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际社檀香山６月２５日电】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新闻学教授说，中国的报纸已经减少了散漫的政治消息，而且已经开始刊载比较真实的外国消息了。
哥伦比亚大学的弗雷德里克·于在七周中访问了中国十个城市的十五家报纸。他最近说，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新闻业正在发生某些深刻的变化。
他说，自从毛泽东逝世和推翻所谓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新的共产党领导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大陆报纸上多年来司空见惯的政治消息。
但是他说，中国的报纸篇幅很小。中国的主要报纸《人民日报》通常只有八版。象南京和广州这样一些城市的较小的报纸通常只有四版。
全国范围内的新闻纸短缺已经影响了报纸的篇幅，以致中国的编辑们开始利用报纸上一切可以利用的空白，其中包括利用里页的中缝来刊载诸如会议、体育比赛和广告等短消息。
中国编辑对这位前去访问的教授说，在四人帮
——人们普遍把中国出现的大部分问题归咎于他们
——统治时期，宣传工具夸大事实，向领导人和读者说假话，“说空话”。
于说：“我们不应该匆忙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的新闻工作者都相信客观性。中国的宣传工具现在就象自１９４９年革命成功以来一样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计划服务的。”
于博士说，虽然许多人对美国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但是一般的中国读者主要关心的是地方的问题，而不是中美关系。
中国政府看来极为关心的是广播美国的那些有助于“四个现代化”的新闻。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在全国发动的一场运动，其目的是要革新经济和引进新技术。
于说，中国有一种在全国发行的新闻刊物，即新华社发行的《参考消息》。它提供异常完全的国外新闻。
【美国《时代》杂志６月１６日一期文章】题：干部贪污，副题：北京展开打击犯罪的新运动
北京《人民日报》在头版以醒目标题报道沈阳破获了一起大盗窃案。黄金盗窃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种耸人听闻的消息过去在中国官方稳重的党报上是闻所未闻的，但是近来《人民日报》和中国其他报纸几乎每天都有关于犯罪活动的报道。更为不寻常的是，报纸上指责的人是一些有地位的党政官员。本刊北京分社社长伯恩斯坦报道：“现在全国报纸已在头版公开指责这些人，这个事实表明北京的高级领导当局正在加紧展开反对队伍内部的贪污行为的运动。贪污问题一直是使中国老百姓感到不愉快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中国这个按说是没有特权的社会中，官员们享受特殊待遇的情况已在一起又一起的案件中暴露了出来。就连最严厉的有关人口控制的规定，有权的人有时也可以不放在眼里。
滥用职权的现象在其他方面也很广泛。受了贿便帮人办理去香港的通行证、假造大学入学考分、在文化革命中受到贬辱的知识分子送了礼才恢复了名誉的事情多得很。在官员们中间最常见的滥用职权的行为之一是利用权势为子女谋好处，例如找一个舒适的工作，或者弄到一个出国的机会。中国有一句现代的俗话：“千好万好，不如有一个好爸爸。”
许多分析家认为，贪污的和无能的干部的数目之多，足以成为这个国家开展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运动的严重障碍。北京显然感到忧虑的是，在一个大多数人仍然过着贫穷、节俭的生活的国家里，滥用职权产生着普遍涣散民心的作用。
北京的一位中国记者承认：“经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根子太深了。”
【美国《华尔街日报》５月２３日刊登该报记者秦家聪发自北京的一篇报道】题：你模仿鸭子模样时，不要让人看起来像是飞机北京的美国实业界人士在奋力对付语言障碍、官僚体制和厌烦情绪
外国人想去北京烤鸭店，他不会讲中国话，而出租汽车司机又只会讲中国话。如何让对方明白你要去的地点呢？外国人像鸭子拍翅膀那样拍打拍打两臂，司机点点头，接着把你送往飞机场。
语言的障碍仅仅是派驻北京的人数不多、但是却在不断增加的西方实业界人士遇到的许多困难之一。要想夺取中国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的一部分，从一开始就似乎是一种艰巨任务，事实也的确是如此。
原因之一是，中国人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官场艺术上下功夫。看来，共产主义革命似乎没有减少这个体制的复杂性。
驻这里的美国履带拖拉机公司的代表杰克·麦克马纳斯说：“叫人非常失望。在通常情况下，当你同一位普通顾客探讨做一笔大买卖时，你可以见到重要人物。但是在这里，你不知道谁是重要人物，而且，即使你知道，你也找不着他。”
美国捷运公司代表罗瑟梅尔小姐说，对美国捷运公司来说，到北京办事是一个艰难的差事，对其他大多数外国公司也是如此。难处之一是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这道深沟。贝克贸易公司的斯蒂芬·沃森说：“看来要想了解中国人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同外国人交往已不再是什么罪过，但是谁都不想冒险同外国人建立真正的社交关系。”
总的来讲，同中国人的接触仅限于业务上的讨论和礼节性的宴会。外国人（他们大多数都在他们居住的饭店房间里办公）只好彼此呆在一起。
一些实业界行政人员，或者是他们的夫人，靠志愿去教英语的办法才插足到了中国人中间。巴巴拉·宾在第二外国语学院教书，她热爱这个工作。她说：“这个工作确实使我能天天同中国人在一起，这是非常有趣的，学生们只学了一年英语，但是他们却完全不受拘束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中国实行了一种新的经济政策——权力下放，这项政策深深地影响到这里的外国实业界人士。政府已经给予各省、市政地方当局、政府各部以及国营企业较多的权力。是真的给了这种权力吗？外国实业界人士有时也弄不清楚。
在过去，外国人在这里进行的业务接触都是同官方的外贸公司进行的。现在，代表各部、各省或其他企业的新组织形成了一个迷宫，这里的实业界人士甚至同单个工厂、医院或油田做交易。
外国人往往感到被许许多多中国人给淹没了，即被单个工厂和其他企业所淹没。据说它们在实行权力下放之后有了较多独立性，但是事实上他们可能没有缔结一项合同的任何权力。
中国对其经济中的轻重缓急次序实行调整使人感到失望，这意味着正在商讨中的许多大宗交易会予推迟，但是美国人倾向于认为，最终将证明他们的努力即便遇到麻烦也是值得的。同时，时间过得很慢。麦克马纳斯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读过这么多东西”，他还说：“在这里，其他形式的娱乐似乎就是猛喝酒。年轻人偶尔去参加专为外国人举行的舞会。偶尔还打桥牌。”
【香港《大公报》６月１９日文章】题：日本出现人材内流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日本现在成了财主，如今已进入“人材流入”时代。
所谓“人材外流”，是“日本学者”被外国设备和装置的魅力所吸引而出国的代名词，但这已是过去的事了。“财主日本”这个名声，已经扩展到学术研究领域，现在相继出现从美国向日本“人材外流的志愿者”。愿意利用日本的装置，研究基本粒子反应的建议，是在筑波研究城高能物理研究所召开的第二次日美高能物理学委员会上美国方面提出来的。
提出从美国向日本输出人材的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艾戈教授。他是长期专攻被称为中高能物理的基本粒子论这一领域的权威，正在计划一项实验，即使用设在高能研究所的１２０亿电子伏的加速器，让Ｋ介子与氘核（质子和中子组成的一个粒子）碰撞，从它的散射角了解被称为“基本粒子中的基本粒子”的夸克的结构。关于夸克的结构有很多说法，此项实验在证实这些说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艾戈教授和另外六、七人组成的研究小组，对在高能研究所进行的研究寄予希望，计划和政池明教授等日本方面成员十余人联合起来，这项实验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得出结果。
“现在是人材从美国流入日本的时代。和我们年青时不一样了……”，这是该研究所领导人流露出的百感交集的心情。
在日本、美国、西德三国合作进行的关于原子反应堆的研究中，也发生了“‘人材流入”日本的现象。
【香港《大公报》６月１９日文章】题：大平首相生涯揭秘副题：为什么他是战后第一个死在任内的首相？
日本首相大平死在任内，是战后日本的第一个。他的死引起了种种评论，但一致同情他的是：他死于“过度疲劳”；今后应改革制度，使担任首相的人有充分的时间休息，应当有人分担他的职务，年龄要年轻化。从早累到晚大平在世时怎样忙碌，试看他的每天活动秩序，便可窥见一斑。在一般情况下，他的一天的首相生活是这样过的，例如：
２月１２日（星期二）上午６时起床。７时，内阁官房长伊东正义来到首相官邸有事相商。
８点３０分：前赴国会，先与经济方面的阁僚会商，接着举行阁议。之后与外相商量怎样应付国会答辩。
９点３０分：与新、旧任警察总监谈话。
１０时：出席众院预算委员会会议，进行答辩。至１２时许。
中午午餐之后，与通产省资源能源厅长官商谈石油局势，下午再度出席众院全体会议。下午６时，出席大藏省餐会。
晚８时回到官邸。
１１时：就寝。
再举一例，４月２日（星期三）
上午６时：起床。
８时之前，由私邸前往永田町的官邸，与前防卫大学校长猪木正道会谈。１０时：在官邸接见访日中国作家代表团。接着，接受美国ＩＢＭ公司董事长的访问。
中午：前往代代木奥林匹克纪念青少年中心，对国家公务员研修班讲话。下午在官邸与内阁阁僚会议。接着会见大平派国会议员。之后会见当地后援会的妇女部４０名代表，出席台湾关系的团体新旧任理事接替典礼，与日本中部电力会长会谈，出席众院预算委员会议。
６时回到私邸，１０时就寝。如此过一天大平每天早晨习惯６时起身。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报和听新闻报告。每晚在晚饭后至上床就寝之前，必定将一天之内所会见的至少十人和更多人的会谈内容和两个以上的会议经过，进行整理、消化、综合。之后带着疲乏的身体就寝。临睡之前，他常常自言说：“又过了一天！”好像有一种“解放”之感。
上述只是首相平时的工作秩序，如遇选举，招待国宾，那就更加忙碌不堪。从今年３月起，为准备参院选举，大平放弃了周末的休息，到地方去出席各种集会。４月底访问美国。当４月３０日出发这天，上午出席参院的选举激励会，接着接受东京都知事和前驻美大使东乡的拜访，出席外务省干部的访美学习会。接着举行内阁会议和政府与执政党的联络会议。到下午２时才直接登专机飞美国。即使在长途飞行之前，他也得不到那怕只有片刻的休息。
在美国，大平与卡特会谈结束后，即转飞墨西哥、加拿大访问。突然又中途决定参加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国葬。到５月１１日回国时，连拨回时差的时间也没有。第二天一早８时，就在私邸会见地方镇长，然后到皇宫接受封勋。
大平回国之后，连休息也没有，又不顾疲劳前往神奈川、滋贺、大阪、和歌山等地演说。他说，“我不去的地方，就召集不到人”。这期间众院又通过了不信任案，对他的打击极为严重。他解散众院，准备大选，这一期间简直是心力交瘁。最忙的首相澳洲前外交官，前总理惠特拉姆的政策顾问、现在在日本上智大学国际部任教的格力哥里·克拉克说，日本首相从来都是全力贯注党内及内政事务。最近因日本国际地位提高，首相的外交活动大大增加了。他说，在大平以前的历届首相，全力关心国内、党内的问题，外交活动不多。从大平开始，却要参加各种海外活动，超出了人的体力负荷的限度。
他说，在澳洲，国会只在星期二、三、四办公，日本国会不仅星期六办公，有时还工作至深夜。日本总理星期天常常没有休息，春、秋也没有假期。制度要改革大平的过劳，与自民党地位走下坡有关。早年岸信介、池田、佐藤执政时期，自民党稳居大多数，身为总裁，不必担心党内分裂，大平接任以来，自民党内部分歧，反对党加紧攻击，迫使他要花许多时间整顿党内，加上国际局势动荡，日本安全受到更大的威胁，大平就须要以更多时间处理国内外政务，加上这次党内造反，身心难支，终于以身殉职。