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明报》月刊八月号刊登宗恬的文章】题：访问陈省身教授（原编者按：陈省身教授是举世知名的数学家，尤其在微分几何学的成就更备受推崇。陈教授现已年届六十九高龄，但在研究和教学两方面仍然孜孜不倦，热衷于扶掖后进，他的治学和教学精神都令人十分敬佩。最近，陈教授去新加坡主持当地数学研究中心的开幕仪式，途经香港，明报月刊藉此机会，特别派员访问这位誉满中外的数学大师，请教他有关为学之道。）南开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陈省身教授在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浙江嘉兴，幼时并没有上学，只在家中由家人教导。他自幼即喜欢算学，曾将家里一部《笔算数学》上中下三册的习题都做过了，所以在一九二○年投考秀州中学高级小学一年级时，在数学考试方面，获得极佳成绩。一九二二年，因父亲往天津法院任事，于是全家搬到天津，陈教授在当地的“扶轮中学”就读。一九二六年中学毕业后，不用念预科就直接考进了南开大学。
陈教授回忆当年在南开大学的情形时说：“一九二七年我升入二年级，刚巧姜立夫先生从厦门大学回到南开。他对我的影响极深。他是哈佛大学博士，南开的数学系起初只有他一个人，在他指导下，我感觉到念数学有无穷的乐趣。我在初等大学教育所念的数学，都是他教的。”
一九三一年，陈教授考进了清华研究院，在孙光远博士的指导下，发表第一篇研究论文，题材是有关“投影微分几何学”的。陈教授在清华期间确定以“微分几何”为日后研究的方向，除了受孙光远博士的影响外，也受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布拉希克的影响。留学德国汉堡大学一九三四年陈教授毕业于清华研究院，并得到留学德国汉堡大学的奖学金，追随布拉希克教授。当时汉堡大学的数学系已很有名，可说是中国念数学者的圣地。一九三六年，陈教授正式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论文是研究卡当方法在微分几何的应用。陈教授说：“卡当先生和另一位梵尔先生都是二十世纪初期最伟大的数学家。所以当我在汉堡毕业后，便决定到巴黎追随卡当先生读一年书。这一年对我在数学研究发展上，影响极大。一九三七年我回到昆明的西南联大教书，此后六年，我都是拿一些从卡当先生那儿带回来的论文单行本自己苦读，并由此而探研思索很多从未有人想过的数学问题。”
陈教授在西南联大六年，潜心苦思苦读，不断发表论文，声望渐隆。他回忆当年昆明的情形时说：“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我们是没有书念的，因为抗战期间，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将所有书本都装了箱，随时预备搬走，所以不肯打开，我也只能看自己从德国和法国带回来的一些数学书的复印本，其他时间就只有自己做研究和写论文。昆明的西南联大也出了很多有名的学者。就像杨振宁，他在昆明的时候上过我的课，当时他是念物理的，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可见只要肯踏实工作，处身任何环境都是一样的。”在普林斯顿展开研究工作一九四三年，陈教授由昆明辗转前往美国的普林斯顿，展开他在微分几何学方面的重要研究。
陈教授在微分几何学上的卓越成就，突破前人，从局部研究发展到整体研究，他在四十年代所发表的论文影响深远，此后微分几何学的研究都受他的影响。谈到微分几何学，陈教授说：“微分几何起初是用微积分来研究几何，后来则单独发展成为一门学问。由于现在的科学重视空间的研究，所以微分几何便大派用场。微分几何越来越受到重视，主要是跟其他的数学如微分方程论、复变函数论等都有关系，而微分几何更渐渐成为数学的一个重心。如最近物理学上的’规范场论’有非常重要的发展，杨振宁先生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而他发明的方程式，也是以我所做的微分几何来作为几何基础。”战后返国组织数学研究所一九四六年，陈教授重返中国，组织中央研究院的数学研究所。当时研究所名义上是由姜立夫先生任所长，但实际计划却由陈教授主持。他当时定下的计划是扶掖后进，训练新人。陈教授虽然只在研究所逗留了两年，至四八年离去，但已为中国培养出不少优秀的数学人才。
谈及现时在海外的中国数学人才时，陈教授说：“无可否认现时在外国的机会较多，就像我所做的工作，如果不是到外国做研究是很难有成就的。在国外接触不同的人事环境，跟人家谈起来就可以发现问题在哪里，而那些问题在国内可能不会发现。不过，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能够回国，自己建立一个中国的学派，做一些研究的工作，那也是很有意思的。我自己本来是想这样做的，所以一九四六年的时候，我毅然从美国回到南京，组织数学研究所，就是想在中国建立一个学派。那时很多数学家都在那里，如王宪钟、胡世桢等，我们都希望为中国的数学界做点事，可惜后来因为环境关系，我于一九四八年离开了中国。
“但是，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中国人在中国做研究，在中国建立一个学派，为中国数学奠立基础，是很有意义的事。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研究数学，忽视了为中国培养年轻的一代。这种工作是很艰巨的，要有一大群人合力去做，才能收到成效；所以这种工作比自己做研究更为困难，但却有意义得多。”退而不休，回国教学陈教授三十多年来在国外教学和做研究工作，深受国际学术界所重视。他的著作甚丰。陈教授在数学界的地位极高，各国大学都以能邀请到他讲学为荣。他的言行，备受注意。今年年初的《数学新闻》杂志曾报道有关陈教授退休的消息，询之于陈教授，他说：“是，我去年已经正式退休了，我现在是以退休教授的名义，继续在美国加州的柏克莱大学教三年书，直到一九八二年。加州大学每年有三个学期，我现在只教两个学期，学校其他的杂事，我都不管。每学期也只教一科，每周两次，每次一个半小时。
“最近加州柏克莱大学与北京大学有一个联合计划，需要我到北京大学去讲学，随时往来两地。不过现在我有一个麻烦，就是除了当上北京大学的名誉教授外，也是南开大学，即我的母校的教授。最近广州暨南大学也授给我一个名誉教授衔，我真不知道以后怎样分身。而且我退休后很多大学邀请我去访问，所以长远的计划很难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今年一定会去中国。”中国的缺点是没有淘汰制度谈到中国数学界现在的情形，陈教授说：“现时中国的数学水准相当不错，前途十分乐观。很多三十多四十岁的年青人正在成长起来。加上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出钱来支持数学家的研究工作，这是中国数学界发展的优点。我想如果中国在五年之内，能够维持一个完整的研究生计划，则十年之后，中国一定可以出现不少优秀的数学家。
“不过中国的制度也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没有淘汰制度就是中国发展的一大障碍。比方说，有些人不应该在数学界做事的却呆在那里；另外有些毕业生不适宜在数学界发展而应该做别的事情的，却因制度关系被迫入了数学界。这些都是由于制度太死板太固定，没有淘汰制度，所有的人在同一机关、同一办公室几十年，这些问题我不晓得他们怎么解决。其实，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一定要有淘汰的情形出现，那样，社会才可以不断进步，新的东西才可以长出来。中国如果想进步，一定要重视这种淘汰制度，不要扼杀年轻人成长的机会。
“还有一点，就是中国数学以后的发展应该多元化。我认为全国应该有多个数学中心，不一定集中在北京、上海。现时当然以北京、上海的设备较好，但广州、四川等地其实也应该加以发展，那么全国就可以有多个数学中心。出版方面，也应该做到全国各地都可以出版，不要集中由某一、两间出版社出版。例如北京大学本身就应该出版书，这次我在北大开课，所用的课本就是准备由北京大学的出版社出版。出版书籍如果是集中由一间出版社办理而其他出版社不能做的话，在没有竞争的情形下，出版社的标准一定很严格，出书也会很慢，这样就会影响学术发展的速度。例如北京出版社就因为太多书要出版，应付不过来，所以一本书要等一、两年才可以出版，这便影响了教育的发展。”
他说：“我这次到北大开课，主动要求教一些年轻的学生。因为整个科学研究永远是一浪推一浪，不断前进的，年轻的一代一定比老的好。中国人经常轻视年轻人的能力，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北大现在有很多年轻的研究生及本科生，成绩都很好，我想八一年的时候会有一批很优秀的学生毕业。如果他们毕业后，再做几年研究就会慢慢成熟，十年之后中国一定可以出现杰出的数学家。况且，数学是一门本钱薄的学问，不需要太多设备，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向这方面发展。”
谈谈到为学之道，陈教授认为最重要的是不断求取进步，他自己就是以“日新日日新”为座右铭。做学问的时候应该选重要的问题来做，追求登峰造极，这样做可能没有什么成果，但在研究过程中的所得已可足自慰了。
【台湾《经济日报》８月２７日文章】题：缝纫机日愈滞销日业者争觅对策
一度支持日本的输出，而以‘‘热门产业”极受欢迎的家用缝纫机业界，如今显已呈现低潮。因为在日本国内的普及率提高，需求的呆滞愈来愈显著，对欧美输出市场的占有率，则被价格比较便宜的台湾制和韩国制所夺去。
再说，女性扬弃缝纫机的情形已逐渐形成世界性趋势，预料今后在日本的需求将更加减弱。因此，日本各缝衣机厂家纷纷前往台湾设厂，或发展附加价值更高的机种等，想尽办法采取因应措施。但目前尚未见出现显著成果，这里就日本家庭用缝纫机业界的现况作概要的报导，以供台湾业界参考。
１９７９年的生产台数二百十七万八千台（比上年减少１６％），输出一百三十二万三千台，（比上年减少２５．８％），而且是三年连续的生产减少。
日本缝纫机业战后配合经济复兴的步调而急速发展。当时是运用充裕低廉的劳力与有组织的生产，大量生产低价品质良好的缝纫机，不仅日本国内，在海外市场也甚受欢迎。
然而，１９６９年产量达四百三十四万三千台巅峰后，就开始走下坡。１９７０年减为三百八十万台，１９７５年更降为二百八十万台。这是日本国内的普及率，进入１９６５年代已突破８０％，几乎有女性的家庭都有缝衣机，加上输出因为人事费的升高，生产成本也随之提高，而在价格方面无法与台湾制缝纫机竞争所致。正因此，１９７９年的输出遂减低至１９６９年巅峰时的４４．６％。
至于日本国内的需求，这数年来一直是保持一百二十万台前后。但这也是各厂家采取挨户推销，拼命促销才有此结果，要是与一般商品陈列在店头，恐怕销售尚不及其半数。据业界人士指出，从前女人结婚时必会买一台，但现在不使用缝纫机的女性越来越增加，他们认为既然不使用干脆就不买。
事实上，家用缝纫机使用机会很少。根据厂家调查，一台缝衣机年间平均使用时间仅两小时。就是说，除了经常使用的人之外，大部分女性是一年之间从不去摸缝衣机的人。这是显示受日本成衣产业发展所影响，加上夫妻出外工作的住户增加，女性做家务的时间减少也是因素之一。
在这种情形下，去年有双龙缝纫机制造会社与光洋精工会社两厂家退出家用缝纫机生产。其他厂家的经营也并不乐观。即使老牌的蛇目缝纫机工业会社，上期（今年三月）的结算也减益。以输出为主的中小缝纫机厂商的情况更为严重。这些中级厂家的制品都是属于低、中级，所以在海外市场就与台湾制缝纫机竞销。业界人士认为，依此情形继续下去，势将无法避免倒闭。
总之，围绕日本家庭用缝纫机的环境，无论内外销均日益严重。业界为了摆脱这种低迷状态，走进新的发展途径，被迫及早采取强而有力的对策，否则将陷入每况愈下的穷境。
【台湾《经济日报》８月２６日报道】在联合国召开的一项商品会议上，商品和贸易专家指出，椰子生产国可能很快就可以靠出售椰子制啤酒而大发利市。
斯里兰卡已经研制出一种椰子液做的琴酒，并且大量外销。斯里兰卡椰子研究委员会在会中发表的报告指出，蒸馏过的椰子汁液发酵数年即可制成琴酒，未发酵的椰子汁液则可能制成畅销的啤酒。
菲律宾圣卡洛大学也利用椰子汁液试制成各种口味的啤酒。有数家菲国公司，其中包括一家外国公司，表示对此种啤酒的市场颇感兴趣。
【法新社东京９月４日电】根据业界方面的消息，由于小型电脑（微处理机）时代的全面来临以及全球的需求增加，日本电子制造业者在半导体及集成电路（ｉｃ）方面突然享受到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
他们说，虽然他们全力运转，仍然供不应求。
日本去年的ｉｃ产量在数量方面较前年骤增达空前的５１％，在总值方面则骤增３６％。
１９８０年上半年的产量在数量方面亦较去年同期增加５２％，在总值方面增加４９．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１月至６月的出口与一年前比较则跃增２．２倍。
有鉴于此，日本制造业者唯恐继汽车之后，ｉｃ成为贸易摩擦的焦点。
他们说，为迎合增加中的需求，日本最大的１０家ＩＣ制造商计划在１９８０会计年度投资１，４００亿日元（六亿三千六百万美元）以扩增生产设备，该项数字较１９７９年增加４０％。（转载９月５日台湾《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