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的苦工和这种体制表面上无法根除的低效率对社会风气有着一种腐蚀作用。酗酒这一问题越来越严重。烈性伏特加不但是苏联工人旷工、工伤事故、生产力低下的主要原因，而且也是造成离婚和犯罪的主要原因。
莫斯科的报纸报道，在年轻人当中酗酒和犯罪
——或如人们所称的“流氓活动”在令人不安地增加。苏联的父母亲在同西方人交谈中公开地对年轻人愤世嫉俗的态度、贪得无厌、实利主义和“资产阶级观念”表示不满。
中学教师古谢夫在《教师报》中撰文表达了一种共同的担心：“当我问我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夏天在一个集体农庄干活时，我感到惊讶。他们的回答几乎全部是‘买’和‘弄’紧士裤、手表、摩托车、录音机。为什么我们许多年轻人对挣钱变得如此心切呢？”
其答案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因为诸如闹革命，主持正义，建立一个真正的平等社会的热情在苏联早就变得衰退了。青少年和学生们比他们的父母亲更全面地吸取了苏联生活中最令人沮丧和使人幻想破灭的事实。一个事实是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在大学和技术学院里，学生们看到他们同班的几个同学享有特权，可以做理想的设计课题，最后得到理想的工作，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亲地位显赫或者社会关系优越。在这种制度下，才干、智能和勤奋确实为你提供了晋升的机会。但是，地位、门路、骗术和冷酷无情也能向上爬。
苏联教育的教训之一是：人们必须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义，一个人具有共产党的党籍是一笔巨大的财产，可是要成为一个马列主义的真正信仰者也不一定是必要的，这在那样一种社会里甚至会带来不利，因为在那里有权有势比起思想纯洁来，更受人们尊敬，并会得到更多的报酬。一位研究苏联问题的英国外交部专家认为，这个国家“缺乏用以对付未来很多挑战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活力”。
意识形态在苏联生活中，仍然是十分重要的，确实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反映意识形态的招牌比比皆是。全国到处竖有巨幅标语牌，在高楼大厦、在高速公路的交叉路口，牌子上面用红底白字写着：“光荣归于劳动”，“光荣归于苏联共产党”。但是路上行人不论步行还是乘车都不会理会这些。实际上，在日常的谈话中，除了常用的“光荣属于上帝”这一常见的词句外，从来没有一个人使用“光荣”这个词。然而国家仍然每年都要把标语牌粉刷一新。
人们在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或者去电影院观看电影时，到处都要受到宣传。但是，苏联公民们在不断实践的有生之年，头脑里都安上了过滤器，过滤掉意识形态方面的不良影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娱乐方面或者实实在在的新闻上——只不过是报上刊登的事实而已。
他们对于有关当前国际时事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解说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对于本地区未来的苏维埃会议选举中谁可能当选也很不关心，因为所有选举都局限于单一的候选人名单上面，几乎不会有什么人漏掉。总之，宣传已成了苏维埃社会必不可少的衬托。
苏联领导人也知道老百姓对此充耳不闻。勃列日涅夫就抱怨说，国家“那些强大而设备精良的宣传机构”工作做得很不好。像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那样，该政权显然对日益增多的酗酒，犯罪，离婚以及青年问题等一些社会弊病感到忧虑，这些弊病与其说是意识形态方面出了毛病，还不如说是社会纪律方面出了毛病。同样令人关切的是，这些问题恰恰发生在苏联比以往更易受到西方鼓动和宣传腐蚀侵袭的时候。“美国之音”，“自由电台”，“英国广播公司”和“德意志电波电台”用俄语和苏联其他民族语言进行的短波广播一般说来提供的都是可靠的报道，而不像莫斯科对全国进行定时新闻广播的“灯塔电台”那样，对于苏联国内发生的事情大多塞进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西方国家的电台还播送一些特写和采访记，让苏联听众了解一些诱人的资本主义生活，同时还播送一些迷人的摇摆乐曲和民间音乐，这些音乐很受苏联青年的欢迎。但是，尽管苏联人有着种种困难，不再抱有幻想，尽管他们对外部世界充满迷恋，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基本说来是不过问政治的，当然也是爱国的。对苏联人来说，西方丰富的物质，舒适的生活和蓬勃的生气比西方的民主价值、知识分子享有的自由以及它的政治制度更富有诱惑力。
一般人对持不同政见者有反感，一个原因是，在历史上，政治上的闹事者常常被关进监狱或以死告终。六十年极权主义的统治已使大部分苏联公民变得逆来顺受。又由于苏联目前社会和经济方面出现的种种弊端，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出现了这么一种相当普遍的情绪，即苏联领导集团采取的镇压手段还没有达到足够严厉的地步。（二）
【菲律宾《今日公报》９月１５日社论】题：巨人的行动
我们可以把中国领导班子换人比作一个巨人摆脱羁绊。中国受到对其政治和经济思想的一种特别解释的束缚。赵紫阳总理和其他政府领导人的当选预示着注重实际的精神的得势，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那种特殊的解释被放到次要地位上了。导致领导班子换人的种种事件给人的印象是党的领导希望在经济领域取得成绩。
所有有关中国的消息都表明，赵先生之所以被选为总理，是因为他使四川省增加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
这意味着他和他的班子不久的将来将在中国的各个地区设法推广这种试验。
中央政府中许多上了年纪的官员辞了职，任用了一些年轻的、讲实际效果的人，这将为实行这一政策提供方便。
归根结蒂，这只是恢复了常识。
然而，有消息说，现在仍不容易说服一些领导人摆脱毛时代的那种浓厚的意识形态考虑加在他们身上的负担。这种消息倾向于使正在形成的经济政策带上一种暂时的性质。
所以，看来在执行企业管理权下放和工人利润分成的新政策过程中，时间是极其重要的。
除非发生重大的政治变化，否则，中国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在经济力量方面出现量的跃进。如果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全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地区都将感受到它的影响。
【法新社香港９月１５日电】这里一家主要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今天发表社论说，在赵紫阳总理领导下的中国新内阁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社论说，新内阁体现了集体领导而不再是一度成为中国政治特色的个人崇拜，虽然有人一直批评它仍然不够年轻，但比起刚刚卸职的班底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
然而，社论说，虽然一些副总理和许多部长都是六十来岁的人，但他们的大多数都是富有经验的。
社论说：“他们已准备丢弃许多老教条而履行一些新的主张和做法，这些主张和做法比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那些要比较符合目前的经济和政治情况。它基本上也是一个经济内阁。”
社论接着说：“这还是一个有勇气承认过去错误并准备加以补救的内阁。企图把这个国家的经济置于平稳的基础之上，这还是第一次。据信，新的十年计划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社论说：“然而，这个内阁面临着巨大的任务。它必须克服一个绊脚石——官僚主义。对于妨碍目前前进努力的这一势力已经说了许多，但是直到最近，还没采取什么行动。”
社论说：“揭露造成经济停滞、人力和资源浪费的许多官僚主义的事例，只可以说是企图排除这个国家许多最大的灾难之一的第一步。虽然朝着这一方向还有许多事要做，但如果赵紫阳在四川的声望可见一斑的话，就有理由希望未来的成功会更大。”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９月１５日刊登加拿大《多伦多环球邮报》记者布赖恩·约翰逊发自北京的专稿】题：中国共产党不怕难为情地承认弊端
中国共产党承认在过去３１年中自己完全是“以党代政”，中国“因此而吃了很多苦头”。
党报《人民日报》上周在头版发表了一篇惊人的社论，还承认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改善不大”。
这篇社论的标题是《民主的大会改革的大会》，其目的是想对９月１０日闭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作个评价。社论赞扬这次大会“向人民讲真话”，接着就用比人大开会期间要明确得多和批评性大得多的措词谈了中国的问题和缺点。
《人民日报》说：“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制度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弊端。长期以来，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权力过于集中，领导人兼职过多，从上到下，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分集中，必然损害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损害集体领导，妨碍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造成官僚主义，甚至发展成个人专断。
“这种现象，使我们吃了很多苦头……人们越来越感觉到，现行领导制度的改革刻不容缓。”
这篇社论称赞任命赵紫阳为总理的行动是实行这种改革的“第一步”。
近几个月，官方对党政权力分开的必要性谈得很多。
但是，对共产党在政府中的作用提出这样严厉的批评还是前所未见的。
这篇社论表示，真正的改革也许即将来临：授予人民代表大会以提出和制定政策的权利，而不是仅仅通过共产党政治局的决策。
但是，由于所有政府高级领导人也都是共产党员，因此，国家政策不可能偏离党的政策太远，也不存在政府领导人同党的领导人争夺中国最高权力这种可能性。
尤其可以从这篇社论中看出党对赵总理信任的程度。这里将会认为这篇社论是对赵以及他的新任副总理们投了极其有力的信任票。
【日本《产经新闻》９月１３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住田良能的报道】题：中国政协会议上有人发言批评“老人成灾”
中国第五届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会议，已于１２日闭幕。然而，当对补选的政协副主席和常委进行表决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极为罕见的场面——一部分代表提出异议说：“为什么没有年轻人在内？”由此可以看出，对中国领导机构的老化的强烈批评已成为人们思想的潜流。
这一天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当会议主席、政协副主席乌兰夫提出就选出９名副主席和２４名常委的提案进行表决时，一位男性中年代表站起来说：“有意见”，他通过会场走到话筒前，对人选问题表明了不满：“据说在中国年轻人占人口的６５％，但是，为什么副主席和常委中一个年轻人也没有？”他说：“我保留意见。”
这一天议员要求实行年轻化的发言表明，在中国，自由讨论的风气正在不断加强。
【香港《中报》９月１３日报道】题：中共国籍法有利于外交
华人几乎遍布全世界，在西方先进国家，华人的国籍并不曾引起严重的麻烦；可是在某些地区，比如东南亚，华人的国籍就成为一个极度敏感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中共与上述各国的外交关系，以及华人在上述各国的生存。
中共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颁布的一部新的国籍法，用意就在改善东南亚各国华人的处境。
中共一向鼓励华侨加入侨居国的国籍，中共故总理周恩来在世时就一再呼吁海外华人守法并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已经加入外国籍的，则要效忠于自己入籍的国家。
周恩来为了保护海外华人自身的利益，可谓用心良苦，而华侨问题也往往成为中共与东南亚各国间容易引起麻烦的棘手问题。处理不好，便会成为两国关系的一颗定时炸弹。
中共国籍法明确宣布不承认双重国籍。中共在这些问题上的确是尽力而为。但如何处理华人问题，更起决定性作用的还在于当地政府的政策。有好些华人入了当地国籍，仍然被视为异种，饱受歧视，如越南排华，就根本不理你是否入了籍没有，掠夺财产成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