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怕的是，这种讲法治的情感不时地形成了人们对斯大林的怀念。有时候，人们把明信片大小的这位独裁者的像片张贴在卡车和出租汽车的挡风屏上。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苏联妇女看到一本书上的斯大林像时叹息道，“唉，他才是一个伟人，一个真正的领袖。”
苏联人基本上接受他们命运摆布的另一个原因是，尽管有着不满和被剥夺了权力的现象，但是他们的生活水平无疑是提高了。一个莫斯科的主妇说，“你必须看到我们的起点。战后，我母亲得从院子里去打水，然后再用煤油炉烧热，在一块洗衣板上打肥皂洗衣服，而现在，我们有了自来水管道供应热水。”
正如同她的大多数同胞一样，她为她的祖国而感到自豪。
但是，斯大林的继承人们还必须对付处于萌芽中的危及莫斯科城堡的内部威胁。那就是正在滋长着的苏联非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和他们的自主要求。目前，他们这种觉醒了的民族主义，正在对六十多年来为苏联创建了爱国主义这块响亮而又令人信服的招牌
——俄罗斯民族主义提出了挑战。由于苏联许多非斯拉夫地区出生率很高，俄罗斯民族的人口增长率几近于零，现在俄罗斯人口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二点四。
到本世纪末，他们自身将成为这个国家的少数民族。
这颗人口统计学的定时炸弹正在苏联经济内部缓慢地引发。进一步工业化对于苏联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要，但是，苏联的大部分工厂建在它的西部，而在人口过多大部分尚未开发的中亚地区却存在着就业不足的现象。
迄今为止，苏联的经济计划制定者们尚未想出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即要么搬迁工业基地，要么输送日益增长的劳动力，以便使两者结合起来。
莫斯科的俄罗斯化和苏维埃化的双轨政策能够使苏联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多民族帝国存在下去吗？一些西方专家（他们不完全是主观臆测）预言，苏联将沿着其南部和东部的穆斯林裂缝崩溃。其他人，其中包括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也都指望东欧
——特别是在布热津斯基的祖国波兰——出问题。哥伦比亚大学的比亚勒同意上述看法。他说，直到现在，苏联人一直是幸运的，因为在东欧，动乱每次只是在一个国家里发生——东德是在１９５３年；匈牙利是在１９５６年；捷克斯洛伐克是在１９６８年。他预言：“在八十年代，他们将不会如此幸运。”
然而，此刻没有迹象表明，任何动乱正在失去控制，如果发生新的麻烦也不一定出现使这个帝国崩溃的危险。
苏联在东欧驻军３１个师以防止它过分独立或者混乱，如１９７０年出现的震撼波兰的由于食品价格暴涨引起的动乱。另外，在中亚各加盟共和国首都以外还派了守备部队。驻扎在那里的士兵主要是来自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而不是当地的青年；如果他们是奉命去平息叛乱的话，他们也不会把枪口对准他们种族的亲属。
１９６６年和１９６９年乌兹别克人在塔什干举行了零零星星的、但是严重的暴动；１９７８年，塔吉克人在杜尚别举行了这样的暴动。在那两次暴动时，驻守在那些城市以外的苏联军队处于戒备状态，并且用来控制老百姓。美国政府的一位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曾经设想，要不是莫斯科派驻军队和保安部队，苏联１５个加盟共和国中将有多达７个会行使它们的宪法权利，脱离苏联。
但是，使苏联保持为一个整体的并不只是依靠武力。中央政府对伊斯兰文化有意奉行一种比较宽容的政策。这种文化维系了大约４，３００万苏联公民，几乎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从列宁时代起，克里姆林宫对这样一种危险一直很敏感，这就是愚蠢的无神论宣传和文化上的压制可能导致１９１６年中亚爆发的反对沙皇的穆斯林起义的重演。鉴于伊斯兰的尚武精神蔓延到苏联的南部邻国——从土耳其到巴基斯坦，因此，克里姆林宫领导不能不谨慎从事，唯恐它在其自己的穆斯林中间煽起不安定情绪。当１９６４年现任集体领导自赫鲁晓夫手中接管政权时，苏联的武装部队在战略武器系统的各个重要方面都落后于美国，现在却全面地赶上了美国，并在某些领域走到了前面。（三）
【葡萄牙《快报》周刊９月１３日一期评论】题：在中国，总理是赵紫阳
６１岁的赵紫阳代替了华国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华国锋是党的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于１０日闭幕。会议通过了政府人事的大变动。
所有这些变动的结果是使党同国家的职能分离。这也是中国领导人的打算。党政分离是从华国锋开始的，他担任总理已经五年了，现在他放弃了这一职务，以利于党主席的工作。向年轻人让位是另一个明显的打算。在行政最高领导中，６０岁一代替代了７０岁一代，只有华例外，他只有５９岁。
世界上这个最大国家的所有这些变动不能不引起人们注意。这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又不属于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快报》周刊一直特别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尽可能集中的注意力注视着中国国内所发生的事情。由于我们一直注视着中国的政策，所以我们现在认为，正如我们经常做的，仅从中一苏紧张局势角度评价中国的政策是错误的。确实，社会主义进程在中国仍在继续。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社会主义法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那种民主和法制范围内的专政。在国家独立的情况下，不以单一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谈到向西方的开放，这并不等于说向资本主义让步。西方主要人士和苏联人犯了这种基本上可以说是有意识要犯的错误。实际上，苏联和其他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早已进行过这种在发展国内经济方面的开放。
我们会看到，在中国，继毛逝世之后开始了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将使仍处在贫穷之中的广阔国家现代化。我们将会看到，中国在什么样情况下发展。我们也会看到，在社会主义结构中，允许自由到什么程度。这里指的是实际方面，因为在理论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意大利《人民报》９月１４日评论】题：佩尔蒂尼去北京，意大利和中国
对佩尔蒂尼总统这次访华的兴趣和重要意义，可以用以下两个主要事实来说明：首先，两国确立了关系，这种关系正在逐步加强直至形成“客观的合作”。这种合作涉及到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整个欧洲共同体，更广泛地说涉及到整个西方。其次，确定了一种世界战略，这种战略要求中等强国更加积极地参与维持当代不稳定的和平所依靠的重大均势。
中国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一系列的大胆改革，所带来的政权最高领导阶层的最新变动和深刻的调整，就其政治本质来说，并没有损害北京业已形成的倾向。这种倾向就是努力完善八十年代初开始作出的成熟的选择和联系。
佩尔蒂尼这次访问北京，有助于他成为对９月１０日闭幕的人民代表大会所批准的新政权的政治说明人。
这个新政权明确地肯定了国内政策的总方针。毛以后的新中国就是根据这一总方针力图奠定一个更快的和更加平衡的现代化进程。然而，这一现代化进程改变了旧方法，降低了过高的雄心，确立了“农轻重”的顺序，使伟大的发展计划适应于中国的实际情况。
毫无疑问，中国的潜力是巨大的。但是，这一巨大的潜力应与考虑到出发点、国家的实际资源和安全需要的协调发展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中国转向西方的原因。中国认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这是北京下的完整定义）是自己的永久性的敌人，因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沿着中国漫长的边界施加压力。中国在欧洲看到了与自己的这种不安相同的反映：面对苏联威胁，都十分关心自己的安全，都需要建立抗衡“超级大国”的平衡点。
如果考虑到整个国际形势，那么，可以肯定存在着客观利益的一致性，正如在长远的目标上和在遏制不断发生的紧张局势的方法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能做些什么呢？北京对我国表现出来的兴趣和同情就是一个积极的证据，此外，近几年来各级代表团的不断往来也证实了这一点。
意大利正在同法国争夺中国贸易伙伴的第五把交椅（日本第一，美国第二，香港第三，英国第四），贸易额已从１９７７年的２，２００亿里拉增长到１９７９年的５，６００亿里拉，今年第一季度又有了进一步增长。我们在工业和基本建设（交通运输、通讯、电气化）方面的合作是十分积极的。
【法新社北京９月１６日电】（记者：弗朗西斯
·德隆）中国的新宪法将要参考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宪法。
这是新华社引用宪法修改委员会主席叶剑英的话宣布的。这个宪法修改委员会１５日在这里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这一重要决定是与１９４９年以来在这个人民共和国所奉行的基本路线背离的。叶剑英元帅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实际上是中国的国家元首。
他说：“我们这次修改宪法……一定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基础，同时也要参考当代外国宪法，尤其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吸收其中好的先进的东西。”
观察家们指出，关于其宪法能够为中国提供参考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方面，中国显得对南斯拉夫的兴趣越来越大。
尽管中—苏关系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冷淡，中国政府的建制一般都是效法苏联的模式。
１９７８年３月颁布的目前宪法是１９４９年以来这个国家的第三部宪法。
制订１９７８年宪法的叶剑英元帅承认，那部宪法仍然有文化革命时期中“某些左的思想”的影响。他说：“现行宪法中还有一些反映已经过时的政治理论观点和不符合现实客观情况的条文规定。”叶剑英此话也许是指的前宪法前言中对已故主席毛泽东的各种提法，把他说成是“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
他还批评了所谓“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胜利结束”的字句。
中国政权已经放弃了对毛的崇拜，同时，文化革命也被正式认为是一场导致了全国性灾难的内战。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９月１０日社论】在上星期日之前，晚、稀、少一直是中国的一个准则，目的是要在一个受人口灾难威胁的国家里劝说夫妇实行计划生育。现在在这条准则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条国家法律。法律规定将奖赏只有一个孩子的夫妇并惩罚那些将有两个以上的孩子的夫妇。
最使人担心的事情是，不光是父母将受到惩罚，而且“超额”的孩子将成为社会特殊的下层的成员。他们将没有资格享受免费医疗。配给四口人以上的家庭的粮食将要贵一些。这些孩子的教育、住房、就业和社会机会比那些受优待的独生子女的机会或政策允许的两个孩子的机会要差一些。从西方的观点来看，对无罪的孩子进行这些惩罚是非常不公正的。除非能在新的生育控制制度下使他们不再存在，否则他们将使人担心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在决心尽力解决它的人口问题时，可能同还没有问世的一代人发生爆炸性的阶级冲突。
人口控制计划实行得最成功的两个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和南朝鲜，这两个国家利用现有的社会工作网来教育夫妇进行计划生育并提供避孕药物。利用社会压力而不是法律来使人感到内疚。
中国决心控制人口这一点是值得表扬的，人民、特别那些住在城里的中国人对新法律的反应显然很好，然而，中国领导人应该考虑到，如果他们逼人太甚的话，即使是一向受到极权政府统治的人也会变得很顽固。人口控制对中国的前途太重要了，不能因政府过分热情而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