最后年代。
【共同社东京９月４日电】（记者松尾发自北京）题：邓副总理与伊东外相会谈，强调日中在对苏战略上的作用
中国的邓小平副总理４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同伊东外相进行会谈，历时约３０分钟。
谈话中，邓副总理首先称赞铃木内阁的外交政策，并且强调，在这次五届人大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确立了赵紫阳就任总理等新领导体制后，也将“坚决贯彻”过去加强日中关系的政策，同时他还说，“确信两国间的良好关系会更加前进”。
此外，他还强调了日中采取统一步调在对苏战略上的重要性，他认为，现在，美国正处在总统选举战的高潮中，无法在国际上充分进行活动，“为对抗世界上霸权主义的挑战，日本和中国的作用是很大的”。
邓小平副总理的讲话清楚地提出了中国在本月１０日即将建立的新领导体制下重视日中关系，为对抗苏联的扩张主义而强烈要求日本进行合作的方针，因此值得注意。
邓副总理进而还说，在辞去副总理后，“在为党做工作这个意义上，实质上要做相同的工作”。
这个讲话表明，邓副总理的权限在辞去副总理的职务后，作为党的副主席实质上与过去没有变化。
伊东外相对邓副总理说明，铃木内阁的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是继承已故大平首相的外交政策，进而还说，“听说中国的领导人事虽变，而政策不变，感到很高兴。这次五届人大第三次全体会议公开的结果，消除了被封锁的印象，给人以明朗之感，表示赞赏”。
邓小平副总理估计说，新领导体制建立后，赵紫阳同日方有关人士的接触将多起来。
他进而就铃木首相访华问题说，“请在适当的时候来”，同时还就日本政府邀请下届总理赵紫阳和胡耀邦总书记访日的问题指出，“我认为可能实现。今后将通过外交渠道落实，频繁交流是件好事”。
对此，伊东外相还邀请邓副总理在辞去副总理后，在适当时期访问日本。邓副总理说，“今后也将会见日本朋友。当然对方要见我也可以。请向铃木首相问好”。
【合众国际社北京９月４日电】（记者：雷蒙德·威尔金森）中国女议员拥护使妇女离婚变得比较容易的新婚姻法，但很多人争论说，允许妇女结婚的最小年龄应当提高。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３，５００名代表中的部分代表星期三（９月３日）对婚姻法进行了辩论，它在这次为期两周的会议的晚些时候被正式通过，成为法律。
婚姻法草案的要点是提高了中国法定的最小的结婚年龄，男方从２０提高到２２岁，女方从１８提高到２０岁。婚姻法第一次写入了不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并且还对妇女放宽了限制严格的离婚法。
对结婚年龄问题有不同意见，虽然大多数代表在辩论中都主张把限制提得更高一些。
最小结婚年龄的规定
——写进这一点是为了防止早婚和早生育——在世界上已是最高的了。但是，女议员争辩说，妇女的结婚年龄限制应当更高一些。
京剧明星关肃霜主张提高结婚年龄，她在议会上说，我是３２岁当母亲的。
她说，晚婚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如果青年人晚点结婚，他们就会在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会上有人发言表示，在结婚年龄这一条款上应再加上一条，即禁止旧式的“买卖”婚姻或包办婚姻，严惩破坏男女结合的第三方。
获得通过的是经过修改的离婚法，实际上它将使妇女有更大的自由来达到离婚。
【合众国际社北京９月４日电】（记者：龙布乐）副总理邓小平今天说，即将进行的政府改组不会影响中国的对外对内政策，但是他呼吁在美国大选年加强中日团结以对付苏联人。
新华社报道，邓对来访的日本外相伊东说，尽管进行改组，中国将坚决继续奉行其目前的对内对外政策。
邓实际上利用这个机会告诉全世界，这次政府改组不会使中国偏离其通过果断的经济改革和扩大同外国的接触来实行现代化的这一政策。
【《日本经济新闻》９月４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藤村３日发回的报道】题：赵胡搭班，建立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新体制，在经济改革上采取现实路线
华国锋主席（总理）３日同伊东外相的会谈成为下届总理赵紫阳的“披露会”。在中国，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下届总理赵紫阳便分别就任党政要职。特别是下届总理赵紫阳，中国十亿人民都对他抱着期望，希望他能在全国推广在四川省取得成绩的改革经济体制的作法。不妨说，在赵的双肩上，承担着“四个现代化”。
通向确立新体制的道路，是在今年２月的五中全会上铺平的。在这次会议上，两人一起被提拔为政治局常委，而且，胡就任了新设的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赵也作为常务副总理，开始“见习”总理的工作。
乍一看，赵先生是位“和蔼可亲的人”。但人们一致的评论是，“人不可貌相”，他是个非常有魄力的人。
１９７５年，赵先生作为省委第一书记而赴任的时候，四川省还处在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混乱而发生饿死人的、不堪收拾的状态。因此，赵先生首先清除了四人帮的追随者，继之，在政策方面在全国范围内首先恢复了原国家主席刘少奇曾经试行过的“三自一包”政策，大胆地进行各种经济体制改革。两三年间，就取得显著成效，甚至出现了“要吃粮，赵紫阳”的说法。
最近《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大登而特登的“发挥优势、保护竞争、促进联合”的十二字方针，就是由赵紫阳首次提倡而为人们所了解的。所谓发挥优势，就是各地区要发挥各自的特点，开发最适合的产业；所谓保护竞争，就是调动各行各业的积极性，开展“社会主义竞争”；所谓促进联合，就是主张打破地区间、企业间的关门主义，促进联合。这都与改革经济体制有关系，在８月３０日姚依林的经济报告中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支柱而受到重视。
赵的这种经济路线可以说是在迄今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先例的“新经济派”登上了舞台。
【日本《日本经济新闻》９月５日社论】题：明确了日本的座标的伊东出访
不言而喻，在日本现代史上，日本积极地开展对亚洲外交，这还是第一次。日美中三国已结束多年来的紧张关系，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日美、日中、美中三方的密切合作关系。
与１０年前的１０年相比，亚太地区的情况变化之大不是单从形势发展的角度上所能把握的，可以说令人痛感到发生了说得上是地壳变动的巨大结构性变化。因此，尽管从现象上看好象是“日本外交回到亚洲”一样，但实际上却决不是重蹈覆辙。可以说是在日美中三国相互确认了“不谋求和不承认霸权”这一共同战略观的基础上采取的外交行动。它不仅有铃木外交开始推行的意义，而且也凝聚着日本外交在八十年代中的方向与课题。
正在召开人代会的中国，不等人代会作出最后决定，就公开地宣布了最高领导人的变动情况，而且是最先向日本的外相转告决定内容。这是罕见的行动。可以说，外相访问亚洲在时间上恰到好处，而且也突出了日中关系的密切程度。经过战败——占领——媾和——独立这种历程的日本外交终于恢复了主体性，并且迈出了作为经济大国不辜负国际社会要日本发挥政治作用的期望的一步。
【日本《日本经济新闻》９月５日报道】题：回国的外相向首相建议要先访问东盟国家
遍访了亚洲五国的伊东外相４日傍晚回到国内，立即去首相官邸拜访铃木首相，作了汇报。外相在汇报时强烈建议说，作为铃木首相第一个出访地区，应该选择东盟各国。而首相避免立即作答说：“还有国会的日程，另外也受到了许多国家的邀请，因此到底访问哪里，要同外务省进行调整。”
外相首先汇报说：“我深切感到，各国除了经济援助以外，还强烈希望日本发挥政治作用。”
外相的汇报是以即将过渡为新体制的中国和柬埔寨问题为主。关于中国，他说：（一）赵紫阳氏当总理也不会改变一贯的对日政策；（二）中国的现代化今后将顺利进展；（三）关于１９８０年度的对华日元贷款，想在十月底通过事务级会议加以解决；（四）中国方面希望在十一月中下旬举行第一次日中部长会议；（五）近几年难以指望中国原油会有比现在更多的增产；等等。
关于柬埔寨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外相转达感触说：“今秋的联大支持波尔布特政权的居多，但在明年以后，究竟哪方面取得优势则难以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