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事实增强了每一个苏联公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即使他不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哈佛·乌拉姆说：“苏联的一位爱国者认为，国家的职能在于使国家尽可能地强大。他记得沙皇俄国在世界第一次大战中打了败仗；可是现在他的国家成了两个在全世界拥有最大影响的国家之一。这可说是对他心头痛苦的一种慰藉。共产主义不管给他个人带来什么遭遇，已经使俄国成了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
再者，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志们没有采用大规模恐怖手段和大批清洗的办法把国家建设得强大了。他们实现了十六年的政治稳定局面——英国历史学家列昂尼德·夏皮罗说，这是“自革命以来第一次这样的时期”。赫鲁晓夫尽管在许多方面是为人更为同情的人物，可是他今天下令实行改革，明天又决定废除，正象他的同志加夺权者所说，净干一些“头脑发狂的计划”。在他之前，斯大林政府靠屠杀治理了二十五年，至少有二千万人死于集中营、监狱和饥馑。在那以前，便是内战、革命以及沙皇统治下数世纪动乱的时期。勃列日涅夫的领导至少一度使苏联历史上的动乱恢复了某种秩序。这一点肯定会博得大多数人民的赞赏。当然，现领导还没有找到一种办法使食品店里肉食供应不断，百货公司里衬衣充满货架。他们在过去的十六年里也没有放松镇压。尽管如此，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生活纳入了始终如一的按划定的框框行事的标准，而不是赫鲁晓夫古怪离奇的自由化和斯大林无情恐怖的极端做法。对于许多苏联人来说，这种生活是令人宽慰的，特别是在他们的国家在国外赢得新的威望和权力的影响下。
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的标记始终是：扩张的对外政策、庞大的军事力量加上国内政治持续稳定的时期。哥伦比亚大学的比亚勒说，“我认为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苏联历史上一段最美好的时期。很有可能，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说，这是苏联历史上最伟大、最美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这个社会第一次能够既享有大炮又有黄油，把生活水平提高了一步，并在军事上同西方建立了均势。他们有很多问题，但是没有一个问题酿成一种制度上的危机。因此，总的说来，这是他们历史上极其成功的时期。这也不是一段短暂的时期。勃列日涅夫在职期间比罗斯福还要长一期。这是一个整个的时代。”
尽管如此，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既没有为移交权力，也没有为整个社会的前途作好准备。许多苏联人在感到这个弱点之后担心今后的日子会更加艰难。《时代》杂志记者内冬说：“政府官员们私下承认，经济状况一团糟，毫无疑问情况会变得更糟。人们中间出现了一种忧虑的气氛。人们现在都在看着在目前的年迈、多病和缺乏灵活性的寡头统治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人们的希望是能出现一种更大的活力，如果在勃列日涅夫本人去世之后还不能出现的话，那么经过一个短期的、过渡性的继承者之后，最好能够出现。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希望罢了。”
实现这个希望的可能性极小。一个原因是现领导和整个领导层缺乏活力。一个管理班子，除非其成员一个一个地死去，否则就不能够、也不愿意把权力交给年轻一代的管理人员，说得明确一些，这样一个管理班子本身就犯了管理不善的错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政治局好象是一个年迈的董事会，这种董事会没有强制性的退休政策，没有适宜的养老金计划，也没有给予退休的董事以荣誉的传统。因此，每个董事会成员一直干下去，随着他的头脑越来越僵化，眼光也就变得越来越短浅。这样一家公司不管规模多大，力量多强，都不会把它作为一个长期投资公司来加以推荐。没有理由期望勃列日涅夫死后的领导集团的成员或在此之后的领导集团一上台会改组这种老人政府。不管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取得了别的什么成就，但是它没有作任何努力来改进下列问题：制订经济计划方面权力过份集中；官僚政治的僵化和机构臃肿；以及谁阿谀奉承小心谨慎就给予政治上的庇护，谁主张革新就打击谁等问题。苏联生活中的这些事实几十年来一直使国家的活力受到窒息，现在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侵入到制度之中。效力低下和缺乏灵活性不仅在经济方面已经制度化了，而且在政治制度本身也已制度化了。
解决这个问题几乎可以肯定将意味着苏联社会本身的结构以及它的思想基础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要做这一点将需要有某种程度的远见和勇气，但迄今为止，社会制度一直压制着这种远见和勇气，要解决问题还会冒这样的风险，即它可能引起突然的意料不到的变革和动乱，而这两种东西在这个国家都是令人厌恶的。然而，尽管俄国人谋求秩序和连续性，但是他们以前使世界感到吃惊，也使他们自己感到吃惊。他们可能会再次使人们感到吃惊。邱吉尔正是在承认他无法“向你们预言”苏联会采取什么“行动”的情况下于１９３９年发表了著名的讲话：“俄国是一个神秘的谜中之谜。”他还说过一句人们不太记得的但同样是尖刻的话：“但是也许有一把打开这个谜的钥匙，这把钥匙就是俄国的国家利益。”４０年之后，苏联仍然是个谜，甚至——也许特别是——对它自己来说仍是个谜；而且它仍在设法通过弄清它的利益所在来打开它自己前途的谜。（完）
【南斯拉夫《政治报》９月１４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兰契奇的文章】题：改革的人
吃粮，找紫阳。“找”字和中国新总理的姓同音。这句话是去年开始流传的。当时，在经过了由文化革命造成的严重经济危机以后，一亿四川人在赵紫阳的领导下生产的粮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新中国成立以来，贫穷的乡民第一次吃上了不用“购货本”购买的猪肉。在这里，政治家很难得到赵紫阳所享有的那种赞扬和尊重。
在中国的领导人中，他第一个把３０年“阶级斗争”遗留下来的成堆问题归纳成了一句简单而幽默的，谁都能理解的话：“让农民喘口气”。同时，他还是最初搞扩大企业自主权、通过促进市场经济放弃国家制订计划的严格制度，以及实行工人民主试验的第一个领导人。
四川的这一小小的改革逐渐扩大到了全国６，６００个大型生产企业，这些企业的工业净产值占全国的一半。这一改革是所宣布的要对整个体制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第一步。
整个３０年里中国的这一体制还未变化过。
这几天，赵紫阳在他当总理以来进行的第一批会谈中的一次会谈时对日本人说：
“在不久前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制度，包括国家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的改革，一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两项改革是相辅相成的。”
他知道，这方面工作只走了一“小”步。广泛的和全面的改革还需要许多时间，中国将采取“一系列过渡手段，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混乱”。
正如我们看到的，新总理的讲话不仅坦率而且明确。他关于中国未来的设想是“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和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设想。
在中国的领导核心中，如果华国锋是反教条主义的新方针的倡议者，邓小平是现代化中国的设计者，胡耀邦是党的高度民主化的建设者的话，那么，赵紫阳无疑就是第一个改革的人。
中国领导决定，不在报刊上对领导人做过分宣传。关于赵紫阳的情况从官方了解得很少。但是，谁能禁止人民讲话？人民说“紫阳同志”了解四川的每一个县和每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地方；他不喜欢关门坐在办公室里，他要求教师得到较高的工资和尊重；他说，蚯蚓可以喂鱼和家禽，农民养殖蚯蚓比不能充分地利用拖拉机获利要大，拖拉机被看作是机械化农业的表面象征。他鼓励企业的工人代表大会对领导人更富于批评性和选择性，允许扩大个人自留地。他经常不在办公室接见外宾，而是为了表示对他们的重视，对官僚主义行为、作风和工作方式的蔑视，直接到他们下榻的宾馆去拜访他们。
人们还说，他每天能工作１６小时，他６１岁，有着令人羡慕的旺盛精力。他们说，他工作的时候有条不紊、温和（他总是笑着对别人说话）、果断、讲策略，非常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是，在经过基本判断以后，他也总是独立地作出决定，本着个人负全部责任的精神，下决心解决问题并付诸实施。作为一个善于行动的人，他显然不喜欢见风使舵和因循守旧。
新总理既是所宣布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倡议者又是实施者。如果这两项改革能在伴随着极大的困难的情况下逐步地和顺利地付诸实施，那么，赵紫阳的名字也就能同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行工人自治的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美国《华尔街日报》９月１６日刊登该报记者维克托·佐纳纳发自旧金山的文章】题：中国人在美国举办第一次贸易展览吸引了许多观众，但是几乎没有做成任何重大的交易，一些观众表示担心
中国在美国举办的第一次贸易展览于上星期六在旧金山开幕了，它吸引了许多观众，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成任何重大的交易。
有一千多美国企业界人士，代表着从家庭经营的小零售店到大公司的各种企业，签名参加了在此间海湾一个废弃的军事基地上举办的这次为期两周的展览。负责这次展览的美国私人控制的公司——中国展览公司预料，当展览在芝加哥和纽约展出的时候也同样会吸引很多人。这次展览展出的中国产品范围是很广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手工艺品、轻工业技术品和重工业品。大部分客商的兴趣集中在手工艺品方面，包括玉、石和竹的雕刻品，漆器，伞，扇子以及藤制家具。“加强友谊”看来，中国人对这次展览抱有比较适度的目标。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展览部部长鲁锋春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加强友谊和了解。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做生意。”
中国人所持的这种长远观点在展览会上激怒了美国的某些企业家。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手工纺织品进口公司的迈克尔·桑德斯说：“我们现在想的是今年的圣诞节，而他们想的是今后２０年。”
某些美国企业的代表只是有兴趣观察一下中国的技术。一位数据处理专家说：“他们的某些计算机看起来象是休利特—帕尔德公司５年前制造的产品，至少在外表上看起来如此。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不必担心了。”
客商们还说，美国公司不大可能购买展出的中国车床和其他机床。除了手工艺品之外，在这里具有最好前景的中国产品看来是纺织品和中国人所说的轻工业品：体育运动用具、钟、厨房用具、烟火和乐器。原油、石油在单子上占首位当然，美国也希望买中国的原油和石油产品。美国去年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中，这两项占首位，原油为７１８０万美元，汽油为２１６０万美元。
参观展览会的许多美国人对同中国做生意有一些担忧，但得不到解答。美国的一位进口商说，“据我们了解，海运耽搁的时间可能相当长。”
砾石进口商桑德斯说，这次展览会使他想起他今年春天对广州的访问。他说：“你可以走进去并大声叫喊‘我要订货’，可是仍然得不到回答。”他又说，“官僚主义太多，资本主义的赢利动机不够。”虽然在贸易展览会上直接订货的人不多，但是对公众开放的“友谊商店”是相当忙碌的。这个商店是由卡普韦尔百货公司的联营百货商场经营的，经销各种百货，有５美元一顶的毛式帽，有２９０美元一床的羽绒被，也有４０００美元一条的毛毯。据这个公司的一位经理说，销售额相当于“我们原计划的三至四倍。”
这次展览会的发起人预料，除贸易界人士以外，２０多万公众也会每人花５美元买一张门票参观展览会，因为展览会上有中国长城的砖和用中国青岛伏特加调制的北京日出牌饮料这样一些吸引人的东西。
说明：美国《时代》周刊讽刺苏联官场中捧上压下的漫画。画中站着的人说：“你好，我来请求你给予帮助，解决有关伊凡诺维奇的建议问题，他碰巧是我的叔叔。”坐着的苏联官员连忙起身说：“请坐，一切都包在我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