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次会议标志着四年过渡时期的结束，八十年代经济计划草案预示着可望保持稳定
【英国《泰晤士报》９月１０日社论】题：毛以后的四年
在毛泽东于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逝世以后，中国显然面临着一个新时代。毛泽东去世以后这四年可分为两半。头两年，华国锋清楚地看到，经济是当务之急。他大力抓经济。后两年，邓小平在七十年代第二次复职，他使华先生同他一起重新采取比较合理、不那么注重意识形态的经济政策。邓先生及其大多数同僚在１９４９年以来为之奋斗的中国重新走上了轨道。
北京的人代会已经具有比过去更坦率地承认一些缺点的特色。邀请各国外交使节和外国记者出席某些会议是又一个值得欢迎的变化。这是一个比较开明、不那么神秘、显然不那么骄傲的中国，因为它已经抛弃了毛自以为是的态度；是一个愿意承认它的问题成堆、愿意听取外国人意见的中国。北京的这次会议标志着四年过渡时期的结束，同时，八十年代经济计划草案预示着可望保持稳定。
值得怀疑的是，这样的计划在九十年代是否会继续贯彻下去，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很可能变动的。对邓先生来说幸运的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共产党人眼里从来不是妖魔，因此，我们也许会期望出现这样一个中国：不受旧的、死板的经济方式的束缚，摆脱了“极左主义”，而进入高生产率和市场经济，且不提象赤字财政、国际贷款、外国投资以及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些未知的领域。目的是什么呢？既不是某种不明确的、要求大家作出绝对自我牺牲的乌托邦，也不只是中国与世界先进工业国相等，而是华先生向代表大会所保证的，使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在去年的代表大会会议上，以及在目前这次会议上，改变是由于汲取了痛苦经验教训而建议作出的。人们提出了建立法制的要求，去年的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自今年１月起生效——实现了这一要求。现在将提出有关民法和处理劳工、工会和工作场所的新立法的细节。毛的错误中的一个相当严重的错误是，他在管理党或象人民代表大会这类非党机构时不理会民主规则。
与过去的一个较为肯定的决裂是打算“明确而有效地”把党的工作与政府的工作分开。在五十年代周恩来的领导下，很幸运地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他很快发现他的努力受到阻碍，而在他的最后十年中的悲惨事件使这些努力完全失败了。赵紫阳先生至少应该没有什么障碍。不过，提到了党和政府，却没有回答国家的第三要素——军队——的问题。意味深长的是，军队在这届代表大会上有十分充分的代表，占代表人数的七分之一。军队作为整体或作为各个部分，自从１９６６年以来在一切政治变化中一直是活跃的力量。
邓所打下的基础看来还是很牢固的，足以经受住可能刮起的任何风暴，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群众、农民或城市居民，在过去两年中都享受到了拖延已久的物质利益。
现在掌权的人深信，他们现在是在纠正过去２０年中的错误。他们在这方面得到人民的支持。他们还确信，他们把重点集中于经济是对的。这些领导人是为革命献出过生命的那一代人；他们看到革命在哪个方面使全国人民感到失望，过分的革命热情是怎样转移了中国的目标的。他们正忙于改革这一切。他们肯定认为，现在不是开展新的、大规模的、后果无法预料的政治辩论的时候。
然而，每个大城市的十字路口处都写有简练的格言：“实事求是”。现在，优先考虑的是经济现代化的目标。
认为我改革的主要影响在国内，美焦急地等着了解中国领导人能否使新制度发挥作用
【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９月１１日报道】美国官员们对中国控制住国内表示欢迎，他们现在焦急地等着了解中国领导人能否使新制度发挥作用。
一位密切注视中国事务的外交官说，政策和人事方面的变动是“特别重要的事”，这些变动现在接近于完成。
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世界上这个人口最众多国家的改组无异于猛力地向新时代推进。在政治上，这种改组准许中国的政策全面地趋向于同美国合作。
根据所宣布的新政策，意识形态变得不如技术上的合格和经营才能那么重要了。中央制订计划必须服从于牟利目的和竞争规律。
华盛顿政府认为，所具有的影响绝大部分是针对国内的，对外政策受到的影响不会那么直接。一位专家说，对外政策新方针（最重要的是大力同西方打交道）在很大程度上是毛仍然在名义上控制政局时颁布的。
但是，美国认为，上周所批准的新制度的真正缔造者是已故总理周恩来。正是周恩来在１９７２年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一起创建了美中新关系。这一进程由邓小平继续加以推进。邓仍然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物。邓虽然继续担任党内职务，但是正在把他的衣钵逐渐移交给经济和政治革新派组成的新班子。
美国官员认为，美中关系目前的变化会产生两大实际后果。例如，随着中国采取一些资本主义技术，这种关系就会在贸易方面形成一种共同语言。
一位美国官员说，“美国商人和其他自由市场国家的商人将能以比较熟悉的方式进行贸易。他们将免受一些同中央计划当局打交道的烦恼。”
美国人士还承认，中国内部的变化可能加速同美国发生准军事关系。美国国防部负责研究和工程的副国防部长威廉·佩里现在正在中国调查这种可能性。
一位美国官员说：“中国领导人这样迅速地按计划采取行动，这是很大胆的。他们敢于承担通货膨胀、腐化和人民思想混乱的风险。现在我们必须看看，他们是否有能力使这一切顺利进行。”
【加拿大《环球邮报》９月８日文章】题：开明的经济政策指导着新的领导人
中国新总理的经济政策显示出开明的色彩。
赵紫阳把共产主义归结为两条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和按劳分配。除了这两条以外，任何事情，只要行之有效，显然都是允许的。
他认为，“国家控制得太紧了。这种状况无法激发起企业的热情。”
当赵在１９７５年接手负责中国人口最稠密的一个省的领导工作后，他采用了什么有效就用什么的办法，结果创造了现在人们所称的四川奇迹——使经济上完全改变了面貌，仅仅在三年时间内，一个被搞得七零八落的省的工业总产值就提高了８１％。
原文提要：通货膨胀、萧条、购买力下降：东方同样出现了危机。这场危机特别严重，因为它冲击着经济脆弱、生产力低的国家
【法国《问题》周刊９月１日一期文章】题：经济发展为何遭到挫折？
华沙人面带苦笑讲述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位顾客走进一家肉店，他问：“有牛排骨肉吗？”店主回答：“没有！”“里脊肉呢？”“没有”。“有牛肋排吗？”“没有”。“那小牛腿肉呢？”“没有。”总之，这位波兰人从头到尾问了一遍，什么牛肉也没有。他气恼地拎着空包离开了肉店。店主转向他的妻子，赞赏地说：“这个人记性真好！”
这个故事完全适用于莫斯科、布拉格、东柏林、布加勒斯特、索非亚。因为，社会主义集团所有国家的农业生产，不管是农作物还是肉食生产都明显地、接连不断地失败了。近几年的恶劣气候使农业生产的失败更加惨重。只有一个国家例外：匈牙利。这是东方人士习惯地称它为“社会主义阵营糟糕的工棚中最好的工棚”的原因之一。
这些国家的工业生产下降，投资减少，甚至匈牙利的情况也是如此。生产增长率极低或者根本没有。外债达到了几乎无法忍受的程度。同西方一样，（东方国家）出现了危机。扰乱资本主义世界稳定的因素已经影响到自称社会主义的制度。还有一个加剧危机的因素：最近出现的这些动乱冲击着这些国家的经济。由于制度本身造成的原因，这些国家的经济生产力低，缺乏创造性，工业体制脆弱。
东方国家的著名专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匈牙利经济和社会学家皮埃尔·肯代说：“苏联人６０年来在农业方面屡犯毁灭性的错误，并且从不吸取教训，这是当代最大的奥秘之一。”
苏联和其他卫星国农业产量低的主要原因当然是农民缺乏工作热情和信心。因为他们成了集体农庄庄员或合作社社员。因此，他们不太关心或不关心生产率和产量。
然而，波兰的情况井非如此。除了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之外，波兰有３００万个体农户。但他们的耕地太少，太分散。土地的主人是半工半农，他们不能或者不愿实现农业现代化，因此产量同集体化部门的产量一样低。
皮埃尔·肯代承认，匈牙利没有小农，“但匈牙利的情况比其他国家好，这是不可否认的”。为什么呢？因为匈牙利人模仿南斯拉夫。他们允许私营部门发展，私营部门的形式是极小的企业，主要是经商或从事手工业生产。同时，他们扩大大型国营企业领导人的自由。世界各国都一样，造成僵化、浪费时间、生产力发展不足等现象的因素有两个：计划的高度集中；工人缺乏纪律性和信心。
当然，所有的生产资料和商品、所有工业和商业企业都归国家所有。国家根据五年计划领导这些企业。五年计划确定了产品数量、价格和技术标准等要求。因此，从理论上说，生产和消费应该是合理调配的。实际上并非如此。无用的产品大量囤积，然后变质，而消费者急需的产品奇缺。在东方，这类事情屡见不鲜。例如：小号和大号鞋过剩，中号鞋缺货。
计划经济也无法解决工厂必需的原料、半成品和设备的供应。以致所有企业都经常断断续续地生产。工人们早上跨进厂门时，从不知道今天是否有活干。这显然是促使他们留在家中的原因。
据苏联官方消息说，工厂的缺勤率一直是１０％至１５％。为了解决缺勤问题，工厂增加超编职工人数。这是造成生产力下降和反常地造成劳动力缺乏的又一因素。因为苏联的工人、职员和干部今后有权比较自由地调换企业，他们不会放弃这种权利，这进一步破坏了生产。
在这种长期存在问题和遭受失败的情况下，从１９７５年起，东方国家象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发生了“危机”。世界最大的产油国之一苏联——今年预计产油６．０６亿吨——决定学习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榜样。在此之前，苏联向社会主义国家供应的石油的价格是参照五年来世界石油平均价格确定的。苏联突然对这些国家说：“再也不能用这种价格了。今后，我的石油价格每年都将有不同幅度的增长。”
事实上，苏联原油价格虽然比阿拉伯石油便宜２５％到４０％，但五年来还是大幅度上涨了。苏联人限制了向社会主义国家供应石油的数量，他们担心再涨价，因此储备石油。皮埃尔·肯代说：“同西方一样，东方的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廉价的能源。如果必须付出６倍的代价才能使经济发展，那显然是一场灾难。”
同其他国家一样，这种情况发生后，要么提高产品价格，要么用预算补贴来保持产品价格，这种办法会导致破产，将使国家债务超出偿还能力。这两种办法社会主义国家都采用一点。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例如，匈牙利平均涨价１２．３％，苏联啤酒涨价４５％，伏特加涨价１００％）。
捷克斯洛伐克财政部长列奥波尔德·列尔６月初在议会说：“我国再也不能向干部提供它过去所能提供的东西了。现在必须节约原料、能源、消费。总之，节约一切。”事实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购买力增长很少，甚至下降。
由于向西方出口少，进口多，所有东方国家都债台高筑。捷克斯洛伐克欠债３５亿美元，东德欠债８０亿美元，苏联和波兰各负债约２００亿美元。
对苏联人来说，这不是灾难：他们仍然可以出售金子或铀等稀有原料。而波兰却没有这些原料。幸亏西方银行，特别是德国银行迄今一直资助波兰人堵塞最明显的漏洞。皮埃尔·肯代解释道：“他们宁愿贷款，不愿失去一切。”但这种局面能维持多久呢？
皮埃尔·肯代还说：“波兰是可能破产的国家。它陷入了计划工作的粗枝大叶之中。目前为罢工工人采取的措施，实际上是导致分配购买力，但没有以增加生产或生产力作为补偿。这将导致常见的后果：加剧通货膨胀。”
皮埃尔·肯代认为，要使波兰肉店和饭桌上重新出现牛肋排或牛腰肉，必须“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小农经济。要使工业不再成为包袱，必须比匈牙利更加开放地解除计划对企业的束缚。
但是如果这样做，这些国家在勃列日涅夫的眼里还将是社会主义制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