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费加罗报》９月８日文章】题：政府主要领导人的重大改组：中国两代人之间的巨大转折点
尽管中国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所作出的决定早就宣布了——昨天还使人感到意外的如此特别的中国的政治习惯，今天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这次会议至少在下述两个方面具有异乎寻常的分析价值：国家的领导和经济发展的前景。
第一代革命家已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接班人。他们知道，自己的有生之年已有限，活着的最好办法是把前台逐渐让给他们的后辈，即使是自己还要在政治局里发挥几年监护作用。人们发现，这几位离任的副总理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的最早战友，他们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在三十年代经历了武装夺取政权中最艰难的岁月。华、胡和赵这些新的一代人的管理经验比革命斗争经验丰富，他们在经济管理和发展问题上更熟练些。
为了起到作用，中央一级的年轻化应具有示范作用，并在党、国家和军队的中上层广泛地这样做，这是因为中上层一方面充满了政治上不可靠的由于文化革命而上台的干部，另一方面充塞着一些精力衰竭的老革命者，一些不能理解新时代和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终身”干部。他们需要让位给那些更为年青的、具有现代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修养的人。人们认为，当“四个现代化”的精神更加广泛地深入各级官员之中的时候，安定和团结将会得到更好的维护。
大会批准的政府变动，是否最终解决了决定一切的政权所存在的问题呢？还不能这样说。这两三年来的情况表明，从制订共同方针时起，围绕发展问题还有可能产生严重分歧。
当老一辈人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日趋减少的时候，他们的继承人所表现出的气质则越来越多。如果从赵紫阳以往的经历，特别是从他在四川省所表现出来的坚定果断来看（他恢复了那里的秩序，自１９７６年起，以强制性的政治措施与非常灵活、几乎是自由化的经济决定相结合的手段，奇迹般地振兴了四川的经济），他肯定是强有力的人物。
在经济安排中放慢了工业增长的速度，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有力地向我们证实了仍然存在着影响工业增长率的一些困难。总之，如果“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得是可以实现的话，那么由“四化”而产生的问题则是今后压倒其他一切的问题。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９月５日社论】题：中国出现积极变化的迹象
虽然参加五届人大的三千名中国人，参加会议只是为了批准他们的领导人已经作出的政策改变，但是一个中心事实是，这些改变意义重大，总的说来也令人感到鼓舞。
这些改变是好多个月来一直在进行的放宽政策过程的高潮，这种变化显然是以切合实际的指导方针取代教条。
最足以象征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的一件事，就是毛泽东的一些巨幅画像从中国各地的公共场所取下来了。他们采取了重大步骤把他们自己领导集团内的权力进行有条不紊的移交，就象５９岁的华国锋把他的总理职务移交给６１岁的赵紫阳，而保留他的共产党主席头衔那样。
但是，这些在北京成为法律的变化的一个基本目标是经济。中国人显然已解决了最糟糕的粮食问题。饥饿显而易见已成为一件过去的事。中国绝大部分居民——８０％——从事农业，其余２０％居民住在城市从事工业，但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只是缓慢地在发展，往往效率不高。中国人现在坚持认为，各企业从国家得到的资金援款需付利息，需缴纳财产税，这样才能存在下去。
这种改变本身丝毫不能保证中国会提高效率或在经济上发展得更快。然而，这种改变再加上其他一些改变就有可能使经济发展得更快。中国人已经逐渐改变重点，侧重技术知识而不侧重根据毛的思想得出“正确”想法这种正统做法。他们越来越向对外贸易和外资开放门户。
诚然，人们正要求目前召开的代表大会批准一些条例，根据这些条例在中国经营的联营企业就得缴纳利润税，如果所得利润重新投入中国，纳税３５％；如果所得利润从中国转移出去，纳税４５％。这种规定至少为这类企业确定了一个可知的因素。如果推测连台湾人也有可能参加这类协议是否太过分了呢？
虽然这些变化都可以说是向前看的，中国人还得走很多路才能使１０亿人民的最低限度享受有所提高。１０亿人按人头计算的平均收入是５００美元，而美国则为９００美元左右。中国人目前所显示的灵活性和政治上总的自信心是一种表明他们可能取得成功的令人鼓舞的迹象。
【美《巴尔的摩太阳报》９月７日社论】题：中国：从上层发生变化
正当波兰经历来自下层的骚乱时，中国正在经受由党的最上层规定的政府和经济方面的深刻的变化。不能低估这一过程的意义。中国领导人确实是在认真决心使他们国家的经济和技术现代化的，这一过程势必会影响到它的政治。只要能实行经济改革，这些改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许多变革将取决于成千上万名的经理，他们是习惯于中央计划体制的。他们是从这个使人盲目行事的官僚机构派出的。然而他们会取得多大的成功取决于西方的那种主动精神、对个人的诱力和对生产的刺激。
中国新的开诚布公和民主的做法会实行到什么程度还不太清楚。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士应邀参加了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大会堂举行的会议，但是国会也禁止了像以前的民主墙上的那种言论自由、通过大字报提出批评。人权问题也不准备讨论。但是正在进行的这样大规模的变动表明，它的领导人正在觉醒，他们接触到其他同他们邻近的和同他们相隔很远的文化。一个曾被认为是封闭的社会毕竟也不能同外来思想或影响完全隔断。这些变动对世界其他地区究竟有何意义，只有将来的历史才能知道。但是，中国确实是在动起来了，它的发展途径值得注意。
【捷《经济报》第２３期（６月６日出版）评论】题：进口机器和设备
去年１２月举行的捷共中央第１４次全会讨论了捷共中央主席团关于１９８０年国民经济发展主要任务的报告，并再次强调有计划的进口同我国经济出口效能的相互联系。各级管理机构和国民经济各个领域都要大力贯彻这一积极的政策，即不仅要大大加快更好地利用进口的原材料的进程，也必须大大加快更积极有效地利用进口的机器和设备，特别是从非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的机器和设备的进程。支付平衡作为衡量对外经济关系的主要因素也越来越重要。
根据截至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的统计，未按计划期限投产的进口机器和设备的总额约为４０亿克朗（按离岸价格计算）。特别是一些规模大的基建项目在这方面占相当大的比重，比如，钢管厂（１１０，５００万克朗）等。然而，问题不仅是没有按计划期限使机器和设备投产，而且也常常达不到设计（计划）系数。
拖延进口设备投产的主要原因是设计和建筑方面准备工作作得不够，没有遵守操作规程，供销关系不明确和战线过长等，因此，尽管党政机关施加了种种压力，但是工作混乱现象仍未得到很好解决。某些中央管理机构不负责任的态度和经济核算方面的漏洞为浪费外汇资金提供了条件。如果从前进口的机器和设备未能及时投产的话，那么就必须坚决反对挪用其它资金来满足从非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的外汇需要。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外贸组织同投资者和总设计师在拟定进口计划方面的合作，同时改进外贸组织提供有关世界主要市场的行情、机器、设备和工艺的供货及其技术经济水平的情报服务工作。
１９７９年，银行通过提高利率对１１１例事件进行了制裁，罚款总额为３７８４．３万克朗，同时，一些单位的奖励基金也因此而减少了约１千万克朗。今年，国家银行责成其各分行承担义务直接对未按计划期限使进口的机器和设备投产的单位进行制裁，同时确定提高利率的下限，即把利率提高到１．５％。去年，还对１１２起事件的负责人实施了惩罚，罚款额达１２．９万克朗。
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尚未在应有的程度上上适应日益困难的对外经济条件。适应这些条件是不断改善支付平衡，从而获得从非社会主义国家进口机器和设备资金的基本前提。因此，关心有效地利用进口的机器和设备不仅是政府专业部门、经济生产单位或企业的事情，而且也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各级党、国家和经济管理机构的事情。
说捷经济干部感到受了苏联的欺骗。捷正处于一种深刻的危机之中，在可望及的时间里不会真正制订出解决问题的经济政策，现在仍是马马虎虎、凄凑合合地工作
【西德《法兰克福汇报》８月２２日文章】题：俄国人出兵１２年以后的布拉格——对经济制度的怀疑日益增长
许多访问布拉格的人（今年他们可以同经济管理的各个部门的干部进行谈话）都注意到了同过去几年相比，目前的气氛有明显的变化。下面四个特征是有代表性的：
在前几年，许多制订计划的干部曾试图用“在一种良好的制度内部的无能”来解释国家计划制度明显的弱点。今天就不同了。认为，问题就在于一种“不合适的制度”，这种看法是不能充耳不闻了。第二，对经济制度产生的信任危机是同对苏联的并不是太严厉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干部们感到受了苏联的欺骗。听说，在五十年代，苏联人就强迫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上是最发达的捷克斯洛伐克改变对外贸易的方向，从面向西方转到面向东方。为此，苏联向捷克斯洛伐克保证，“随时”不受任何限制地提供原料。现在，俄国人根本就不愿意提这种保证，并且把捷克斯洛伐克派到世界市场上去。人们可在布拉格听到，关于苏联人向西方提供能源和关于俄国人在经互会里的傲慢态度问题很难听的话，如果在那里谈到这一点的话。
但是，在这个说法中有一部分被忽视的是，这些问题的大部分是由制度决定的和自己造成的。比较年老的讲求实效的人最强调“俄国人的责任”。年轻的制订计划的人员却认为不发展的根源就在于理论和错误的政策。
气氛变化的第三个标志是对能源供应方面今后的发展表现出来的明显的悲观主义。这首先是从不打算再买汽车的一个普通公民开始的，因为他不久便不可能支付得了汽油价格。在一些企业里，一些居领导地位的职员正在为冬天的能源供应担忧。能源供应将会中断，被认为是确定无疑的。一些工厂大概已在这方面作了准备。除了对外贸易，能源供应就是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５年的五年计划工作的主要题目。一位研究计划问题的专家正式说过，同能源问题相比，迄今所有的计划问题都是次要的。俄国人将来提供的能源将不会超过现五年计划中提供的数量，煤的产量增长幅度可能不会太大，尽管计划提出要求，而工业每个生产部门的大量能源消耗几乎没有下降。暂时把许多投资计划都搁置了起来，以便使能源方面增加的投资成为可能。
从长远观点来看，布拉格把希望寄托在核能源上。有关安全问题讨论得不多；优先发展核能源。看来这一口号也并没有遭到人民的反对。人们已经在１９７８年——１９７９年的冬季已事先体会到不得不只有少量能源意味着什么：
城市一片漆黑、火车停开、企业强迫工人休假。
对经济增长盲目的乐观已让位于极度的悲观。当在这个五年计划的前半期，高级的计划机构还在说只会有暂时的经济衰退现象，而现在人们认为，至少是在１９８５年以前经济将面临值得认真对待的低潮。同时，结构方面的不平衡也越来越厉害。在越来越多的市场上供不应求，与此同时销售不出去的产品也日益增多。通货膨胀在发展、外贸不平衡、军事开支的负担以及生产效率的低下（用原料价格上涨是不可能解决的）这大大削弱了该国的经济力量。
人们把这个过去那么有胜利信心，赶、超西方的口号看作是一个蹩脚的笑话和“经济上的麻木不仁”的表现。人们以讽刺的口吻提到，不少当时最热衷于宣传这一口号的宣传鼓动家今天被西方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不可忽视的是，捷克斯洛伐克正处于一种深刻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主要是一种经济政策危机，类似于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６８年那种情况。然而，现在，估计在可望及的时间里不会真正试图对需要解决的问题制订出至少是接近恰当的经济政策。这里不存在有这种尝试的政治、心理和智力条件。现在仍然是马马虎虎、凑凑合合地工作，而没有起任何变化。这个一度在经济上是如此有潜力的国家正在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学说而付出高昂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