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实现了插秧机械化后，一个农民能使每英亩稻田产稻１．５吨，付出的劳动日不超过３０天。到日本农村转上一转，看到的可能是二十一世纪的情景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７月１５日专稿】题：日本农业的成就
对于世界上许许多多村民来说，骑上脚踏车到日本农村转一圈，看到的可能是二十一世纪的情景。
在日本经过高度垦植和日益工业化的农村，仍有许多空旷地，但是，大多数村落，至少在那些骑脚踏车随意取道旅行的外国人看来，似乎是奇妙的城市。有哪个国家竟会有９１％的人（其中许多人过去是农民）在不久前的一次民意测验中能把自己列为中产阶级？现在，７５％以上的日本人居住在拥有５万多人的城市里，然而仅在３０年前，这个国家的农业人口还占６０％。
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１２倍，这在以往任何大国经济增长率中都是最快的。人们要问，世界上三分之二的穷人（大多数是村民）能够从日本的榜样中吸取多少好处呢？
日本人是具有孔教、佛教和道教文明的亚洲人，但是，正如美国作家弗兰克吉布尼所指出的那样：“日本人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亚洲人，近百年以来，他们一直没有文盲、能欣赏贝多芬交响乐，有大量发行的报纸、有抽水马桶……有宣传力强的广告和复式簿记等。”世界上真正的村民们能够向他们学习多少东西呢？
注意一下日本的农业，就可发现它把生物学巧妙地结合进去了，采用了石油化学品和新发明的机器。
主要的农作物是稻子，而稻田本身则通常是由价格昂贵的混凝土块作为田埂的（但不是全部）。
这些稻田的产量非常高，因此，日本政府在七十年代感到，向农民每英亩土地提供３１０美元的款项是有意义的。今年４月，东京终于同意将其今后４年的大米出口量尤其是向印度尼西亚的大米出口限制在１６０万吨以内，在印度尼西亚，日本已经深深地打入了美国的市场。
不过，在日本５００万“农户”的总收入中，农业收入仅占３０％。在过去２５年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已从占日本总劳动力的４０％下降到了１０％，而农民的平均年龄却不断提高，现在已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超过了６０岁（日本人的平均寿命现已从１９４９年的５５岁上升到女人７８岁，男人７３岁）。
今天一个典型的日本农民多半在工厂或者商业部门担任工作，而依靠各种新技术又快又简便地来解决田间的农活。他所种植的稻秧和蔬菜，上面多半覆盖着乙稀基薄膜，由于许许多多农田都覆盖这种透明的塑料薄膜，防止农作物受冻，所以人们在飞机上对日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大地上分布着一片片白雪。
需要石油化学工业提供全部所需要的乙稀基这一点加强了日本人——和朝鲜人——的论点，他们认为应该先发展工业而后使农业实现现代化（然而，在印度，村民们还没有成为一个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印度没有从这方面努力）。日本农民还使用大量的化肥，他们已不再上山割草把它们作为绿肥撒在自己的农田里了。我看到许多只用了一半的一袋袋化肥横卧在田里无人照管，这说明，在农村的信任程度是罕见的。
今后日本农民几乎肯定会实现高度的机械化，会拥有一系列用来耕作三、四英亩面积的小块稻田设计的小型机具。每个农民似乎都拥有一台５—１０马力的双轮多用途耕作机，并配有犁、耙、拖车、收割包装机和脱粒机等配套机具，合计价值为１，５００到２，５００美元。一位农民用这种机器，一天能够干耕牛四天才能完成的活计。还有一种新发明，那就是动力割草机，它是一种带有一台背负发动机的圆盘锯。建混凝土田埂将消除过去修造防止水土流失田埂的艰苦劳动。
喷洒预防病虫害农药的工作通常是由地方的协同组合（合作社）进行的，有时使用直升飞机，收费很少。然而，自动的吓鸟机器人还没有完全取代华而不实的稻草人，本人曾看到过几个举着阳伞，穿着花衬衫的稻草人。
日本的最引人注目的农用机器——现在出口到朝鲜——是动力插秧机。我到日本时适逢插秧季节，这是日本历来大家一起干的活，男女老少横排成一排，把一小撮一小撮的稻秧插进松软的泥土里，慢慢地朝前移动，一直插完整块田地。在日本，集体插秧一直是庆祝春天到来的一个重要仪式：即使裕仁天皇，也要穿上长统胶靴在一个皇家农场里象征性地插上几撮稻秧。这种新机器上面装有一堆堆在特殊盘子里培育起来的稻秧，它象一个动力割草机那样在稻田里搏击，高速的机械臂一次抓起一些稻秧然后把它们一行行整齐地插入田里，深度均匀。实现了这种机械化后，一个农民能在每英亩稻田上产稻１．５吨，付出的劳动日不超过３０天，而过去付出１００天的艰苦的体力劳动，却才产稻９００公斤。
然而，即使是使用这一切新发明的机器，一个日本农民也不得不想到，他每天在田里的费用相当于他可能从别处挣得的工资中的１５到２０美元。日本对农产品实行补贴价格部分目的一直是为了使农民们感到种稻子还是合算的，而尤其是为了向那些已得不到工业上好处的老年人提供某种福利。可是，种稻子的人还是在年年减少。
令人惊讶的是，日本的农业革命没有象欧洲和美国所发生的情况那样（美国的农场从１９３５年以来就已从６８０万个减少到了２７０万个），使农场变得规模扩大，数目减少。日益城市化和放弃了传统的村庄工作和村庄原则后，也没有象人们在大多数国家所看到的那样造成某种社会疏远现象。随着农民大批涌进城市，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犯罪率普遍地大大提高。而在日本，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搞起来的农业革命以来，犯罪率已下降了５０％。美国现在的犯罪率按人口计算是日本的５倍，抢劫案则是日本的１０５倍。
是什么原因致使日本如此与众不同呢？英国的《经济学家》副总编诺曼·麦克雷说：这是因为许许多多日本人是群居的缘故，这种群居生活会注意到一个成员的不正常的行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城市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孤独地居住的人较少。
【香港《明报》９月１４日刊登徐速的文章】题：我看《王昭君》
曹禺的历史剧《王昭君》来港演出，对于香港文艺工作者自然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观摩机会。因为话剧属于纯文学范畴，而且在我的印象中，曹禺剧作的文学价值似乎更高于它的“艺术成就”。
剧本创作与编导技术是专门的学问，不敢妄加月旦，只觉得它的舞台设计，的确有很大突破，那是与过去的重庆时代比较而言，但与圆形舞台及现代剧的设计相比又觉得保守了。不过，匈奴人的服饰帐幕，有失大漠胡骑本色，这也许是所谓“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特点，在效果上较诸《丝路花雨》逊色得多。
人物造型以蓝天野饰演的呼韩邪大单于最成功，外型好，气派够，威仪中仍然保持粗犷气质。王昭君的扮相不如想象的美，缺少“汉家公主”雍容静穆的风度，还带有浓厚的样板戏的女性味道；但歌声甜润，为枯燥而平板的“话剧”生色不少。可惜歌词简陋，来来去去还是“长相知，不相疑”，如能借此唱出人民在战争中的痛苦，汉胡一家的理想，改昭君怨为昭君愿，岂不一举数得。
功力表现孙美人的“创造”，应该是曹禺功力的突出表现，这个人物不但生动了场面而且暴露了宫廷的罪恶，也深刻的表达了王昭君的自愿和番的思想根源。演员赵韫如当年在重庆演慈禧太后，名噪一时，后来听说赴美深造，从此杳无下落，想不到今日复见于剧场，令人有不胜沧桑之感。
总的来说，《王昭君》的演出算是成功的，看来我们的戏剧大师的匠心仍具，宝刀不老。
唯一令人遗憾的，全部台词洋味十足，颇有置身莎剧剧场之感。匈奴人讲汉语，或者说得过去，但汉人语法，于“现实”未免不符，曹禹向以“生活语言”见长，《雷雨》《日出》的生动语言哪里去了？难怪有人怀疑恐非出自他的手笔。
王昭君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汉书》、《后汉书》上都有记载。由于戏曲、诗词的传播，在群众中早已形成固定而鲜明的形象——一个美丽、娇柔、幽怨但敢于向命运挑战的女性。
王昭君是一个天生成的悲剧人物，从毁家、入宫、远嫁、到老死异域，这个十九岁的姑娘负荷了世间多么悲惨的遭遇，而曹禹要在她的脸上装饰花朵的确很困难。虽然，他使用了“民族团结”这个冠冕堂皇的手段，但仍然缺乏令人置信的说服力。
改变形象曹禺对于王昭君和亲思想的培育很费心思，他借着姜夫人的训导课程，由王昭君自己提出了庄子与屈原来武装她的自由思想并作为献身和亲事业的理论根据。这个办法实在不大恰当，就算王昭君读通了老庄与楚辞吧，逍遥篇的“大鹏一飞九万里”勉强可以象征自由精神，但忘了她也会去吸收“曳尾泥龟”的逆来顺受的哲学观念。屈原的“虽九死而不悔”的忠君爱国情操，勉强可以加强她的赴难意志，但泽畔行吟的悲惨下场不是比孙美人更刺激她的幼稚心灵么？何况，懔于董仲舒的“黜百家，崇儒术”的学术运动，王昭君不可能在宫中读到这些杂书的，可是，曹禹并没有在六艺中寻找教材，是不是在他创作剧本的时候，听到围攻孔老二的信号了。
曹禺也直爽的承认是“领会周总理的意思，用这个题材歌颂民族团结”，有人批评是“遵命文学”，我想这是不大适当的，凡是剧作家都有兴趣尝试各种题材，自然也不会排除“民族团结”的主题。问题不在这里，而是他自作主张要“擦掉王昭君的眼泪。”
给王昭君擦眼泪谈何容易！“千古琵琶作胡语，分明幽怨曲中论”，连琵琶这个乐器都带着悲剧的气氛，红线女就凭着一段出塞唱词倾倒百粤观众，改变这个形象实在是挨累不讨好，也无此必要。
老实说，曹禹这个主观正是大陆一般戏剧的缺点。《智取威虎山》只是训练了一个月的滑雪部队，就可以摧敌攻坚，《沙家浜》不用《芦荡火种》的里应外合，而采用一排兵直接打进人家的司令部，这如何得到戏剧效果。
果然，曹禺在这方面聪明的使用了障眼法，为了避免昭君出塞的镜头，将剧情从汉宫一下子跳到匈奴的龙廷，再一下子跳到热爱大草原，这个节奏太快了，快得叫观众无法接受。我很奇怪，曹禺为什么不叫昭君爱上大青山，大青山也许还有她故乡的影子，因为“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王昭君来到匈奴龙廷，并不快乐，也可以说从一个精神监狱转移到另一个精神监狱，呼韩邪与手握兵权的野心家温顿的政治斗争日益白热化。其实这个斗争老早就开始了，王昭君在建章宫就看在眼里，如果她的眼泪是咸的，现在更要加上点辣味了，斗争的矛头指向她，她只有一块不可靠的爱情盾牌。
王昭君的得以终老异国，从史实上看，倒不是她的和平理想或理论感化了匈奴，而是匈奴当时的孱弱，不能打；呼韩邪老了，不敢打。否则，不但主战派的温顿会胜利，连呼韩邪也不会去长安。
历史的真相就是这样残酷的。
王昭君嫁了单于后，生了一个儿子，过两年就做了寡妇，想回长安，汉帝不准，只有随胡俗再嫁给呼韩邪的大儿子，又生了两个女儿，送一个去长安给皇太后当侍女，后来被王莽杀掉的“侍子”可能是王昭君的骨肉。“独留青冢向黄昏”，王昭君生前的泪水，滋润了她墓前的青草。
曹禺没有抹掉王昭君的眼泪。
【美《商业日报》８月２７日刊登发自新德里的一篇报道】题：中国在黄麻和茶叶市场上竞争
在印度一直占据支配地位的两种国际农产品的市场（原黄麻和黄麻制品市场及茶叶市场）上，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有力的竞争者。在中国确立了作为一个可靠的黄麻供应国的信誉之后，印度东部种植黄麻的人和黄麻出口商已经开始认识到，现在他们必须学会对付一个咄咄逼人的新的竞争者——仅次于印度和孟加拉国的第三个黄麻生产国。
中国已经使人们感到了它的竞争能力，因为它用降低价格的办法胜过了孟加拉国和印度，以每１００条麻袋５６美元的较低价格与斯里兰卡签订了５００万条麻袋的合同。
据信，中国在１９８０年３月结束的这一财政年度内，共收获了１００万吨原麻。
中国目前的十年发展计划规定，黄麻的年增长率为４％。中国的黄麻纤维样品和产品样品给印度政府官员和制造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产品质量好、价格具有竞争性以外，中国人由于遵守交货日期而得到主顾的好评。由于加尔各答港口拥挤不堪并持续不断地发生劳资纠纷，因此，不能按期交货是印度出口商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
中国是日本的麻袋布第二大供应者，第一大供应国是种植槿麻的泰国。
在过去五年里，中国的红茶出口量增加一倍，１９７９年达到了５２，２０９吨，而绿茶和其他茶叶的出口额达到了５４，６２１吨。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打入了美国红茶市场抢了斯里兰卡的生意。
新德里《经济时报》说，从黄麻和茶叶这两个例子来看，“中国已经慎重地决定进入这些产品市场，并在比较短的一段时间内已经使人们感觉到它们独特的活力。有证据证明，由于中国的经济是完全受控制的，因此，它必定能够使其价格适应市场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